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货币里拉目前的严重危机及其全球影响引发了国际上关于“新兴经济体”的再次热烈讨论。
在过去20多年，土耳其被视为是重要的“新兴经济体”。有不少评论把危机中的土耳其与南非、巴西，甚至印度等代表性的“新兴经济体”进行比较，得出了全球“新兴经济体”面临共同的挑战和前景不容乐观的结论。本文无意再就此事进一步讨论，而是就“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本身发表一点看法。
一般认为“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末，应该属于当时的世界关键话语“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衍生概念。在过去20多年，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经济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及不少以西方为基地的重要分析机构，例如英国的《经济学人》，经常使用“新兴经济体”的概念。
1997-1999年期间，先是土耳其，后是亚洲等国爆发了金融危机，这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条件下发生的第一场金融危机。
但是，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亚洲等国的危机反而加强了“新兴经济体”的概念。有人甚至提出后来被称为“金砖”（BRIC）的概念，即“新兴经济体”中的领跑者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
2003-2008，“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被七国集团（G7）的“扩大版”——即包括俄罗斯的八国集团（G8）所重视。G8邀请世界上5个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展开对话，即在每年的G8峰会后举行“8+5”峰会。不过，从2003到2009年，不同的G8主办国邀请的“新兴经济体”略有不同。墨西哥、印尼和尼日利亚等都曾受邀。但不管如何，巴西、印度和中国三个国家总是在被邀请之列。
2007-2008年，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旋即，债务危机重创欧盟。2008年在美国举行的首届和半年后在英国举行的第二届G20峰会上，“新兴经济体”的地位突然大幅上升。
到2009年，“金砖”四国开始在俄罗斯举行第1次峰会。这样，在G20中，金砖与G8（2014年后又变成G7）平起平坐，两大集团主导G20进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被认为是大势所趋，甚至不可逆转了。
结果，在全球的国家分类中，介于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是“新兴经济体”或者“新兴国家”（其中有的显然是“新兴大国”）。这有点类似一个社会中的“中等阶层”。
中国一直坚持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从综合的角度看中国，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特征更加齐备，或者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更加名副其实。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似乎也开始无法全面地归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或者作用。而“新兴经济体”这一新的身份则正合身：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是“新兴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对印度的身份就更加合身。印度的“发展中国家”特征比中国还丰满。说印度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人不同意，但是，仅仅说印度是“发展中国家”则不能很好地认识印度的变化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总的说，作为从发达经济或者西方经济的角度看待世界经济变化的视角，“新兴经济体”这个术语意味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意味着有“群体性”的国家经济的“崛起”——具有成长为如今天的发达国家那样的经济的潜力，意味着世界经济的历史性的结构变化。
伴随着时不时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其他国内经济困难，“新兴经济体”向何处去是一直没有比较满意答案的大问题。比如，有人担心“新兴经济体”逾越不过“中等收入陷阱”（MIT）、“资源诅咒”（RC）等结构性障碍；有人担心“新兴经济体”不过是全球资本和当地政治结合起来的全球泡沫，终归昙花一现。
最近几年，南美最大的经济体巴西陷入困难，政治上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巴西不再是那个由巴西中左翼执政的耀眼的“新兴经济体”和“金砖”成员，再次陷入经济困难和政治动荡。其他“新兴经济体”，如南非，也出现类似情况。
于是，“新兴经济体的终结”（the end of the emerging economy）之判断在全球市场和智库分析界也越来越流行。此次土耳其的里拉危机似乎又给这一判断添了一份佐证。
在工业化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由于各个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和抵制“全球化”，甚至想借助政府的力量“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例如英国的“脱欧”（Brexit）或者美国在全球范围发动贸易战（trade war），“新兴经济体”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全球的角度看，“新兴经济体”本质上是全球化的产物。“全球化”越是困难，“新兴经济体”的困难就越大。
“新兴经济体”一词也许已经并不“新”了。正因为不“新”，基于自身力量或者骨骼的“发展”仍不够完善，也没有完成工业化等现代化进程，一遇全球的风吹草动，“新兴经济体”就或多或少会面临新的挑战甚至危机。
在危机中争取新生
如同在许多国家内部，“中产基础”在萎缩或者遭遇规模扩大和品质提高的困境，世界范围内，“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在持续滑坡，甚至到了没有吸引力的地步，而其长期积累起来的问题、矛盾和困难则仍在寻找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一些“新兴经济体”之间并未有多少内在的国际联系，除了“金砖”，它们之间也缺少真正的协调与团结，我们很难说土耳其危机影响到了印度或印尼。“新兴经济体”的问题和危机影响的主要不是发展中世界或者非西方国家，而是发达世界或者西方。比如，土耳其危机对中东北非的冲击有限，却对欧盟的冲击很大。
尽管如此，我不认为“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过时了，它仍然是认识复杂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性概念或者方法。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第一，“新兴经济体”还需要更大发展。目前从全球范围看，“新兴经济体”仍然非常脆弱，容易受到伤害。“新兴经济体”应该更加寻求各自内在的复兴和创新，即“新发展”，同时也要加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
第二，我们应该更进一步从“新兴经济体”本身而不是从发明“新兴经济体”概念的纽约、伦敦、法兰克福等的视角来看“新兴经济体”。
第三，目前欧盟推动的WTO改革（寻求新的全球竞争规则），甚至美国在全球范围发动的贸易保护主义，换一种角度来看，对“新兴经济体”未必是坏事。在全球层次，“新兴经济体”要化被动为主动，重建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在危机中争取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