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凡是遇到重大转型时期，乡村问题都会成为社会关注、研究的焦点。如今的乡村也是如此。
当今时代，我们面临着两个逻辑：一个是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工业文明的逻辑，一个是党的十八大提出来的生态文明的逻辑。两个逻辑代表着两个时代，也代表着两条发展道路。在中国，对生态文明的解读离不开中国的乡村，生态文明不是单纯的环境文明。
寻找乡村的真正价值
工业化和工业文明是一个体系，是今天支配我们的主流思维模式，我称之为“碎片化思维”。以工业文明的思维来认识中国乡村，还是以中国5000年的系统整合思维来认识中国乡村，乡村会有两种不同命运。
如果从碎片化思维来看，乡村是一个问题成堆的地方。但是如果从系统整合思维来看，把乡村看成一只麻雀、一个生命体，那么一个小小的乡村可能和北京市庞大的体制所包含的元素是一样的，甚至更为丰富。许多千年古村的历史比北京的历史还要长。乡村是集历史与文化、经济与政治、社会与家庭于一体的，具有整体生命力的文明体。
我们今天对于乡村价值的解读，是应该基于纯经济的视角还是基于历史的视角？现在工业文明是主流，工业经济的最好载体是城市，乡村既不能承载市场经济，也不能承载高度分工的工业经济。在这样的视角下，乡村只有两个价值：生产粮食和农民土地的价值，因为城市市民要吃饭，城市化需要土地。
如果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中国乡村携带着中华文明的基因，离开乡村无法解读中华文明。中国5000年的文明是乡村主导的文明，而西方文明是从古代工商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城邦文明开始的。所以，起始于西方的工业化、城市化，从根源上看，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复兴。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文明观，需要认识到东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的物种，携带着不同的基因。西方文明的规律是城市兴则西方兴，中华文明的规律则是乡村兴则中国兴。
经济学虽然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但经济学过于强势的话语权也带来一系列问题。近年来，我们提出中国美乡村必须美、中国富农民必须富，这意味着，中国是乡村本位的社会，必须以乡村为本、为根来思考前途和未来。实际上，中国乡村的价值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整个人类。大家都说欧洲的乡村很美，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欧美国家的乡村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只剩了一个乡村的壳儿。那里的乡村其实就是一个农场主居住的地方。中国的乡村有文明形态，有文化、有历史、有家族、有独特的生活方式。
世界上最美、最具有历史与文化内涵的城市在欧洲，而最美的且发展成熟度最高的乡村在中国。中国乡村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巨大遗产。在中国古代，乡村和城市没有很大差距，城市的资源通过告老还乡的退休制度，教在乡野、用在官府的教育制度，巩固乡村为本的国家抑商政策等，源源不断地返还到乡村，乡村为城市提供人才、城市为乡村人才提供舞台，乡村为城市提供物质、城市为乡村提供政治安全保障。总之，中国古代社会的城乡关系，是一种共生的良性互动关系。
浙江省松阳县有一个小村叫杨家堂，远离县城和闹市，坐落在一个非常偏僻的深山中。从工业文明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地方不要说发展，甚至不太适合人类居住，但是中国先民却认为这里的风水最好，于是在这里建起的古宅甚至堪与故宫媲美。自民国以来，这个仅有300余人的小村走出了46名教授级的专家学者。类似这样藏在中国深山的传统村落还有很多，这些乡村并没有成为一个远离文明的孤岛，而是成为藏在山中的古代文明的明珠。
耕读生活的现代意义
农业不可能像城市那样快速积累财富，这是由农村的特性决定的。世界各国对农业都是补贴的，没有一个国家把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放在同一竞争平台上。中国古代农村是耕读乡村、耕读传家，体力劳动滋养身体，读书修身养性，由此形成古代乡村特有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良性循环的模式。这些独特的价值，在今天的经济视野中是找不到的。
贵州黔东南州有两大少数民族，一个是侗族，一个是苗族。苗族是4000年至5000年前，黄帝大战蚩尤之后，蚩尤部落移民到贵州的后裔。研究发现，今天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活，大量保留了4000年前先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4000年前，计时用的是太阳历，不是我们今天的阴历，目前贵州的苗族依然使用太阳历。从这个角度看，黔东南的苗族生活就是中华民族儿童时期的活标本。许多少数民族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这样一种无忧无虑、淳朴快乐的生活方式，是儿童时代才有的。中华民族的童年仍然活生生地存在，这是一笔多么大的遗产和财富，世界上独一无二。
但是从工业文明角度看，这可能是一种愚昧的生活方式。工业文明追求生产最优，即以最少的投入实现最大的产出；但是生态文明追求生活最优，即以最低的能耗实现最幸福的生活，因此这种生活方式幸福度最大、最健康、最文明。
乡村不光是一个生产粮食的地方，还是一个离天地最近，可以很好地医治现代工业文明病的地方。所谓的工业文明病，不仅是大家能够感觉到的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等，还包括精神方面的疾病。物质丰富了，精神却短缺了。如果农业劳动不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出于生存的压力而从事的活动，那么农业劳动恰恰是一种能够满足身心健康的劳作，乡村的耕读生活可以疗伤，许多难以治愈的城市病都在乡村生活中得到解决。这方面有大量案例。这正是现在的许多农业——尤其是城市周边的农业——变成了休闲农业的原因。生态文明的最大特点是多元化，不仅生产方式要多元化，生活方式也要多元化，为城市人提供多元化生活方式的地方是乡村。
充满智慧的魅力乡村
目前我们正在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但不应该是简单模仿欧美国家走过的大资本、大规模工业化的农业现代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西方国家开始反思现代化农业的弊端，探索走向另一种后现代化农业，这就是回归自足家庭农业、小规模的自然生态农业、社区农业。
这种新型农业在发达国家非常时髦，在北京等大城市也出现了。都市消费新潮流是穿土布衣服，用手工物品，吃自己种的有机粮食和蔬菜。其实，这些成为世界潮流、需要花费很大代价才能过得上的时髦奢侈生活，就是中国农民的生活。
从时代发展高度看，反思中国的农业问题，我认为中国5000年农业是一种智慧农业，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农业。中国农民可能不太会讲话、不太会花言巧语，但把一个中国农民放在孤岛上，给他一把锄头和一把种子，他可以生活下去。但如果是一个欧美国家的农民，以同样条件让他在一个孤岛上生活，可能就不那么乐观了。因为欧美国家任何一个单独的农民没办法种粮食。在高度分工的现代化农业中，育种就是育种、除草就是除草、收割就是收割，一个人无法完成全流程。
当然，我不是排斥现代机械化，其实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小农经济并没有落后过，即使是在很偏远的地区，能够采用机械化的地方都采用了，但是农民比我们这些为农村进行高端设计的人更清楚，哪些生产方式应该保留、哪些应该丢掉。在世界农村向自给自足、社区、家庭、生态回归的时代，中国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因为农业生产是一个非常复杂、必须按照天时进行的劳动，农民不能像工人那样每天工作8小时。农闲时农民可以整天睡大觉，农忙的时候则要披星戴月。
乡村不适合发展城市那种大规模的产业，但并不等于农村不能够发展产业。从生态文明的角度看，乡村可发展的产业有很多：一是生态有机农业。二是乡村旅游业，这将是未来最具有成长性的产业。生态文明时代，人们需要消费文化产品，需要回归手工的艺术生活、回归自然的田园生活、回归个性的文化生活、回归低碳的健康生活，满足这“4个回归”的就是乡村。三是乡村手工业。在乡村旅游的带动下，互联网可以将乡村古老手工产品和城市高端消费对接，乡村手工产品和有机农产品等，发展潜力巨大。四是乡村新能源，未来乡村在能源上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向城市输出。五是乡村养老产业，这将是未来乡村最具有潜力的产业。我认为，未来5年中国将出现“逆城市化”，将会出现一个新回乡运动。
能够给乡村带来财富的不仅仅是乡村的农业生产，还有乡村独特的生活方式。具有多元化、生态化、古老历史与风俗文化的诗意乡村、田园乡村、渔歌乡村、桃园乡村、天堂乡村等，将具有无穷的吸引力，成为中国未来最稀缺的旅游资源。
乡村文明迎来复兴
中国的乡村不应该搞简单的城市化，而是要就地文明化。中国需要城镇化，但不能走西方城市替代乡村的城镇化老路。所谓乡村就地文明化，是生态文明化，当然也不是简单地回到古代的乡村社会，而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实现人类与自然、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东方与西方、物质与精神、创新与传统、生活与生产等一系列的整合，整合的平台是城市与乡村的共生。我们不要把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拿到城市里来解决，广阔的乡村其实蕴含着许多城市解决不了的问题的答案。
针对中国乡村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也有两种思维，是长周期看，还是短期看。短期看，萧条的乡村不可能马上复兴。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我希望能给乡村5年时间。我个人认为，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处在乍暖还寒的初春季节，未来5年之内，中国将会出现一个新回乡运动。乡村有没有希望，不取决于资本是否到乡村去，而是取决于什么人到乡村去。我个人认为未来有6类人会回归乡村：第一类是“新告老还乡者”，20世纪80年代考上大学的知识分子很多将到退休年龄，他们中的一批人将带着智慧、资金回归农村，建设家乡；第二类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第三类是新知识青年下乡，来自乡村的大学毕业生有一些会返回乡村，做有知识的“新农夫”；第四类是“逆城市化”趋势出现后，一批城市人将会到乡村养老和创业；第五类是寻根问祖的归国华侨；第六类是下乡的文化人和艺术家，他们到乡村寻找创作灵感、体验乡村生活的同时也可以复兴乡村文化。这6类人，已经走在回乡的路上，未来5年将会出现高潮。
如果这些人回归乡村，乡村文明的复兴将指日可待。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乡村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我们的心，是我们对乡村文明价值的认识。中国乡村不是处在垂垂老矣的暮年，而是一块被尘封的玉石，非常珍贵。
中国乡村从来没有停止追赶时代的脚步。中国乡村是世界上最具有自主性、主题性最强的乡村，是世界上最具有自我调适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乡村，在重大历史时期还会肩负起时代的使命。不能够认识乡村就不能够认识中国。乡村有未来，复兴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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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本报记者冯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