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25年之后，世界政治突然彻底失去了方向感。一度高歌猛进的自由主义理念似乎已经无法再为全球时代确定基调。国际秩序的安全支柱被“9•11”恐怖袭击冲击，经济支柱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经受考验，现在轮到其政治基础出现动摇，由此而来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可能没有前两次危机之后那样直观、尖锐，但更加深刻，更不容易克服。
与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危急时刻一样，美国在这场政治动荡中再次占据中心舞台。随着特朗普的胜选和执政，美国政府戏剧性地放弃了自由平等、开放多元旗手的角色，而转投民族主义和民粹政治的非理性阵营。世界政治辩论由此陷入混乱，美国政治体制则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贯以成熟民主自居的美国政治到底出现了什么状况？困扰美国的政治乱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进步过程中出现的逆流？美国的传统政治资源和现实政治制度能否揭示未来变化的趋势？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将决定美国政治的走向，也必然会影响世界政治秩序的变革。
一、风行一时的富豪民粹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特朗普总统执政已经超过一年，很多美国人至今还是以缺乏政治经验来解释他行事怪异、不守常规、随心所欲的表现，或者把他颠覆传统的政治倾向当作个人性格问题。他们仍然没有意识到（也许是出于各种原因拒绝承认），特朗普入主白宫是美国最高行政权力首次被民粹领袖掌握，而他的所作所为几乎完全符合全球化时代最流行的民粹模式——富豪民粹。
历史上的民粹领袖通常出自以下背景：推崇武力与纪律的军官，长期致力基层组织动员的社会活动家，擅长阐释反体制意识形态立场的边缘政客。尽管出身和职业背景不同，但他们都喜欢以清廉、刻苦、与底层民众息息相通的形象示人，借此建立自己“人民代言人”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世界进入全球化时期以来，这一类传统民粹领袖仍然活跃在拉美地区，如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Hugo Chávez，1954—2013）、玻利维亚现任总统莫拉莱斯（Evo Morales）等。
但是在其他地区的政治舞台上，现在开始出现一种新型的民粹领袖——亿万富豪。他们富可敌国，缺乏从政经历，其政策主张往往与主流理性相悖，但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基层民众支持并顺利掌权。在东亚，有泰国的他信兄妹相继执政；在非洲，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作为新南非“蜜蜂富豪”的代表挟金权执政柄；在东欧，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和波罗申科（Peter Poroshenko）先后成为乌克兰领导人；在西欧，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前后四次出任意大利总理，至今还在该国政坛博弈中呼风唤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可以说是这一波富豪民粹潮流最新、最惊人的斩获，也是其登峰造极之作。[蜜蜂富豪，指南非民主化改革之后，依靠“黑人经济赋权计划”（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发财致富的黑人权贵。因该计划的英文缩写为“BEE”，故也被意译为“蜜蜂计划”。——作者注]
在特朗普胜选之前，很少有人相信富豪民粹现象能在美国政坛发威，而且做出这种判断的理由也相当充分。
首先，民粹政治，包括其在全球时代的变种——富豪民粹，被认为是民主制度不成熟、多元社会基础不稳固的表现。在泰国、南非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出现，可以解释为现代政治发展初期阶段，大众尚未经历充分的参与和动员，也没有累积足够的参政经验，是在民主学习过程中交的学费。在中东欧国家中出现类似现象，可以说成是苏联阵营国家政治转轨过程中的阵痛，是抗拒心理与怀旧情绪交织而成的阶段性反弹。
即便是贝卢斯科尼崛起，也被视为意大利政治发展在欧美国家中相对滞后的结果，原因是该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于反共反苏和压制右翼法西斯势力的双重考虑，有意选择了多党并立、权力分散的议会民主体制，造成长期政治不稳定和庇护式腐败蔓延，有特定的历史偶然性。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则被认定是成熟民主的代表，美国更是开启民主实验最早、制度最均衡、实践经验最丰富的样板之一。到达成熟阶段之后，不会再犯初学者的错误。
其次，美国政治过程中从来不乏商人从政的例子，但他们并未以反建制、反传统为号召。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前，行政职位最高的富商应是在福特（Gerald Ford，1913—2006）政府内出任副总统的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 1908—1979），但他是标准的温和派共和党人，以中立包容的政治立场著名，甚至被亚利桑那州共和党资深联邦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和后来担任总统的里根（Ronald Reagan，1911—2004）指责为自由派倾向严重。（福特于1974年8月以副总统身份接任因水门事件而下台的尼克松担任总统，至1977年1月卸任。——编注）
进入全球化时代，美国商人出身的政客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Mitt Romney）和担任纽约市市长长达10年的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他们的个人财富与资产规模很可能在特朗普之上，政策主张偏重实用改良而非颠覆传统，执政风格讲求效率而非挑起争议。罗姆尼在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期间完成的医保改革可以说是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稳健施政路线的范例。即便是1992年作为独立候选人、1996年作为第三党候选人参选总统，言辞犀利、政论大胆的罗斯•佩罗（Ross Perot），也只是在经贸和产业竞争问题上就事论事。他可能批评政治对手目光短浅、政策错误，但不会指责他们腐败卑劣、阴谋出卖美国人民。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富豪与民粹之间的利益差异与立场矛盾似乎不言而喻，根据美国人以往的历史经验，双方联手是不可想象的组合。在传统民粹的意象里，政治对垒的战线是在草根大众与既得利益精英阶层之间延展，而富商肯定是被划到精英一边的。他们被指责通过剥削民众获取经济利益，应该是民粹再分配政策重点打击的对象。即便既往不咎、不触及富豪已获得的利益，民粹运动要求的制度改造也意在重建公正合理的竞争秩序，约束精英阶层的行为。对民粹运动者来说，经济巨头依然是被管束的目标，属于“他们”，而非“我们”。纵使愿意自我牺牲、自我革命，也很难设想亿万富豪摇身变为草根代言人和民粹运动的领导者。
二、全球化弊端催生的奇异联盟
曾经的不可想象之事毕竟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的现实，那么经验判断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是什么样的变化促使富豪与民粹这对不可能的组合成为可能的呢？是特朗普并非富豪阶层的真正代表，还是支持他的并非真正的草根民粹阶层？抑或是某些外部环境因素促成了双方的联盟？
可以肯定地说，特朗普不仅属于富豪阶层，而且以坚持传统方式忠实维护其阶层利益著称。就资产规模而言，特朗普是如假包换的亿万富豪。就出身经历而言，他成长于百万富翁之家，从没有过像布隆伯格那样基层打拼的历练，而是直接从纽约这个最繁华最活跃的经济都会起步，在全美国然后是全球商圈参与财富游戏。就社会关怀而言，特朗普在2015年参选之前从未以草根立场发声，没有对社会阶层固化、工薪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表现出什么兴趣，甚至参与慈善活动都显得敷衍了事。大选获胜之后，他迅速组成了所谓亿万富翁团队，其内阁级官员的个人财富总和达到43亿美元，远超以往历届政府。其执政首年力推的两项重大立法，无论是医保改革还是减税法案，最大的获益者都是美国的极富人群。
反观与特朗普联手的民粹群体，则会发现若干可疑之处。其一，无论就大选中特朗普获得的选民票数衡量，还是就他上台一年多来的民调支持率分析，其支持者始终居于少数，并不具备真正的广泛代表性。其二，美国最低收入的两个群体在大选中多数支持希拉里，特朗普则在家庭年收入高于5万美元的人群中获得优势（参见表1）。也就是说，以收入水平划分，真正的草根阶层并未站在特朗普一边。
表1 2016年美国大选总统投票选民收入分组结果。来源：CNN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选后民调
其三，抛开党派认同等主观分类，在以种族、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居住社区规模等客观标准分类的选民组中，特朗普支持率领先优势最大的三组依次为：白人福音派基督徒（81%：16%）、大学学历以下白人（67%：28%）、45—65岁白人（62%：34%）。这三组人群的重合部分应该就是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而他们共享的白人身份认同是无法忽视的动员力量。
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富豪民粹组合是坚决维护既得利益的特朗普式富豪与相对剥夺感强烈的中年白人群体的结合。前者空前自信自负，后者则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焦虑与失落。双方力量与心态的反向变化来自一个共同的推动力量，即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经济社会不平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对抗的平息推动政治藩篱的消失，信息技术革命带来自然边界的淡化，世界市场持续数百年的全球扩张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繁荣和财富积累，给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对获益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严重恶化了各国国内的财富分配结构，特别是在不同的经济要素持有者之间制造了规模空前的分配不均。简单地讲，其起因是各类经济要素在全球化时代跨边界流动的速度明显不同，资本要素流动速度最快，技术要素次之，资源要素再次之，劳动力要素则被远远抛在最后。结果造成全球化进程创造的巨额财富高度集中于资本要素所有者手中，而劳动力要素持有者获益最少，其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获益甚至总体陷于停滞。依赖工薪的美国最低收入20%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在45年时间里竟然只有1000美元（参见表2）。
表2 美国家庭收入分配差距（1966—2011年；收入数额按2010年价格水平调整）。来源：安格斯•迪顿著，崔传钢译，《逃离不平等》，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页
依靠迅速累积的庞大财富，资本持有者开始左右技术进步，控制资源分配，使经济全球化沿着对自己更加有利的轨迹发展。如英国经济学者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分析指出，技术进步并非天赐的独立外生要素，“技术变革是由经济和社会体系决定的”。重大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似乎决定于个人灵感，但它所依赖的科技基础是公共政策所塑造，选择研究方向、预判实用价值反映着科学家、企业家、投资者、政府和消费者的共同决策。当资本力量日益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时候，它能够通过掌控决策过程来引导技术方向，使有利于资本的科技进步得到更多的研发机会，而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处境则更加不利。资源分配过程同样如此。
图1 美国最高收入1%与低收入50%占国民收入的比例（1980—2016年）。来源：Executive Summary,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p.8
从图1可以看到，美国最高收入1%人群与低收入50%人群的实力对比在全球化启动后出现反转，1996年极富者的收入占比决定性地超越低收入者，并继续飙升，而低收入占比则一路下滑。这个自我强化的分配不均过程发展到金融危机前后，已经造成所谓“顶层收入尾部上翘”现象，在最富有的1%群体中，收入梯度进一步向超级富豪倾斜，顶层劳动收入获得者与顶层资本收入获得者的重合度迅速上升。有研究认为，顶层0.001%人群的收入增长是最富1%收入增长的三倍以上，而2017年美国最富有的3个人的财富总和已经超过低收入50%人群的财富。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运行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富可敌国已经不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或中等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量最大的美国也已经再次出现百年前的资产两极化趋势。正是在此背景下，才出现特朗普式超级富豪强势介入政治的宣言：“我一个人就能搞定。”（I alone can fix it.）
三、歧视政治护航不平等经济
应当指出，面对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与财富不平等，美国顶级收入阶层的态度并不一致。支持公正的再分配政策的富豪也在不断表明立场，如“股神”沃伦•巴菲特就一直赞同给最高收入者增税，布隆伯格等人公开反对特朗普政府倾向大资产阶层的减税法案，比尔•盖茨则通过自己的基金会致力于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造成政策立场差异的关键在于顶级收入者的财富来源。主张直面不平等现状的富豪大多是在竞争相对充分的领域实现财富积累，或者是在因技术或经济特点形成自然垄断的领域积累资产。
相比之下，特朗普和前文所述的富豪民粹领袖们大多是在垄断性较强的房地产、电信、资源采掘等产业领域起家，而且这些产业的运作往往涉及密切的政商联系，他们的成功其实都离不开强有力的政治权力支持；这些产业，特别是其中的大型企业机构，反而与普通消费者关系疏远，习惯了以垄断卖方的姿态对待下游买家。因此他们不能理解、更不愿接受以社会公正为目标的再分配政策，甚至坚决反对以经济社会不平等成为政治讨论的主题。在他们看来，围绕不平等问题设计公共政策立刻会导致99%对抗1%的局面，使政府从富豪阶层的支持者变为监督者。
换而言之，真正的底层民众联合反对顶层既得利益的民粹潮流其实是他们的心头大患，必须加以防范，必要时不惜亲自出面。
那么在经济社会不平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如何破解99%多数的威胁呢？参政富豪的撒手锏是以歧视政治挑动非理性对抗，分化大众群体，争取以伪民粹化解真民粹。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四处树敌与其说是他的性格使然，不如说是富豪民粹逻辑下的实用政治手段。通过在1%极富者之外树立攻击对象，可以成功地转移底层民众对经济不平等的关注，同时以政治对抗吸引支持者，以纵容歧视和攻击给他们带来力量感。
在美国政治语境中，最敏感也最有争议效果的歧视手段当然是种族歧视。也正因为如此，特朗普从鼓吹质疑奥巴马（Barack Obama）美国公民身份的出生地阴谋论（birther theory）入手打响政治知名度，在竞选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展示白人极端主义者对自己的支持，入主白宫之后仍然不断挑起种族话题。比如，2017年8月11日晚，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Charlottesville）爆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游行，这场游行在第二天演化成暴力骚乱，造成1人死亡，30多人受伤。在夏洛茨维尔事件中，尽管承受来自企业界、社会团体乃至共和党内部的巨大压力，特朗普仍拒绝批评白人至上主义者。
他使用的第二种歧视手段是性别歧视。对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马萨诸塞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纽约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陆天娜（Kirsten Gillibrand）等女性政治对手，甚至偶尔表露参政兴趣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他在各种场合主动发起攻击，极尽嘲讽、羞辱之能事。在反对性骚扰的“我也是”（Me Too）等运动方兴未艾的情况下，多次对中枪落马的男性权势人物表示同情，在处理白宫助理家暴丑闻时故意态度暧昧。
第三种歧视手段是排外。从反对接纳难民、打击非法移民开始，扩展到全面收紧移民政策，指责贸易伙伴国家损害美国利益，指责欧亚盟国推卸安全防务负担。甚至在各种双边和多边外交场合故意冷落、怠慢外国领导人，利用国际讲坛宣扬“美国优先”，等等。
第四种手段是反智。特朗普一直拒绝承认专业知识和专家咨商的重要，对各部门职业官僚更是疏远、轻视，借预算削减的机会强制缩减资深公务员队伍，遇到异议就指责“幕后黑暗势力”（deep state）企图操纵他这个民选领袖。
第五种手段是反制，即民粹运动中最常见的反建制、反体制诉求。特朗普设想的“我们”对抗“他们”的战场上不接受中立或独立专业机构的存在，如联邦调查局（FBI）为代表的情报机构、不持党派立场的国会预算局（CBO）、国内税收署（IRS）、美联储（The Fed）等等，只要可能出现不符合他心意的信息评估或政策举动，就遭到他公开抨击。一度有第四权力之称的新闻媒体更是他不遗余力持续打压的对象。做出对他不利裁决的法官、不支持他立法举措的国会议员都被指责为腐败的华盛顿圈内人，要被民众的怒火荡涤。
这些歧视政治手段可以说是连接特朗普及其民粹基础的桥梁，对富豪民粹的兴起与巩固不可或缺。特别是对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而言，它们唤起的认同感可以压倒一切，甚至促使他们无视特朗普政府的实际政策对自身利益的损害，坚定地站在他的身后。但是对美国的国民团结和社会共识而言，这些手段造成的伤害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它们带来的政治分裂和政策空转，已经给美国的内政和外交制造不少难题。更关键的是，它们模糊了经济社会不平等这个真正的政策焦点，有可能导致美国失去结构调整的时机和空间。歧视性政治手段是连接特朗普及其富豪民粹基础的桥梁。
四、美国应对民粹政治的历史经验
作为最早在较大范围内进行现代民主实验的国家之一，美国对民粹并不陌生。其建国时期的制度设计者对直接民主的危害普遍抱有警惕，因而建立了一系列间接选举、代议制和分权管理机制，以预防“民主政府在群情沸腾和出现重大危机的某些时刻可能变得暴虐和残忍”（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语）。在此次富豪民粹现象发生之前，美国政治至少经历过四次大规模的民粹冲击，但都得以成功化解。
美国经历的第一次民粹考验发生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即著名的杰克逊民主时期。当时随着美国的边疆向密西西比河与五大湖流域拓展，建国时期形成的南北方均衡被打破，边疆州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在既有的政治体系中得不到表达和维护，因而出现了反建制的呼声。在政治上要求更加普遍的选举权，在经济上主张取消中央银行、平等出售公地、建立保护性关税。来自田纳西州的战争英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1767—1845）在1828年成功当选总统。
就任后，他以草根姿态改造国家政治，推崇政治经济机会均等，主张在总统与人民之间建立直接联系。通过把选举权赋予所有白人男性、建立党代表大会推选总统候选人等改革，杰克逊成功地扩大了民主基础，使西部边疆农业利益获得参政渠道，在金融、关税、产业政策上重建国民共识。经过革新的政治体制重新获得普遍认同和支持。值得一提的是，托克维尔正是在此期间访问美国并完成其探讨美国政治经验的名著，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对美国民主的表现给予高度肯定。
第二次民粹考验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即进步运动时期。事实上，现代政治中的民粹一词就是在这个时期的美国政治实践中首先出现的。在此前的镀金时代，垄断资本高歌猛进，攫取了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创造的大量财富，而基层民众的经济社会权利无法得到保障。1891年，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等人发起组建平民党（Populist Party，亦称人民党[People’s Party]，包含了之前的绿背纸币党[Greenback Party]和工联党[Union Labor Party]），主张恢复金银复本位制度，征收累进所得税，由政府接管铁路和电报电话公司。
面对民粹运动的挑战，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先后改变了本党的传统立场，部分接纳平民党的主张，并将农业立场出发的平民党政纲扩展为包括城市劳工阶层和新兴中产阶级利益在内的全面改良政策。通过妇女参政、参议员直选等措施进一步扩大和深化政治民主，通过所得税制度、反托拉斯立法、劳工权利保障等措施维护经济社会平等和自由竞争秩序，美国完成了一次基本和平的转型。
第三次民粹浪潮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即美国的大萧条时期。此前，进步主义的政治改良在20世纪20年代遭遇反弹，资本的力量推动美国政治“回复常态”，经济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平等再次恶化。大萧条爆发标志着美国政治陷入剑拔弩张的危险状态，以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朗（Huey Long，1893—1935）为代表的左翼民粹和以天主教神父查尔斯•库林格（Charles Coughlin，即Father Coughlin，1891—1979）为代表的右翼民粹同时对既得利益阶层和传统体制发起冲击。
朗提出的“财富分享计划”（Share Our Wealth）要求政府强力实施再分配政策，保证人人有学上，家家有房住，个人年收入不得超过百万美元，继承遗产不得超过500万美元。库林格则宣称共产党和犹太人正在阴谋操控政府，要求解散美联储，重回银本位，以“基督徒力量”甚至法西斯精神拯救国家。
众所周知，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882－1945）以新政巧妙地维护了美国的进步改良传统，通过政府积极干预帮助企业和市场站稳脚跟，重拾信心，通过建立社会安全网缓解底层痛苦，重塑国民团结。尤其重要的是，在民众情绪低落、世界战云密布的时刻，他高调地宣扬“四大自由理念”，明确了政治发展的方向感，为日后反法西斯联盟的战争胜利和战后秩序重建奠定了基调。
第四次民粹浪潮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所谓美国反文化运动时期。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节节胜利，引起美国右翼的强烈反弹。随后的反战（反对越南战争）运动和多元文化运动更使他们痛心疾首，誓言抵制。
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1919—1998）成了右翼民粹情绪的早期鼓动者和代言人。他自称代表真正的美国——“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南方”，主张以“州权”抵抗联邦政府强制取消种族隔离的政策，激烈抨击各种“破坏传统道德”的社会运动，倡言重建“法律与秩序”。华莱士以独立党候选人身份参加1968年总统选举，并且得到极南部（deep south）5个州共46张选举人票，但未能如愿改变美国政治的方向。
后来的尼克松总统借用了他的南部战略，以白人工薪阶层反抗自由知识精英的姿态吸引右翼支持，但实际采取的经济、社会、外交政策却延续新政之后的开明进步趋势，以至于有民主党人公开表示：“保守主义得的是名，我们得的是实。”
五、结论:美国富豪民粹的演化可能
回顾历史，可以说美国政治体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来应对民粹挑战。
第一，民粹浪潮代表的社会痛苦和经济诉求能够得到重视，很快成为政策讨论的焦点。第二，民粹运动提出的政治主张往往被区别对待，其中不符合经济理性、危及基本制度、违背社会共识的部分会被更合理的政策取代，其中切实可行的部分则能够成为政策创新的出发点。第三，民粹组织经常被两党吸纳，像平民党后来就并入民主党，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还在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 1856—1924）任内出任两年多的国务卿（1913年3月至1915年6月）。
因此，历史上的美国民粹冲击能够转化为政治革新的动力，而非颠覆体制的乱源。
但是以往的经验不会自动提供现实的路径。美国目前面对的富豪民粹毕竟是过去没有出现过的民粹形式，其背后的推动力来自全球性的经济社会变化，也超出了美国一国能够掌控的范围。
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如果说美国政治体制在应对前三次民粹冲击时都获得了成功，但它对上一次右翼民粹浪潮的反应却未能标本兼治，结果遗留的很多问题恰恰成为今日富豪民粹的助燃剂。华莱士创始的南部战略被美国右翼沿用，形成了美国各州红蓝对决的僵持局面；他带入全国政坛的“愤怒的底层白人”意象，经过基督教福音派和右翼传媒的层层包装，已经成为挑动文化民粹情绪的神器，理性的政策讨论越来越没有开展的空间；他代表的“南部民主党人”转投共和党风潮促使美国两党党内趋同，党派体制的弹性和包容性日益下降。
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政治体制，面对广度和深度空前的不平等问题，无力对民众的痛苦和愤怒做出有效回应，于是给熟练掌握新媒体手段的另类富豪提供了发动民粹冲击的时机。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也许可以防止最糟糕的政策后果，但在短期内实现自愈还是相当困难。
在政治体制受制于富豪民粹的时候，美国的社会力量能否发挥创制作用是值得关注和期待的。只有真正的底层大众普遍动员和积极参与，社会经济不平等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真正核心问题才有可能冲破种族、文化偏见的遮蔽，成为政策关注的焦点，也才有可能摆脱排外、歧视、贸易保护、强权政治等欺诈手段的干扰，找到维护民众利益的可行之道。
从理论上讲，真民粹应该是克服伪民粹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办法。如果美国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可以为打破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危险同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语）做出关键贡献，在世界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再次站到进步的一边。
（本文原刊于《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8（上）》，原题“富豪民粹考验美国政治”。略去注释，正文略加重新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用。《中国国际战略评论》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编辑，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自2018年起以半年刊形式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