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上半年去杠杆政策如火如荼的推进后，近日山东德州的“无还本续贷”被树立为金融创新，支持小微企业的典型，其背后折射出经济下滑时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以及政策急转弯以维稳放松的意图。回想一年前，中国决策层尚在担忧国内房地产泡沫以及经济过热风险，采取了严厉的去杠杆与强监管措施，一年后的当下，担忧已被经济下行过快与外部贸易战风险取代，政策基调也随之变为“六稳”，即强调“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那么，如何做到“六稳”？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可见基建投资已被看作是重中之重。虽然结束基建增速持续下降局面对于稳定投资有所帮助，但倘若再度掀起一轮基建潮，也并非良方，不仅可能进一步增加政府债务负担，让前期去杠杆以及加强财政约束的努力遭遇挫折，也可能边际效益越来越小，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笔者认为，加大基建不如切实大幅减税。考虑到当前中国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重，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名义增长、居民收入增长乏力等事实，以减税来帮助资金更好流入居民和企业，能够更加直接地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强企业的再投资能力，促进消费和有效投资的增长。更进一步，税改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并非短期政策刺激，是更为长效的机制改变，有助于为中国经济释放改革红利，并帮助中国走出经济周期越来越短的怪圈。
“六稳”背后的困局
7月31日政治局会议提出“六稳”目标，在笔者看来，这其实反映了当前决策层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六个不稳的担心。
一是就业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以及去杠杆政策延续，当前国内消费与投资均出现明显下滑，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存在运转困难。同时，考虑到中美贸易战可能演变为持久战，外贸企业也面临明显的生存压力，稳就业已成为“六稳”的首要任务。
二是金融市场方面，上半年中国债券市场违约频发，P2P跑路事件日益增多，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例如，今年上半年，债券市场共有253亿元债券发生违约，共涉及25支债券；与此同时，P2P平台迅速缩减，违约事件此起彼伏，据统计，截至6月末，国内累计设立P2P平台6183家，其中停业及问题平台4347家，占据七成。
三是贸易前景不容乐观。尽管7月贸易数据超出预期，并未反映贸易战的冲击，但在笔者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7月贸易订单主要是数月前签订的，且前期人民币贬值一定程度对冲了影响。考虑到7月发达经济体PMI集体回落以及中美关税的不断加码，未来中国出口形势仍将面临很大挑战。
四是外资方面，当前人民币贬值与资本外流也存在一定的压力。6月以来，人民币从6.4贬值至6.9，当前汇率距年内高点已贬值10%，甚至有担心认为人民币可能会破7，并加速资本流出。可以看到，央行已经将外汇风险准备金从0%提升至20%，显示央行对汇率贬值的担忧。与此同时，国内正加速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以促进资金的双向流动，降低资金大规模单向流动风险。
五是投资方面，今年以来在去杠杆政策与财政约束增强的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出现明显下滑，其中，基建投资是主要拖累，6月单月同比增速已回落至2.2%，制造业投资略有反弹。房地产投资虽然接近两位数增长，1-6月累计增速为9.7%，但主要与同期土地购置增速较快有关，上半年土地购置增速高达7.2%。伴随着下半年房地产调控不放松政策持续，预期房地产投资会面临回调。
六是预期方面，在内外部风险加大的背景下，国内资本市场出现明显动荡 8月7日上证综指再度跌破2700点，徘徊于近两年低位，逼近2015-16年股灾后的最低点2638点，反映了当前市场信心不稳的情况。当然，相比于国内投资者，目前海外资金并没有国内投资者悲观，认为A股已被过度看空，并已开始布局A股。
基建大干快上并非良方
应对六大担忧，决策层同样在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释放出了明显的政策调整信号，如强调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等等。随即基建投资明显加快，如中国铁路投资增速等领域出现恢复性增长，地方专项债发行提速等，预计在政策支持下，下半年中国基建投资将会出现明显反弹。
虽然稳基建对于改变投资持续下行局面具有关键作用，且能一定程度上起到政策托底的效果，但并非力度越大越好，过度依赖于基建投资带来的短期增长反弹，从长期来看存在如下弊端：
一是加剧债务风险。2017年至今，中国政策层一直致力于落实去杠杆与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同时，伴随着对地方政府债务约束的增强，如加强官员的债务责任终身制、规范融资平台、引导基金以及各类产业基金的地方政府资金约束，前期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过快的局面已经得到遏制。
例如，出于债务担忧，年初多个省市基建投资已被叫停，包头地铁项目是其中之一，当时项目预估涉及资金300亿，而包头市财政挤水分后，2017年财政收入已缩水一半至138亿，仅地铁投资便是同期财政收入的数倍。可以想象，一旦未来放开对基建投资的大干快上，有可能会再度激励各级政府部门大搞投资竞赛，加重债务风险。
二是基建对于经济的边际效益递减。经过过去十年间，基建投资超过20%的快速增长，当前中国的基建存量已然不低。2017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高达63万亿，占GDP的76%，而基建投资为14万亿，占GDP的17%；此外，中国建筑类产品消耗全球第一，2017年全球粗钢总产量达17亿吨，其中，中国产量为8.317亿吨，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总和。
在笔者看来，经过多年高速发展，当前中国极具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已经基本完成，未来基建投资带来的经济效益会逐步降低。如牛津大学研究员阿提夫•安萨尔(Atif Ansar)在《牛津经济政策评论》论文中指出，中国逾半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摧毁，而不是产生”经济价值，因为成本比效益更大。从这个角度分析，仅因为稳增长而超出既定安排，加快推动基建项目，有可能出现重复建设与结构性供应过剩的问题。
第三，加剧“国进民退”现象。2008年以来，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国进民退局面，在笔者看来，这与当时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有关。反观当下，国有企业往往是预算软约束企业，且不少面临高杠杆率问题，新一轮的投资拉动是否会再次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加剧国企与民企的不平等地位？倘若如此，从长远来看，将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
减税还富于民，势在必行
在笔者看来，比基建更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大幅减税，这主要是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的减税空间仍然较大。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在全球范围内位列前茅，根据世界银行联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缴税2017》报告，在全球190余个经济体中，中国以68%的税收负担排在第12位，远远超过世界平均40.6%的总税率水平，不仅高于美国、日本的税负水平，二者分别为43.8%和47.4%，甚至超过印度的55.3%。
除此以外，近年来税收的增长也为减税提供条件。例如，2017年，中国的个税超过预算多增720亿，说明个税改革存在较大减税空间。而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名义增速为10%，但各主要税种的增速也均显著高于GDP增速。如上半年税收收入增长14.4%，其中，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速16.6%，企业所得税增长12.8%，企业税负仍然增长较快，负担较重，不利于企业增加投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20.3%，在居民收入持续下降的当下，个税的高速增长也会对居民消费造成负面影响。
其次，减税对于扩大内需的效果也将更加显著。正如政治局会议强调的，扩大内需已成为应对外部风险的重要方式，在笔者看来，减税对于扩大内需的效果则十分直接。例如，居民方面，如能推动个税改革，即一方面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与降低税率，可以减少纳税基数，一方面考虑到个人负担，将家庭抚养人口、按揭贷款等等纳入个税抵扣，将会有助于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支持消费提升。
从企业层面来看，营改增以来，企业由于税收征管力度趋严，抵扣链条不完整等原因，不少企业存在实际税负增加的情况。此外，“五险一金”过高、去杠杆下资金成本上涨，以及环保不断提高，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运行困难。例如，以北京地区税前万元月薪为例，企业需要额外承担的“五险一金”成本为4410元，劳动者扣除个税和社保缴费2543元，劳动者与企业共同承担的成本接近8千，税收负担过高。实体经济只有切实的大幅减税，才能改进经营环境，增加投资。
再有，减税符合当前贸易战略转型的需要。以往中国的贸易战略往往是鼓励出口，但伴随着中国的消费升级，中国居民对于海外高端商品的需求进一步加大，中国正从过于追求出口转向进出口并重。然而，当前中国面临的情况是，进口关税虽然不高，但加上增值税与消费税后的进口综合税负仍然较重，如进口大排量小汽车，加征三税之后，最终售价可能是到岸价的2倍多，从鼓励进口的角度来说，减税同样存有空间。
最后，减税是财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重要一环。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周期越来越短，与近年来采取的宏观政策大多具有短期、行政化特征密不可分。通过减税，从制度上就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局进行解困，效果更加长远。实际上，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财税改革提速便已成共识，但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房产税、个税的推出均落后于时间表，企业减税降费的实际效果也并不明显。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若要走出“六稳”困境，加快长效机制建设，减税与还富于民，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