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各方就有关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进行着一场大讨论，即下一步应当做什么、怎么做？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从从前的两位数增长稳步下降到7%左右，并希望能够维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尽管这些年来保持了预期的中速增长，但近来经济下行压力突然加大。这里既有内部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因素。
就内部因素来说，既有客观层面的结构调整因素，也有政策意向所导致的营商环境的变化。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情况是很显然的。在很多年里，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着经济的增长，但现在这三个领域都出现了问题。国家主导的投资高峰期已经过去，主要是对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技术投入也在进行，并且比重一直在提高，但人们很难预期什么时候可以有新技术的出现。消费在增长，但也遇到了瓶颈。十八大之后，从前占据很大份额的官员消费，因为持续的反腐败运动而得到了有效控制。
因为反腐败方面的制度化建设，这一块消费可能一去不复返了。因为高度收入差异，富人群体已经消费过度，规模并不太大的中产阶层该有的也有了，并且近年来随着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也不愿消费。较之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中国中产没有有效的制度保障，除了一些年轻人以外，大部分中产不敢消费过度。广大的穷人则仍然处于消费不足的状态之下。
尽管近年来有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精准扶贫运动，但要把穷人转变成为消费者，有很长的路要走。出口的困难更显而易见。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出口在很长时间里有效拉动着经济增长，但近年来随着欧美市场的变化，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贡献的份额一直在下降。现在随着中美贸易战的进行，希望出口拉动经济不再现实。
外部因素除了上述出口贸易受到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技术因素。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经济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基础之上的简单经济扩张。因为存在着廉价的生产要素，西方技术迅速向中国扩散。简单地说，西方技术加上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很快促成了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确切地说，是“组装业基地”）。现在，这种简单扩张的数量型经济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技术成为最重要的要素。中国试图通过技术升级来追求高附加值经济。
不过，这也是西方对中国担忧的主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说，中美贸易战与其说是贸易战，倒不如说是技术冷战。美国不断游说西方国家（尤其是其盟友）“围堵”华为5G，显然是美国认为华为在这方面较之于美国具有了巨大的技术优势。在技术方面，中国尽管一直在强调“自主创新”，但“自主创新”一方面需要时间，另一方面，也不是说中国关起门来自己创新，和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的技术交流仍然重要。不管怎么说，中国尽管在一些技术领域有所突破，但总体上和西方的技术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何突破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围堵”是中国的一大挑战。
政治言论左右营商环境
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政策意向的变化导致了营商环境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近年来，在社会层面，一些领域的意识形态回归，“极左”言论不断出现，甚至前段出现“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的论调，这种极端的言论无论是对内部民营经济，还是对外资都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
尽管中国在法治方面也努力不少，但制度化程度仍然较低，意识形态的变化一直被视为是国家政策的风向标。历史地看，极左言论一直对企业界会产生致命的影响，这次也一样。直到最高领导层多次出来表态支持民营企业，才减缓了企业界的担忧。再者，近年来，党建成为执政党的一个重要议程，如何在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是各级领导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但在执行层面，党建演变成为方方面面的“党化”，各类企业、社会组织等都被“一刀切”地要求建立党支部。这对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它们不能理解这是为了什么。实际上，从党建的经验来说，“党化”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弱化”而非强化党的领导，因为“党化”的过程也是党“社会化”的过程，当党和社会（企业）没有了边界的时候，党的领导必然弱化。
所有这些造成了经济下行压力。不过，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从短期来说，如果不能保证较长期的中速增长，中国仍然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中产阶层的扩大仍然需要经济增长，而大规模的扶贫更需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来支撑。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对实现今后“两步”的重要性，即到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050年实现强国。
怎么办？经济既然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改革也就必须意在改善内外部营商环境。实际上，改善营商环境也是2019年“两会”的重点。就内部改革而言，主要聚焦于大规模的减税。很显然，减税很重要，税赋如果太重，就会影响企业运作和企业家的积极性。同时，很多地方也在改变前段反腐败运动中趋于紧张的政商关系，一些地方容许和鼓励官员再和企业家“交朋友”了。
不过，经验地看，这些方面的举措可能会产生一些短期效应，但不能解决长期问题。赋税不能为零，并且减税之后，政府仍然需要收入。尽管可以大力提倡“节省开支过苦日子”，但这毕竟是一种说法。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精兵简政”，缩小政府规模，政府开支很难减少。随着新一波机构改革，政府规模反而有再次扩张的压力。
政府收入从哪里来？无非是三大来源，即土地和房地产（尤其是地方政府）、政府债务和发行货币。不过，在很大程度上，这三方面的资源已经使用过度，空间有限。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收入已经高度不平等、社会严重分化，国家需要通过税收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会趋向高税收方向发展。这是社会稳定和发展所需；没有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就会缺失基础。
从世界经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至关重要的是保护企业家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两方面比什么都重要。企业家的私有财产也是国家总体财富的一部分，需要被有效保护。如果不安全，就会随同其主人（企业家）“逃亡”。针对减税，一些企业家说，“感谢给我这个赚钱的机会，但我赚的钱的安全仍然得不到保障”。在财富随时归零的情况下，在企业家的生命安全随时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所有其他方面的经济刺激举措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寻求更高的内部开放
实际上，中国企业家及其财富的流失一直过于严重，以往这个问题被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在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在经济起飞之后的二三十年里，中产阶层达到70%左右。但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以往4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甚至超过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中产阶层规模仍然很小，不足30%。财富去了哪里呢？这笔账需要算一下。不管如何，企业家及其财富的“出走”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生命安全”也应当包括政府官员和国企官员的生命安全。反腐败需要建设制度，而不能仅仅依靠官员个人的道德水平和党纪。很多官员的腐败也是因为不健全的制度所致，而非单纯的人性所致。
规制型政府建设需要加速和加强。就政商关系而言，没有建立起政府和企业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而一直处于企业家和官员之间的个人关系层面。经过这一轮反腐败，现在两者都害怕和对方发生关系，因为一旦发生关系，监察部门随时都会找上门来。也就是说，两者的关系仍然没有转型，依然是官员和企业家之间的个人关系。只要是个人关系，仍然很容易发生腐败。从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转型成为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是有可能的，至少从新加坡等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点谁都明白了，但仍然没有体现在实践层面。各级领导仍然继续频繁使用政治和政策手段（例如各级领导的讲话和政策表态）。在实践层面，政治和政策手段的效用越来越低。并且这些都是临时应付的手段，不是可持续发展之举。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开始之后，那么强调生命权和财产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并非毫无道理。至少从经济发展的逻辑来说，这两种权利为企业家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应当强调的是，保护企业家的生命权和财产权并不是说，资本可以为所欲为。在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导致了方方面面的社会政策的确立，用来有效保护社会，实现资本和社会之间的平衡。中国也可以从西方和亚洲其他经济体发展的经历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对外来说，人们不应当误解目前西方国家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西方资本不会把自己孤立起来，无论什么样的情况，资本扩张的本质不会改变。整个西方现在属于制度调整和重建的阶段，之后的再出发就是寻找新的开放和扩张政策。可以说，今后的竞争不是看谁封闭，而是看谁更开放，是对开放的竞争。
对中国来说，不开放导致“挨打”和失败，这是大历史的教训。所以，中国不会走回头路。近年来，即使西方盛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也一直坚持继续的开放政策。从达沃斯论坛到博鳌亚洲论坛，习近平多次强调开放对于中国本身和世界的重要性。政策话语也表现在政策层面，包括十八大之后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十九大之后的自由贸易港试验区，和近来的粤港澳大湾区。除了在国际层面积极参与多边主义贸易体系，这些试验都聚焦于内部的开放。
内部开放具有单边开放性质，意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求更高的开放度。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是在“一国两制”的环境下进行，大湾区可以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等多边贸易体制学习，先向港澳实行单边开放，再逐步扩大范围。
近来“两会”出台的《外商投资法》尽管实施细节还有待于制订，但也显露出新一轮和国际“接轨”的趋势。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具有强大能力，吸收消化单边开放所带来的成本。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的“请进来”和90年代“接轨”，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单边开放的含义。更大规模的单边开放政策，既有利于中国本身的发展，也有利于区域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也就是说，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和改革不仅仅是内部意义上的，而且也是国际层面上的。这是新版本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