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础”。在信息社会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为不断应对政府、市场和社会良性运行存在的挑战，国家治理方式从总体支配走向技术治理，[1]并接受和应用新公共管理相关理念，但基层政权存在的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基层政权时常疲于应对各种指标和要求，难以积极有效回应社会需求。因此，如何在信息社会环境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构建执行有力、自主有效、规范有序和灵活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极为必要。
基层政权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重要位置，一方面是党和政府政策的具体落实者，另一方面是社会需求与社会问题的具体回应者和处理者，是党在基层的“战斗堡垒”，也是党获得广大群众支持的基本来源。建设好基层政权，无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但是，基层政权目前仍存在“有事无人办”、“有人无事办”、“白加黑”、“五加二”、“横向不到边”、“纵向不到底”等现实问题，需要完善机构设置和权责配置，需要增强政策执行能力、组织号召群众和服务回应群众的能力。这些问题的存在，一直是我们在着力解决，而且又是很难解决好的问题。甚至周雪光认为，中央的一统体制与地方和基层有效治理是一对悖论，问题只能在某些时候缓解，但不可真正解决。[2]然而，黄仁宇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技术和信息的传递，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些问题可以解决。[3]不过，周雪光认为，技术的进步反而会加强对基层的控制，让问题更加严峻。[4]本文认为，虽然截至目前，每一种社会形态下，基层管理体制和治理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但技术是关键变量，问题的出现和应对不是一种循环。不同的技术变革对应不同的社会形态，在信息技术日益进步的信息社会，基层政权面对的社会需要更大的自主空间，面对的问题更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和传导性，需要基层政权能够更为自主和积极地回应社会需求，更为迅速和整体协同地应对社会问题。因而，在信息社会，基层政权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更容易凸显，同时，基层管理体制的走向——简约高效也更加明确。
信息社会基层管理体制走向简约高效的一个基本的现实前提是：信息社会的技术进步已经赋予了中央和各级政权对基层政权和社会的强大控制力，保障了中央和各级政权的监管和纠偏能力，因此可以赋予基层政权和社会以更大的自主空间，保持较强的灵活性，实现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这既符合国家治理的总体性诉求，又满足其现代性诉求。[5]在这个前提下，信息社会也赋予了构建基层简约高效管理体制的技术手段和由此形成的制度安排。
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基层管理体制都表现出不同的运行方式和特点，这是由社会发展和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架构所决定。信息社会和中国国家治理基本架构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基层管理体制走向简约高效治理，而且需要从多个维度去理解和阐释。
信息社会中国基层管理体制走向简约高效，是技术、组织、社会和政府①在历史的逻辑下演化的要求和结果，是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技术形塑基层管理体制的必然结果。从宏观的层次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生产工具的进步(技术进步)改变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而推动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的矛盾运动，必然改变政府的组织和运作方式。从中观的层次分析，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改变了人的交往方式和社会的组织方式，改变了社会组织和政府组织的关系，需要政府组织调适自身，适应新的社会组织环境。
信息社会技术的进步，持续降低了交易成本，让信息得以快速传播，人的交往行为更加多样和自由，也需要更大的自主空间。因此，政府需要“简政放权”给予社会更大的自主空间。科斯认为，交易行为和每一项交易都包含谈判和交易的费用，也就是交易成本。[6]威廉姆森认为，交易成本主要包括搜寻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和监督成本等。“理性经济人”在信息不对称和认知偏差的情况下，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为了避免机会主义行为，需要搜寻信息，以完成交易活动，因此，产生了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可以根据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维度进行测量。[7]在农业社会，一个封闭的组织环境里，不确定性低，交易频次高，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但组织间的资产专用性高，不确定性高，交易频次低，导致有非常高的社会成本。所以，农业社会的组织相对封闭。工业社会，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为了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各种组织包括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大量出现，同时组织间的交易成本也有所降低。信息社会，信息传播的快速性和及时性，有效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相应的衡量维度表明，人与人之间，组织内部和组织间，交易成本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降低必然扩展了人的交往活动范围，减少了对个体和组织行动的约束。同时，社会中的个体和组织也要求减少制度性约束，以实现更大自主交往空间。社会如何有更大的自主空间?需要政府“简政放权”，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社会，让市场能够更好的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社会能够更好地自我调节。
随着技术进步和交易成本的降低，组织间关系趋于网络化，社会与政府以及社会组织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社会趋于整体化，面对的问题更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和传导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权应该通过内部合作，整体协同及时化解问题，同时也需要与社会合作，完成政府需要提供的各种服务。由于交易成本的降低，组织为了减少自己的成本变得更加开放，组织间的联系增多。同时，由于信息获取的便利，组织自我学习的能力增强，组织的跨界行为增加。更多的组织联系在一起，在平台上运作，构成组织交往和个人交往的生态系统。在平台形成的生态系统中，各种组织、群体和个人都参与其中，政府往往也是重要的参与者，有时也是平台的建设者和主导者。社会本身包含政府在内，越来越趋向于整体化，在相互的关联之中，各种主体共同合作。因此，区别于农业社会的组织封闭化的同质性社会，也区别于工业社会的组织功能化的异质性社会，信息社会是交互网络化的整体性社会。置身于信息社会之中的政府，特别是基层政权，一方面需要积极与社会合作，在合作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满足人民需要，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要整体协同地及时解决各种社会问题，防止问题的累积和传导，保障社会稳定有序。
技术的进步，也促使着各级政府和基层政权自身的调整，更加简约高效的优化内部管理，通过技术手段的应用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实现上级对基层政权、基层政权内部以及基层政权对社会事务的简约高效管理，降低管理成本，实现更高效率。上级对下级的有效管理，以及部门间的协同合作，需要保障层级间和部门间的信息畅通，需要平衡上下级和部门间的权力和责任分配。在农业社会，由于交易成本太高，上级很难实现对下级的有效管理，而部门间的合作也是困难重重。工业社会的科层制的专业化和层级化，让上下和部门间的管理更加有效，但趋于复杂，各层级和部门利益争夺问题难以解决，同时，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严重，简约高效的管理仍然难以实现。信息社会，信息的开放共享平台在政府内部已经开始推广，上下层级间和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逐步顺畅，信息壁垒和利益分割问题正逐步解决，简约高效的政府内部管理可以实现。
根据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架构，基层政权处于国家政权的终端，也处于政府与社会联系合作的交汇点。因此，基层管理体制简约高效的阐释应当包含三个维度，一是从上级政府管理的维度说明基层政权能够在简约的体制下实现高效运作;二是从内部管理的维度说明基层政权能够实现简约高效的组织运作;三是从社会需求的维度说明基层政权能够实现对社会的简约高效治理。
1.上级政府管理的维度
基层政权是上级政府具体实现决策、执行政策和反馈政策结果的主要抓手，因此其能否简约高效地运行，对于上级政府宏观管理和具体政策措施实施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因此，在上级政府管理维度的视角下，上级政府能否对基层政权实施简约高效的管理，在较为简约的体制机制下，付出较少的成本，让基层政权高效实现管理目标和政策目标尤为重要。在技术和交易成本作为重要变量的情况下，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管理特征(以简约高效为分析的着眼点)有着明显不同(如图1所示)。由于技术水平较低和交易成本较高，在农业社会，上级政府只能对下级政府实施简约管理，但上级的管理目标难以有效实现，主要是因为控制手段缺乏。在工业社会，技术进步和交易成本降低，科层制的专业分工、程序性和规范化成为政府的重要特征，上级政府能够实现对下级政府的有效管理，管理的高效特征能够实现，但是臃肿的机构设置和冗余的程序设计，并不能实现简约的特征。而信息社会，在信息开放共享的基础上，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有效控制是可以实现的，并且在信息开放共享的平台上，既是简约的也是高效的。
2.基层政府内部管理的维度
基层政权内部的管理是否简约高效，是其政策执行能力，以及回应社会需求和解决社会问题能力的重要保障。简约高效的基层政权内部管理表征着基层内部党政关系、部门间关系的协调，也表征着规范和程序化的有效与简约。从农业社会走到信息社会，基层政府内部管理有着显著不同。农业社会中，由于上级政府对下级管理的简约性，以及在技术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基层政府治理社会的简约性，基层政府并不需要复杂的部门设置，也不需要复杂的程序和规则实施内部的简约管理。由于难以实现有效的规则化和程序化约束，其内部简约管理并不高效。内部管理人员一旦脱离管理者视野，在技术手段不足的情况下，就存在约束无效的可能，因此难以期待工作的有效性和管理的高效。工业社会中，部门的复杂设置和规范与程序设计能够有利于管理的有效性，实现高效管理的目标，但却不能实现管理的简约化。信息社会中，基层政府依靠技术手段，可以实现工作的规范化和工作的有效性，从而实现简约高效的内部管理。
基层政权直接面对社会，是为了了解和回应社会需求，以及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最为重要的主体。基层政权不仅是政策执行者，而且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对回应社会需求和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和提高党和政府的合法性至关重要。简约高效的基层政权能够便捷和有效的满足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农业社会中，由于技术手段和交易成本的制约，高效回应社会需求和解决社会问题是难以实现的，只能实现对社会的简约治理。工业社会中，由于科层制的专业分工对应于社会的功能区分，可以高效满足社会需求，并解决社会问题，但内部程序的复杂并不能实现其简约化，而且复杂性本身往往影响高效的实现。信息社会，基层政权可以运用技术手段，让专业化分工转变成整体合作，简化复杂程序，缩短时间和拓展空间，实现简约高效地回应社会需求和解决社会问题。
二、制约基层管理体制简约高效的制度逻辑
简约高效是信息社会基层管理体制的必然走向，不少地方的数字政府治理实践已取得显著的成效，对构建简约高效基层管理体制具有借鉴意义，但制约简约高效基层管理体制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主要来自于上下级政府间的关系梳理不清，以及基层政府应对社会压力的思维方式。
(一)压力叠加传导与技术强化下的科层制逻辑
着眼于各级政府间关系，中国政府的运行方式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财政联邦体制”、[8]“地方分权式威权主义”、[9]“行政发包制”、“运动型治理机制”、“压力型体制”等分析各有其合理性和解释力。简而言之，中国政府运行方式和层级间关系有这样三个基本的特点：一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有着较强的控制力，特别是关于“政治性”政策和任务;二是下级政府相对于上级政府的控制，在经济和社会管理事务上，有着较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三是基层政权承受着多重压力，包括上级政府的要求、同级政府间的竞争、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市场资源的争夺。究其原因，一是赶超型国家和无限责任政府的逻辑;二是维持政府和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逻辑。这些特点和逻辑导致了政府间的压力叠加传导。“一票否决”、“政治性任务”、“招商引资一号工程”等硬性和竞争性压力让各级政府要“打提前量”，分解和放大指标，下压责任，不断“加温加压”。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科层制的技术治理，各种指标不断被细化，各种表格数据不断被增加，使用的项目资金必须限期发挥成效并按时上报数据。每到一个任务的中期和最后考核，每到月末、季末和年末，各种表格的填写和数据指标要求就会如约而至。在山东菏泽A镇的考察中，镇党委书记说，“我们90%的时间是在应对上级的要求，想尽办法要让数据达到指标要求，把表格填好。”压力的叠加传导和技术治理对科层制的强化让基层政权难以喘息，“一手托着乌纱帽”，“一手托着高指标”，到处都是“一把手工程”，导致“个人化”、“泛政治化”、“落实文件化”、“成效数据化”，[10]难免出现“项目包装”、“数据造假”、“提拔任用酌情”和政府应有责任机制失衡的问题，某时某地高效，某时某地无效，有时简约却有失规范，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难以实现。
(二)向上释放有效信息的官员晋升逻辑
“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是分析地方政府行为的重要理论，当然，众多学者对此也有着不同认识。事实上，不论竞争性指标是GDP或其他，同一层级和相似环境的地方政府官员确实存在着竞争，实现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向上级释放竞争的有效信息。信息释放如何有效，不外乎三点：一是信息或符合上级需求的导向，或能为上级增光添彩;二是在信息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自身释放的信息相对质量要高;三是自身释放的信息要更有创新性。为此，各级政府难免集中力量做“政绩工程”，力争“放卫星”。上级政策往往采取项目制的方式向基层推进，为实现信息的有效释放，要求基层政府抓落实，“限期”、“提前”、“高标准”完成任务。项目一方面利用上级政府的补贴作为诱饵钓取基层更大的资金，另一方面也被列为考核的指标，用行政压力保障执行。基层政府为应对，或本身也为实现向上释放有效信息，一般采取四种措施：一是把上级的要求和自身的要求结合起来，积极推动，既实现上级目标，也实现自己的目标;二是变通执行，根据自己的目标，转化上级要求，利用上级资源，实现自身需求;三是拖延、应付，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只能“打横幅”、“挂牌子”装点门面;四是抵制，这种情况往往是在基层政府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出现的，相对来说较少出现。基层为集中资源和精力完成这些项目，往往丧失因地制宜进行决策的自主性，也避免不了不能兼顾民众偏好，不当分配有限资源，打造“卫星村”和“卫星项目”。有时这些项目确实能满足当地民众的需要，但有些确实是“面子工程”，基层政府临时仓促应对上级要求，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难以有效实施基层发展和治理的长期规划。因此，阻碍了简约高效基层管理体制的建设。
(三)非正式的任务驱动型组织逻辑
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的加压和技术治理对压力的强化，以及地方官员晋升的逻辑形成的各种任务，必然导致基层政府成为任务驱动型组织，而不是有自主性和真正回应社会需求的组织。基层政府往往为了实现指标，确定“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然后根据各工作任务，把所有工作部门和工作人员进行分组，领导负责，责任到人，根据年终指标完成情况考核领导和个人。根据对山东临沂B镇的考察，招商引资是镇里排序第一的中心工作，由党委书记直接负责，常务副镇长为第二负责人，再从经管站和土管所抽调人员，形成5人小组，完成年内指标500万。还有“计生综治组”、“财税企业组”等5个组，每组有负责人，也有完成指标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当有一些重要任务无法划入各组，或任务非常重要时，需要临时创建小组。基层政府这种运行方式，以官僚制为基础，在分组时兼顾科层制特点，以组织动员为手段，保有对党组织、行政部门动员的能力。区别于运动型治理，基层政府的这种运作方式不是临时组织运作，而是其日常的运作方式。
但是这种非正式的任务驱动型组织及其运作方式，并不能体现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首先，组长的实际权力远超制度所赋予的职位权力。“工作组”的组长根据任务和乡镇实际，可以灵活多变地调动资源，协调关系。但是，非正式权力的产生，并没有相应依据，权力清单和编制设置并不有效。其次，党政关系的问题难以处理。在分组过程中打破了党政分工的职权限制，党的事务和狭义上的政府事务难以有效区分。特别是当工作上升到“政治性任务”时，狭义的政府很难有自主权。再次，可持续的规范化运作难以实现。分组运作的基层现实，在有较强的党委领导下，往往成效显著，而“关系弱”和“能耐差”的领导，则难以让基层政府有效运行，即便不分组也是如此。因此，同样基础条件的基层政府，实际的工作效果有着明显的不同。同样的基层政府，在不同领导带领下，会有不同的发展前景。最后，由于“一把手工程”和“责任到人”，用人和激励机制被扭曲，“附庸与庇护”的领导与工作人员非正式关系容易滋生。[11]因此，这种非正式任务驱动型组织逻辑，破坏了正常的基层政府运作法定模式，也产生了负面问题，阻碍着规范化和可持续的简约高效基层管理体制的形成。
(四)底线思维的维控逻辑
“乡镇政权缺乏回应乡村社会治理需求的主动性和能力，只能援引各类权力技术，来完成自上而下的压力性任务;同时，调动一切正式和非正式的力量与技术手段，应对一些危及乡村社会稳定的突发性事件，从而维持乡村社会的基本稳定。”[12]基层政权在压力叠加传导和技术化科层制逻辑下，根据“政治任务”和“一票否决”等要求形成了底线思维的维控逻辑。菏泽市A镇在人力、财力缺乏的情况下，需要完成多指标、高要求，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不得不应付。乡镇派出所是县公安局的派出机构，乡镇政府对其约束能力有限。另外乡镇派出所警员仅6名，对于偌大的乡镇而言，治安力量显然不足。乡镇还有很多的指标需要完成，负责综治的副镇长还有其他中心工作需要做，因此，秉承“不出事、不治理”的逻辑，各种综治的记录、表格和数据应付完成;一旦出现问题，为保住底线，抓紧“应急灭火”，想办法“摆平”，甚至不惜违反规则应用政策。
底线思维的维控逻辑，为应对上级，难以真正实现“天天抓，月月抓”，反而把“底线问题”转变成“应急问题”，把“回应和预防”转变成“灭火和摆平”。因此基层政权忙于应付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和指标性要求，往往缺乏对社会需求和问题的回应。在这样的逻辑下，基层政权难以实现简约高效的治理，而是疲于应对。
上述制约基层管理体制简约高效的制度逻辑，一直以来是政治行政体制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何实现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的良好控制，与如何让基层政府有效和高效应对社会问题，相对矛盾。同时，技术的进步强化了技术性治理，上级政府的控制力增强，但又引发了下级在强大压力下的被动应对和非规范化的运作，也没有实现有效的回应性要求。信息社会实现简约高效治理，解决顽疾和新的问题，需要重塑基层政权管理体制的制度逻辑，根据新的理念和逻辑，增强基层政府治理能力。
(一)有力的宏观管理与基层政权自主空间创造
基层管理体制的运行，在上级政府和基层政府关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防止基层政权在运行中偏离上级的要求，二是如何能够让基层有更强的自主性，能够不以“策略主义”的方式考虑组织的运行，让基层政权实现因地制宜的治理。历史以来，二者之间一直存在矛盾。在技术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基层有更大的自主空间，往往会偏离上级政府的要求。在技术能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上级政府可以时常控制基层政权，防止其偏离，但又因过度控制，导致基层丧失自主性。解决二者间的矛盾，才能实现基层政权管理体制的简约高效治理。
当前二者的矛盾主要是压力叠加传导与技术强化下的科层制逻辑导致的。解决这个矛盾，需要以有力的宏观管理防止基层政权的偏离，同时为基层政权创造自主的空间。信息社会，上级政府能够实现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其重要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得到了改善。因此，通过运用信息化手段，通过舆情、工作流程留迹、工作数字平台化，提升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监管能力，可以实现实时监管，实时纠偏。控制能力的提升，是创造基层政权自主空间的前提条件。通过大数据和智能化分析，在保障及时监管和纠偏的情况下，简化繁琐程序、优化考核方式、整合治理资源，上级政府做好宏观管理。从细化控制转变为宏观管理，能够为基层政权创造自主空间，保障基层政权有效治理，把更多的资源转移到创新性的可持续发展和对社会需求与问题的积极回应。有力的宏观管理保障统一性政策的高效执行，也保障了对基层政权的简约化管控。基层自主空间的创造让基层政权不再疲于应付，实现内部简约化管理和高效回应社会需求。
(二)有效及时的信息传递、开放和共享
进行有力的宏观管理，创造基层政权自主空间，以及解决向上释放有效信息的官员晋升逻辑导致的问题，需要减少上下层级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一方面来自于信息的封闭性和垄断性，另一方面是由信息传递层次和环节导致的传递速度慢、信息扭曲或失真。信息的封闭性主要是信息不能共享导致的，不能共享的原因，一是技术本身影响信息的有效传递，二是传递者隐匿信息以便自己获取利益，三是缺乏信息共享的内在激励和外在压力。信息传递的速度较慢，主要受技术原因和传递层级的影响，技术的阻碍、双向沟通的缺乏以及官员激励的扭曲往往致使信息扭曲和失真。但在信息社会，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建设数据平台，实现数据的集中和共享，社会主体互联互通，加大各级政府公开信息压力的同时，设立信息共享激励机制，就可以突破信息的封闭和解决传递不及时的问题，形成信息有效及时传递和开放共享的机制。
信息的迅速传递，特别是信息在社会中的及时传递，政府隐匿的信息，容易在社会中被获取，让各级政府难以通过隐匿信息免于监管，获取私利。信息的集中和共享与开放，将让上下级政府间有着更好的沟通，避免通过“政绩工程”、“装点门面”和“放卫星”等方式选择性释放信息。同时，也能够避免各级政府为实现自身有效信息的释放，向下施压，在实现宏观管理之外，加强对下级，最终是对基层政权的控制，使得基层政权疲于应对。
(三)规范高效的基层政权内部整体化协同运行
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保证，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坚持的基本原则。任务驱动型基层政权运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部门的整体协同，但长期采用非正式的组织运作方式，不能依法依规实施基层管理，引发了诸多矛盾和问题。究其原因，一是原有的科层制专业化分工并不适应信息化社会的需求，难以应对整体性问题;二是技术治理的压力和上级释放有效信号带来的压力，让基层治理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应对;三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结果导向，“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所塑造的“企业型政府”[13]让行政过程、规则和价值被忽视。
因此，改变现存问题，实现规范高效的基层政权内部整体化协同运作，既不可重蹈基层科层制专业化分工的老路，也不可延用技术治理的繁琐程序去控制，同时也不能采用“企业型政府”的运作模式，而应当建设数字平台和运用程序化控制的方式，实现基层政权内部规范高效的整体化协同运行。
由于自上而下的较大压力，基层政权在财力、人力和物力不足的情况下，难以有效回应信息社会的多种社会需求，预防和规范化解关联性和传导性社会问题。另外，虽然信息社会中社会参与的意识和要求不断增强，上级政府对基层政权也有相应践行群众路线的要求，但各种记录难免造假，各种活动难免流于形式。增强基层政权的回应性，难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和行政命令实现，即便由上级设置相应规范并提出指标化要求。实现回应性的基础条件，是形成社会参与的常规化和规范化机制。在信息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决策者、执行者和社会主体间的交流更加扁平化。信息不必在被筛选之后集中，政府再决策、执行。数字平台的构建可以直接实现信息集中，去除信息传递中的层级障碍，保障信息传递的真实性和时效性。政府根据信息的性质、热度等进行筛选，进而完成政策过程。在平台程序化设计中，对社会需求和问题信息进行分类，走入不同的回应程序，并给出不同的时限要求，按流程节点督促检查。同时，社会主体可以接入平台，作为社会力量，被赋予相应权限，参与基层政权社会治理，并监督基层政权的运行。如此，建构程序化和规范化的回应社会和社会参与的平台，形成民众自下而上参与治理的可行性机制，才能够让基层政权真正把群众路线落到实处，提升基层政权的回应性、激发社会参与的积极性。
在信息社会，由于组织网络化和整体化，社会主体能力增强，可选择的空间增大，需要更大的自主空间才能满足交往与行动的需求。因此作为直接联系社会的基层政权，应当给予社会主体更大的自主空间。给予更大的自主空间，可以发育社会的自组织，增强社会活力和创新能力。但同时，需要注意两种情况，一是社会自我组织能力不够，二是各种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导致组织难以有效合作。因此，给予社会自主空间不仅意味着要简约治理社会，不要过多的干预社会，也意味着要为社会编织自主空间，提供创制自主空间的公共产品和组织化平台。
重塑制度逻辑，构建简约高效基层管理体制，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才能得以实现。信息社会技术手段和相应的治理理念，能够革新原有制度安排，在党的全面和有力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基层管理体制依法合规、整体协同的简约高效运行。
(一)党委主导的规范化平台型基层政权运行模式
建设数字化平台型政府，能够打破部门间和层级间信息沟通的障碍，让信息集中和共享，实现“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的政府运行。英国2012年开始实施《政府数字化战略》，2017年实施《政府转型战略(2017-2020)》，确定了“数字政府即平台”的基本理念，创建共享平台，让政府所有部门集中于一张网、一个平台，信息集中共享，一站式服务，整体协同。[14]中国政府2012年《“十二五”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规划》把部门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作为主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努力在2018年实现中央部门信息平台化，信息集中共享。自2012年，以“政务服务”和“民生服务”为突破口，由点到面实现政府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协同。各个地方，以建设综合民生服务中心等方式，实现地方和基层部门的信息联通和共享。随着“放管服”的不断推进，各地方不断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在政务服务领域实现各部门的整体协同。例如，2016年浙江省实现“网上政府”一站式服务，2018年上海大数据中心建立，实现“线上”和“线下”一站式政务服务。数字政府平台化，不仅能够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整合协同各部门运行，同时也能实现政府运行的规范化。任务驱动型基层政权的运行，形成多个任务组，去除了部门的制约，虽是一种准平台化的组织方式，但难以实现规范化的组织运行。基层政府建设数据平台，不仅可以整合各部门资源、协同各部门行动，而且根据平台的程序化和时限设置，实现平台运行规范高效简约。
根据对各地方网络问政平台的考察，平台可以分为党委主导型、政府主导型、部门主导型。其中，党委主导型运作优势明显，能够有效集中信息，并督促各部门整体协同，整体回应速度最快，回应效果最佳。部门间信息集中与共享的最大障碍是部门间利益分割，如果不在信息集中和共享中使用选择性集权，就不会破除各部门的信息垄断。这也是为什么党委主导型问政平台最能实现其有效性的原因。基层政权，在现实中基本是由党委主导工作的，但党委全面主导工作，又在规范上有着限制，有时又会引起党委和政府的矛盾。建设由党委主导的基层政权运行的数字化平台，通过党委集中和共享信息，破除部门间信息传递的阻碍;同时，平台上党委、政府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与工作人员各有各的工作权限，党委根据程序和规范督促各项事务的落实，各部门、各工作人员依法依规执行政策，如此，数字化平台的建立既实现了党的全面领导，又保证党委领导的规范化。
(二)开放安全的多层次信息有效传递
数字化政府平台建设，不仅要实现各层级政府间的部门协同，也要通过平台实现上下级信息间的有效传递。各层级为了释放有效信息，向下施加压力，下级为了应付上级需要隐匿信息，这都需要通过开放安全的多层次信息有效传递解决。实现开放安全的多层次信息有效传递，需要实现信息和权力的有效转移。信息的转移，是要实现信息在各层级间的有效分配。信息的流动，需要对数据资源进行分类管理。根据数据的公开性，可以将其分为公共性数据和隐私性数据，另外，根据影响政治和社会安全的程度对数据的安全级别和需要达至的层级进行分类。不同层级在平台中需要根据分类共享信息，并根据权限和分类能够随时查看和获取信息。上级政府信息根据分类必须让下级政府共享，下级政府和部门接入上一级政府的平台。不同区域的政府能够在上一级政府平台中集中和共享信息。由此，实现信息的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多层次有效传递。
在信息有效传递和转移的同时，实现权力的有效转移，才能实现简约高效治理。这需要根据平台运行程序和规范，设置上下层级间、区域间的权限。实现上级政府对下级权力有效宏观管理，同时通过程序也规范上级的权力和行为，防止压力的层级叠加和责任推诿。
(三)有序自主参与的多主体互动模式
基层政权数字化平台的建设，不仅要实现基层政权内部的规范化整体协同运行，以及上下级之间和区域之间多层次的有效信息传递，而且要实现社会主体的有序自主参与和多主体的互动，为社会创造组织化的公共空间，整合社会资源，增强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市场、社会以及公民个人如何能够在基层实现组织化，是由来已久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日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15]把社会组织起来，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的控制，而是意味着为社会创造自主的公共空间。有组织的社会，形成了重要的公共产品——社会资本，创造自主空间，是民主政治运作的基础。[16]改革开放之后，原有单位制组织方式破产，尚未产生一种新的有效组织方式，社会的原子化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社会组织的培育虽然有利于社会的组织化，但也存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高成本、低绩效和难协同的问题。在信息化的今天，各种非正式组织和临时性组织兴起，虽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让这些组织难以产生持久和有序的正向作用。这些使得基层政权难以有效利用社会组织化的力量实现对基层社会的简约高效治理。
因此，基层政府需要利用技术进步带来的优势，为各种组织和民众个人创造交流互动的平台。政府的数字化平台，可以让企业、社会和个人在一定的权限下接入进来，构建平台上多方互动的机制。组织的交流、资源的交换、意见的表达和问题的解决，在程序化和规范化下有序进行。此外，保障各主体的互动在各层级上经过数据筛选，实现多层级透明，避免层级的信息隐匿以掩短避丑，保障社会主体的权益。规则、秩序和自由与自主相辅相成。[17]如此建构一种有组织、规范化和社会有序参与的多主体互动模式。
(四)“多对一”的高效治理回应模式
在实现基层政权内部整体协调规范化运行、多层次有效信息传递、社会有序自主参与和多主体互动的条件下，“多对一”的高效治理回应模式便水到渠成。对社会需求和社会问题的高效回应，是检验基层政权治理绩效的核心指标，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被提升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维度是国家和民众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国家和民众的关系，满足民众的需求，解决民众的问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性问题。因此，习近平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18]特别是在社会问题的关联性和传导性强的信息社会，如何高效回应民众需求与问题，还关涉到政治社会的安全和秩序。
数字化的政府平台，各级政府、各部门和各区域能够在平台上整体协同，各种社会主体能够协同参与，当出现社会需求和社会问题时，应当采用“多对一”的应对模式，而不是“一对多”的模式。所谓“一对多”是指当一个问题出现，社会主体需要寻找多个部门、多个层级、多种主体解决问题，增加了交易成本，导致责任推诿、问题积累，引发更大的矛盾和冲突。反之，“多对一”的模式是指，当一个问题出现，多个主体便会以问题为中心参与解决问题。数字化政府平台是线上和线下融合的平台，平台运行的程序和规范是神经系统，一旦有需求和问题触发，就会把问题转化为分类的数据信息，根据处理的权限和要求传递到各个主体，包括各层级政府及其部门和社会主体。问题的处理，在数据的调用上根据数据分类进行，在人员的调配上根据权责进行，在资源的组合上根据责任归属和优化配置的原则进行，在程序上以公平和公正为标准，在时限和结果上以高效和有效为依归。基层政府“多对一”的问题回应模式，明确了问题症结，整合了主体力量，规范了处理程序，保障了治理的简约和高效。
[参考文献]
[1]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2]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J].开放时代，2011(10).
[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41.
[4]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8.
[5]何艳玲.理顺关系与国家治理结构的塑造[J].中国社会科学，2018(2).
[6]Ronald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1937(4).
[7][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市场与层级制：分析与反托拉斯含义[M].蔡晓月，孟俭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4.
[8]Qian， Yingyi and 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7(4).
[9]Xu Chenggang.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4).
[10]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J].社会科学，2012(11).
[11]张明军，陈朋.县委书记权力腐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政治生态的研判视角[J].理论探讨，2018(1).
[12]欧阳静.“维控型”政权——多重结构中的乡镇政权特性[J].社会，2011(3).
[13]Marc Blecher. Developmental State，Entrepreneurial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t Reform in Xinju Municipality and Guanghan Country. in Gordon White， ed. The Chinese State in the Era of Economic Reform： The Road to Crisis， M.E. Sharper， 1991. pp270-280.
[14]张晓，鲍静.数字政府即平台：英国政府数字化转型战略研究及其启示[J].中国行政管理，2018(3).
[15]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1.
[16][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37.
[17]张爱军，秦小琪.“网络后真相”与后政治冷淡主义及其矫治策略[J].学习与探索， 2018(2).
[18]李章军.深入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证[N].人民日报，2013-0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