中国的企业大多是速度效益型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当速度开始下降时，效益随之下降。
十几年前我们做过研究，如果速度效益型的模式不变，GDP增长速度低于7%时，有40%甚至一半的企业会亏损。
我们的企业在高速增长时才能赚钱，但国外企业却是另一种情况。美国平均增长速度2%-3%，日本1%-2%，欧洲甚至零增长，但大多数企业能稳定盈利。
所以，中国企业一定要适应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现在的增长速度已经是7%以下，以后还会有5%-6%，甚至更低一些，大多数企业要有稳定的盈利，就需要盈利模式的转型。这是从微观层面上看中国经济转型面临且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2、五大改革要害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着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
根据研究，中国的这五大基础性成本大概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出一到两倍。中国人均收入8000美元，美国等发达国家超过4万-5万美元，我们的这些基础性成本如此之高，令人困惑，值得深思。
除了资源禀赋外，主要还是相关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效率不高。这些成本不仅直接影响到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还影响到民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
必须按照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这方面已经讲了许多年了，应当有标志性的大动作，以彰显改革的勇气和决心。这将是一项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发展实体经济、提高国民经济效率至关重要。
第二，把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
中国的企业税率在国际上看并不算很高，但各种收费的负担相当重，这样算下来，税费综合水平就比较高了。
美国特朗普减税后，国内减税的呼声也比较高。但在现有税制且财政收支压力大的情况下，实际上能够减的空间并不大。
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应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直接税为主。减税要与税改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推进。一方面，应当把房地产税、环境税等征起来，消费税作为地方税的一部分，相应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税费。部分国有资本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相应降低企业上缴“五险一金”等的负担。
第三，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十九大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的深化和提升，是国资国企改革思路的重要调整。
国有经济必须实现战略性调整，从传统企业体制退出，从传统的实物形态中退出，从过剩的、缺少竞争力的产业退出。
发挥国有资本规模大、直接体现国家和各级政府意志、对政府要求执行力强等独特优势，更多地集中于提供公共产品，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战略性大型项目，如大飞机、核电站等；创新基础设施，如国家实验室等；国防建设、生态保护等领域。
第四，农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了！
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的城市化，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件事情是内在统一的，乡村振兴实际就是城市体系在乡村的延伸。
这些战略的实施，必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的要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农民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流转起来。
人员、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进行市场化配置。把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分给农民，真正保护和扩大农民利益，扩大最具潜力的中等收入群体。
第五，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
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差距最大的是服务业，重点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业。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技术是软技术，知识是不可编码的知识，体验性的知识。吸收这类技术、知识、经验，一定要深度开放和合作，这与过去工业领域引进技术有很大不同。
同时，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改革和竞争，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能。
3、中国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绝不能自傲
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9000美元，还没有到1万美元，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4万美元以上，美国是5.8万，欧洲几个国家超过8万美元了。从整个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现在仍然是个追赶者。
从1万美元到4万美元，都可以从发达国家身上寻找经验，这里边很多东西都是要学习的。这个学习的基础打牢了，将来创新才能创出新的东西来。
中国现在非常需要一个正确的定位。自信是必要的，但多跨出一步就是自傲，中国远远不到自傲的时候，虚心一定会使人进步。
中国的重点大学或者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研究，可以作为下一步开放的重点。
美国有很多的优势，它最大的优势是人才的优势，集聚了全世界优秀的人才，我印象最深的不是白人，而是那么多的黑人。
中国下一步怎么能够有高水平的教育和研究？如果没有一大堆诺贝尔奖的创新出来，中国要成为创新大国很难，这个距离还是要拉长。
知识的积累，人才的积累，这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则若干年以后，要成为真正的创新大国很难。
建议在中国创新比较活跃的地方，比如说深圳或杭州，搞一个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研究特区，实行一些特殊政策，在国籍、人才吸引、招生、经费管理等方面实行特殊政策。深圳的南方科大，杭州的西湖大学都可以试试。这样下一步对外开放，它真正是上水平，上台阶了。
4、创新的要害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解决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创新）。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推动以下方面的改革。
其一，解决好对增长目标的认识和机制问题。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的“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其中没有关于GDP增长的指标。我们以后再也不能被那些不切实际的高增长指标绑架经济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在经济发展的目标上，我们以后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就业创业、质量效益、经济的稳定性、经济的可持续性等方面。
其二，稳定社会、市场和企业家的预期，这一点很重要。
十九大报告中有几句话值得关注，就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要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市场优胜劣汰。
另外还要注意一句话，就是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我觉得这传递了很多信息，我们的社会、市场，特别是企业家都应看到，中国有一个清晰的长远的发展目标，正在坚定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保护产权，包括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
其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降低全社会的土地、能源、通讯、物流、融资成本。
这些在十九大报告中都强调了，特别提到要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等。这里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是我们最近讨论比较多的、感到很困惑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相当多的成本比发达国家都要高。
其四，推动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结构优化和战略性重组。
关于这方面，应特别关注十九大报告中的一个提法，就是“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应该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进行再一次的延伸、提升。
其五，更加重视创新环境的建设。
我国在创新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产业应用和市场推广上，原始创新或源头创新甚少，短板主要在基础研究和大学教育。补上这一短板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形成有利于自由探索的思想市场、鼓励创造性的学术规范和包容性促进机制。
最后，进一步提高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我们现在还处在追赶期，还需要谦虚谨慎，还需要去学习，有些方面甚至还需要去模仿，当然今后我们的创新会越来越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还要继续吸引外资，并不是因为缺资金，而是缺资金背后的技术、管理、供应链、品牌、营销渠道等东西。针对这一点，十九大报告指出，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这一点应当在实践中贯彻落实。
5、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触底？
经济增速逐步下行，有些人相当悲观，担心中国经济到底还有没有底？我的观点是，不要那么悲观，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而且已经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中速增长期，这是一个大的判断。
高投资要触底，主要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大需求要触底，或者通俗地说，这三只靴子就要落地。
目前出口已经回落，基础设施投资的最高点已经过去。房地产也是如此。美国、英国、韩国、日本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的时候，房地产投资都接近历史需求峰值。经过我们测算，中国占房地产投资70%的住宅历史需求峰值是1200万-1300万套，已在2014年达到。此后，房地产投资增速会逐步回落。
2016年一季度，由于一线城市房价上涨，房地产投资开始回升，有人又变得乐观起来。我们提出，这只是短期回升，不可持续，还会往下。
一说触底，有人就会兴奋起来，马上想到一个词叫“触底反弹”。最近有些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会上7%，还能持续一些年。
但我们认为大的V型或U型反转是不可能的。如果采取某种激烈的刺激措施，也不排除偶然会上7%，但一年都撑不下来，而且必然会大起大落，副作用很大。这里所说的触底，确切的含义是指“稳住了”，不再明显地持续下降，然后平稳进入中速增长平台。
6、地方政府的角色转变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首先要解决发展的目标、评价和激励体系问题。GDP挂帅不能再搞了，用什么样的新指标，需要深入研究。
一个办法是找一个新的主要指标，如就业；另一个办法是找若干个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如就业创业、质量效益、稳定性、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指标，形成一个指标体系，或综合系数。
接下来就是地方竞争的内容，与高速增长期相比，将会有很大改变，包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营商发展环境的竞争；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的竞争；吸引中高级升级生产要素、形成合理分工结构的竞争；“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发展模式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竞争，如此等等。
7、让“老经济”释放新动能
如何使“老经济”释放出新动能？关键是要让“老经济”加上新体制、新机制、新技术、新商业模式。
从这个角度看，释放新动能，大体上应着眼以下几个领域。
制造业投资的成本一直受到市场关注。在社会生产运营成本结构中，能源、电信、运输、融资等成本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部分成本降不下来，与这些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性垄断直接相关。
比如，在石油天然气行业中，除了“三桶油”，包括地方国有炼油企业在内的其他企业受到诸多限制，民营企业进入更为困难；发电企业竞价上网进展迟缓，输电价格不尽合理；
我国有世界上最多的电信用户和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电信运营成本理应最低，但资费高的问题依然突出；
铁路特别是高铁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其运营和服务水平与其他竞争性运输行业相比仍有差距；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由来已久，银行上市公司利润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以上，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甚至超过美国等金融业发达国家，表明银行和其他金融行业在市场开放、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因此，可以在基础产业领域采取一系列实质性的改革举措，如石油天然气行业允许地方炼油企业和其他民营企业进入上下游，通过上海石油交易所打通国内国际原油和成品油市场；在发电、配电环节逐步形成竞争性市场，输电环节也可通过特许权或经营者竞标，在一定程度上引入潜在竞争者；在铁路系统开展网运分离等引入竞争的探索；组建一两个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改进电信市场的竞争结构；在金融市场推动更多鼓励支撑实体经济、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的准入和竞争。
基础产业放宽准入，也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战场。“混改”可以在两个层面上理解和展开，一是在国有企业股权结构中引入非国有投资者；二是在国企垄断的行业中引入非国有企业。前者可称之为“企业混改”，后者可称之为“行业混改”。从实际经验看，后者更易操作并取得成效。这类改革在提高行业效率的同时，也将带来可观的投资增量。
近期地区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分化”，在部分企业盈利回升的同时，另外一些企业（在有些行业是多数企业）日子并不好过。这种态势反映了经济接近底部、转入中速增长的一个规律性变化。当需求相对收缩、供给侧竞争加剧，分化就不可避免。那些在转型升级或创新方面率先行动的企业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反应迟缓或不行动者将“被组合”或被淘汰出局。
适应供给侧竞争机制面临多方面挑战。例如，所谓“落后产能”，是以技术装备的容量大小，还是以实际市场竞争力状况作为判别尺度？去产能，是人为减少生产时间，还是使无竞争力生产能力特别是僵尸企业退出市场？兼并重组，是让优势企业主导，一加一大于二，还是行政性地“拉郎配”，让好企业背上差企业？如此等等。
思路和机制对头，优势企业将加快成长；不对头，则可能使去产能成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甚至拖垮好的企业或行业。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至少还有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是增长潜力最大的领域，其中包括研发、金融、物流、信息服务等行业。另一个重要的增长领域是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行业，如医疗卫生、养老、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体育等。
互联网技术是近年来最引人注目、超出预期的一个领域。通过加深信息密度、减少或消除信息不对称、线上线下结合优化资源配置等，提升了部分领域的效率，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方式。可以预见，互联网与流通和消费端的结合只是序幕，与生产领域的深度融合具有更大潜能。
这个领域也表现出典型的“创造性破坏”特征。在网购快速增长的同时，传统商业减速或衰落；网约车则受到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抵制；互联网金融行业鱼龙混杂，在看起来创新活跃的同时，不乏传统欺诈借道互联网技术的案例。
管理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顺应互联网融合实体经济大势的前提下，在发展初期给创新者更多的空间，允许他们试错、纠错，同时谨慎处理好“创造性破坏”带来的诸多冲突和矛盾。
比如，鼓励传统商业搭互联网快车，实现业态转型；通过培训、拓展渠道等，促进就业结构调整。难度更大的或许是监管者需考虑如何跳出“要么全放、要么全管”的行为惯性，通过监管理念和方式方法的创新，提高对互联网时代经济活动新特点的适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