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到2018，中国改革经历了40年的历程。期间中国人均GDP按照市场汇率计，从当时的50美元增加到了2017年的8600美元。在贸易和GDP规模方面，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
最近笔者阅读了《40年改变中国》一书，书中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各方面起步、理论探讨、各地方和行业实践，展现和阐释了这一伟大历程及其带来的发展奇迹。从事研究30余年生涯的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最为深刻的感受是，中国近代以来，惟有20世纪70年代末的那次改革开放，才将中华民族领入了真正迈向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1978年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改革开放，使当时经济处于低水平和困难之中的中国，进入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轨道。通过突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思维，农村开始包产到户、联产承包；突破“租界卖国”思维，沿海设立特区，启动“三来一补”、加工出口，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做生意，扩大创汇；突破“国有经济正统和纯正计划经济”思维，在工业上允许乡镇企业发展，在活力方面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在流通方面允许计划外生产、销售和价格随行就市，改革开放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轮经济增长上行。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又遇到国内动荡和国际经济制裁，经济增长速度又下行到了3.9%。1992年中国突破思维定式，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突破了国内经济社会形势困难和国际经济关系紧张的影响，实现了上台阶式的经济发展。邓小平的应对方略不是将国门重新关闭起来，不是转向计划经济，不是让个体私营经济倾家荡产，而是后悔没有第一批就开放上海，而是突破“姓社姓资”、“计划经济”、“国外资本主义”等争论和思维，实施浦东开放开发战略，确定个体私营经济与公有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通过了允许外资到中国投资办厂的三部法律；不是受当时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们“经济增长要适度，关键是提高经济效率”论证及建议的误导，而是清醒和明确地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国民经济隔几年要上一个台阶”的战略导向。中国最大商业金融城市——上海的对外开放，个体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和价格机制发挥调节作用，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港澳地区外商兴起到中国投资办厂热潮，推动了90年代又一轮经济增长速度的上行。
20世纪末，由于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和亚洲金融风暴影响，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又陷入下行轨道，最低点到了6%。中国面对2001年“9.11”事件使美国需要反恐支持的机遇，改善两国外交关系，在经历长达13年艰苦谈判后，冲破诸如“全面卖国”声音的质疑，清理和修改1.9万条法律法规，通过大力度改革准入等体制，2002年加入WTO，欧美日韩等现代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带来投资、技术和国际市场，与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相结合，推进中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也相继克服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中，又推动了一轮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2012年以后，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也在加大，我们通过供给侧改革，鼓励创新创业，通过简政放权和放管服优化营商环境，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加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国有经济从管企业到管资本转型，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保护企业家产权，强调有恒产才能有恒心等，全面深改革，通过十多年不懈的努力，使GDP占全球总量从2000年的3.6%左右，提高到了2017年的15%。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经历，可以总结这样的经验：每次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都是国民经济遇到这样和那样困境时启动的；每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常规和一般的改革都无能为力，都是由更大力度和突破性改革的决策，在关键时刻较快扭转为上行的。如果当时不是逆势而上、同舟共济、攻坚克难、奋发改革，甚至如果退却到老体制和老路上去，就不会有今天中国发展的成就。
三次上行与三次下行
我们又进入了一个国内经济形势复杂、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矛盾多发、不确定性增多、风险发生率提高之动荡的时代。国内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压力较大，经济主力人口减少；就业机会不稳定，存在着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国内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生产相对过剩；国际上，美国上调关税、国内减税、吸引资金、转入产业的竞争，也干扰了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总体上中国的投资、消费和出口均受到了影响，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加大。
在这样动荡和关键的时刻，我们不能失去发展的自信。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着勤奋、开拓、创新、创业、置业的精神和特质；高等教育考试录取恢复至今，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本，特别是留学生和海外人才的回国，为就业、创业和创新注入了活力；1978以来，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投入逐年增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创新体系基本形成；工业、城镇、能源、交通和信息网络等体系日臻完善，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很重要的三个方面的优势是：（1）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消费需求市场。中国有近14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9%左右，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收入的逐步提高，会形成一个全球规模最大的成长性的消费需求市场，进口将越来越成为中国与各国经济合作和互动的重要因素。（2）经济发展在区域上有较大的回旋和调整余地。虽然中国水资源、耕地和光能分布东西南北很不平衡，有大量的干旱土壤、沙漠戈壁、盐碱滩涂、退化草场，但是，如果从供给侧调节水资源的分布，改造开发大量未利用的土地，形成新的生产要素模块，将会扩大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量空间。（3）还有大规模可利用劳动力资源，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形成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中国7.7亿多就业劳动力中，有2.1亿农业就业者，有2.86亿农民工，其劳动生产率较低，工作也不稳定，他们及其家庭人口收入与城镇户籍居民收入有着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如果能够给这样巨额的劳动力资源找到利用的领域和工作，他们将会创造大规模的财富，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分配财富，较快速地提高他们的收入，从劳动力有效供给与居民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增强两个方面，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动能。
但关键时刻的自信来自于系统的突破性改革方案，也要有重点和配套的大力度改革的行动。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首先，眼前最为迫切的是，供给侧改革中，重点是通过真正的减税降费，稳定住国民经济形势，不要使国民经济继续收缩恶化。其次，通过户籍、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供应廉租房等一系列突破性改革，启动和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使人口、劳动力、资金等双向流动，激发中期内经济增长的活力。再次，在坚持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在土地使用财产权方面，进行突破性的农村土地体制改革，实施以使用财产权清晰安全稳预期，土地生活及生产资料转成资产吸收货币资金稳金融，引进资金、繁荣产业和规模经营，在一个中长期中，稳就业、稳粮食、增收入、强内需和稳增长的战略。第四，需要增加一个新的要素模块，调节水资源地区结构再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利用丰富的光能，形成新的发展空间，引进城镇的资金和技术，吸纳农村的人口和普通劳动力，中国现有城乡存量要素模块与新开发模块相组合，形成三模块间人口和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的迁移、流动和循环，来化解目前城乡间要素模块内和之间人口和要素迁移及流动的淤堵，以扩大发展空间寻求和换取长远期中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第五，推进创新和生育体制改革。重点推进以技术进步知识股权与专利技术市场化开放等系统性的改革，可能在2028年左右形成一群颠覆性技术，实现中国21世纪的产业革命，在人口迁移、要素流动和土地产权等改革动能边际递减时，再注入新动能，把增长速度拉起来，实现一个中远期国民经济中速偏上的增长。通过2019年尽快全面放开人口管制，鼓励生育，适当移民，使人口有一个上行增长；在2039年后，作为经济主力人口增长上行，在产业革命动能边际递减、速度再次下行的情况下，通过20年前人口增长决定20年后经济增长规律作用，作为爆发式新动能第三次拉起国民经济久远期的中速度增长。
理想经济增长
通过这种中国国民经济未来中远期增长动能和速度的布局，中国在与人口经济大国美国和印度等的和平竞争中，将会立足于不落后之地，经过和平发展，2035年左右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2050年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确保能够实现中华民族21世纪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