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随着美国和中国卷入隐然成形的贸易战，以及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加剧，战略竞争不断升温，中美关系已经明显恶化。当然，中美关系的紧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权力的巩固，都推动中国政府展开魅力攻势，去修补与日本、印度、韩国等主要地区大国的关系。与此同时，特朗普的经济议程更加不确定，并且狭隘地痴迷于纠正美国与盟友和竞争对手的贸易失衡。这促使中国的竞争对手与北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双边接触，以维护全球经济的共同利益。例如，特朗普威胁要对进口汽车和零部件征收20-25%的关税，这会给日本的出口行业带来沉重打击。
由于以上原因，日本和中国时隔八年之后于今年4月重启经济对话，两国政府代表在对话中重申合作共赢的好处，并重申支持以WTO为中心的多边和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下的贸易与投资自由流动。我最近在东京与人们的交谈表明，是中国加快了高层经济对话、中日韩三方会晤和李克强正式访日的准备工作。而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去年以来，安倍晋三首相也表达了与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意愿，特别是希望支持在东南亚地区运营的中日合资私人企业。即使程度有限，但日本也在对冲有潜在破坏性的特朗普白宫这一风险。不过，在更广的、由国家主导的区域经济倡议层面，中日之间的竞争已经延伸及此，而且美国政府也在插手。
除了强调海上安全，加强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之间的军事协调，“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也离不开经济基础。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从2016年到2030年，亚太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为26万亿美元。正如最近有论文指出的，日本政府通过为该地区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赠款和贷款，成为了互联互通的早期推手，而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入场，更促使日本政府通过本国机构和亚洲开发银行为海外基础设施融资投入大量资金。安倍一步步增加日本为地区基础设施提供的融资，比早先承诺的投资1100亿美元增加了一倍，同时还额外为亚洲开发银行提供了500亿美元资金。
这些资金使日本得以对受援国，尤其是邻近国家和有战略意义的国家保持一定的政治影响力。譬如印度就是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最大接受国，日本因此也成为了印度最大的双边捐助国。有趣的是，中日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竞争让当地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领导人坐收渔翁之利，像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就利用中国在经济上的承诺，获得了日本在财政上的让步。2017年，安倍承诺在五年之内向杜特尔特提供90亿美元，用于在这位菲律宾总统贫困的棉兰老岛大本营实施量身定制的发展项目。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民主退潮的动力之一应该是大国之间的竞争，而不是中国的“专制影响”。
况且，日本推动基础设施项目的目的在于一箭双雕，既削弱政治对手在这一地区的金融攻势，同时在海外助力本国产业。然而目前还不清楚的是，对中国以及至少对日本来说，国家主导海外投资所产生的回报是否在经济上可持续。毕竟，其中一些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考量，而且公私行为体之间有可能贻害无穷地过从甚密。日本赞助的工程浩大的孟买-艾哈迈达巴德高铁项目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日方仅为该项目提供的巨额日元计价官方发展援助贷款就达到13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日本1958年以来提供给印度的（390亿美元）官方发展援助的1/3，相当于日本1979年至2013年向中国提供的（300亿美元）官方发展援助贷款的一半以上，当然这些数字应该按通货膨胀进行调整，使其更适于比较。
最近，美国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中充实了经济参与的内容。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咸不淡地提出为印太地区提供1.13亿美元援助之后，来自澳大利亚政府以及日本、美国政策性银行的代表宣布组建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三方伙伴关系。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和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将协调基础设施融资，为此，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一位代表将常驻东京。最后，美国目前正在通过《更好地利用投资引导开发法案》创建一个“超级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这将使其预算增加一倍以上，达到600亿美元，从而使这家新的美国政策性银行能够与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以及它的大约1000亿美元预算齐头并进。
不过这些举措还处在萌芽阶段，最终结果如何尚待观察。眼下，在这些多边努力中，印度的表现充其量只能被看作是口头支持（例如它在日印两国模糊不清的“亚非增长走廊”倡议中的表现）。但从以上可以看出，印度显然是日美经济外交活动的净接受国。再者，报道显示特朗普政府在基建融资方面有更强的内向性，而日本将会建立一个投资美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如前所述，特朗普更感兴趣的是获得贸易上的让步，他不太可能建议美国重返TPP——这一大胆的自贸协定旨在让中等规模经济体不再在经济上依赖中国。鉴于以上种种原因，印太愿景的经济支柱仍然是不稳定的，我们不得不静待美国、日本及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有朝一日能走上有效的印太多边经济合作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