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我会不定期到南开来学习，其中一个重要的学习平台就是“虚拟经济”论坛。我很早就参加了成思危先生创设的虚拟经济论坛。成思危先生所倡导的优良学风，理论研究扎根中国大地学术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研究中心是成思危先生创立的，刘骏民教授继承和发扬，刘晓欣教授进一步发展和壮大。我与他们三位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只要有会我基本上都会来学习。
研究虚拟经济实际上就是研究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思考和探索这个问题。在处理这个关系时有几个节点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在探索这个问题，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市场的作用？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表明，我们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那样，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
40年改革开放总体上看我们遵循了市场是基础性、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原则，但有时候也会背离这个原则。经济好了，就忘掉了这个原则，觉得市场作用是不是太大了？实际上，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国有企业与民营经济的关系，这些都体现出如何理解市场的作用。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成功经验，就在于我们尊重了市场经济规律，哪一天不尊重市场规律，哪一天不尊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我们经济就会出大问题，就会走弯路，最终都要回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规律上。这是第一点认识。
二是，如何理解政府的角色？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讨论了很久，理论上是清晰的，但有时实践中则不清晰。我们时不时地过分夸大了人为的作用，过分夸大了政府的作用。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把握政府的角色非常重要。我们不搞新自由主义，完全没有政府，那不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际上就是一个政府在恰当的位置上去引导经济发展的道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要清晰。
有人说，政府是守夜人的角色，有可能。政府的作用更多的是营造经济和社会环境。政府非常重要的职能是观察经济变化，采取相适应的政策，去烫平或减少经济波动。这个政策是变化的，是根据经济的实际状况、经济周期的变化而调整。
对经济周期的理解非常重要。当经济处在一个不太好的时候，下行的态势，如果我们仍然延续经济高涨时期的政策，那政策就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实际上，在当前中国经济趋势下，降税、减低费用是非常重要的政策。
政府的职能是为企业服务。企业碰到困难的时候要为他解决困难，要营造一个适当的环境，让企业度过困难。企业是财富创造的主体。企业发展了，财富才会源源不断。环境的营造、政策的实时调整是政府的职责。
政府不应以财政收入的增长为目标，这不是政府的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说，也不应以GDP的增长为目标。经济的良性循环、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和谐，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和社会福利水平，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所以，总书记在十八大闭幕之后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有时候，我们会忘掉这些根本的东西。经济的变坏不要完全归结于经济周期，那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办法。实际上，很多经济问题与我们的政策不到位或者错位有关系。我经常说，中国的财政政策不是一个合格的政策，没有宏观调节的功能，心中的目标永远是财政收入的增长。财政政策首先是宏观经济政策，首先是宏观调节的职能，必须要有宏观的视野，要站在宏观经济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个方面，财政政策做得不够。
中国的货币政策远比财政政策做得好。说实话，要没有中国式的货币政策，中国经济增长保持40年是很困难的。有人经常批评我们的M2增长太快，货币超发。我是个金融学教授，我从来不写货币超发这样的论文，有些人不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奥秘。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其中的奥秘。中国经济的成功，首先，当然是体制改革。改革释放了人们的积极性、创造力。中国人只要不捆住手脚，不束缚思想，就有无限的创造力。40年经济增长首先是体制改革推动的。体制改革得益于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是社会进步源源不断的动力。没有思想的解放，社会经济就会停滞。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首先是基于思想解放。
第二是对外开放。现在我们都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开放给中国注入了巨大活力。开放是改革的核心。没有开放，改革就找不到目标。只有开放才能找到改革的目标，才能知道我们的体制必须与先进的管理体系、经济规则相对接，与文明世界相对接，与市场化规则相对接，与全球化规则相对接。所有这些只有开放才能完成。所以开放给了中国经济巨大活力，也给了中国人巨大的信心。
40年前，我们的国家贫穷、落后、封闭，今天的中国正在迈向现代化，且自信。自信是通过开放形成的，中华名族是个优秀的民族，可以与任何人竞争。我们善于学习，也很勤劳。开放给我们带来大量的资金。过去，我们外汇贫乏。1978年全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67亿 美元，今天外汇储备基本稳定在3.1万亿美元，从1亿多美元到3万多亿美元是多么大的进步。开放是需要勇气的。在如此封闭、计划经济观念如此僵化的年代，没有超人的勇气，对外开放是做不到的。小平同志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那个环境下，能做出改革开放这样对未来中华民族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决策，那是要有超人的智慧和勇气，我们对他无比敬仰就在这个地方。现在环境好了，说一说很容易，那个时候推动改革开放真的很难。40年前多么僵化，搞不好就给你一顶帽子，那个时候帽子都搁在边上，稍不留意给你扣一顶，在中国帽子对于一个人来说多么有压力。
第三，科技和人才，对中国经济40年的增长非常重要。有些人试图否认中国大学的价值，我从来都是反对的。没有中国大学的发展，没有为世界培养这么多的人才，中国经济不会有今天。从70年代末到80、90年代，我们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优秀人才，他们都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他们思想没有束缚，有理想、有才干、有担当。40年两代人改变了中国，发展了中国。所以，没有思想禁锢的人才特别重要。
第四就是金融。从技术层面看，如何理解经济与金融的关系，非常重要，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微乎其微，货币政策做了巨大贡献。我们走了一条货币政策与中国经济增长独特的道路。中国经济的外向性和外汇管理制度，使我们有相当充裕的金融资源，以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的金融资产膨胀速度比经济增长快得多，大概以两倍的速度在膨胀。1978年中国经济货币化率0.3左右，现在是2.1，我们要正确地看待这一指标，既有泡沫的成分，也有金融深化的成分，更有中国经济和金融独特的奥妙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非常巧妙地运用了金融资源来推动经济增长，善于利用金融杠杆去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在过去一个时期，过分强调去杠杆，我是有不同看法的。过度去杠杆对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和金融有很大的负面性，为未来的金融动荡埋下了种子。本质上我是不太赞成去杠杆，赞成优化杠杆，反对在金融体系内搞杠杆游戏。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本质上是通过杠杆来完成的。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作用，除运用杠杆以外还必须通过改革来提升。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不仅仅是贷款融资服务，支付、并购、财富管理、信息这些都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重要内容，所有这些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完成。
金融改革的重点在哪里？
首先是市场化方向的改革。金融通过多样化的金融产品、金融工具为实体经济服务。融资者需要多样化的融资工具，财富管理者需要多种金融资产，只有改革金融结构，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金融最重要的是创新。
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严重误读了金融创新，以为金融风险都是金融创新带来的，我不赞成这个判断。中国金融重要的发展动力来自于金融创新，来自于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多样化的金融资产、多样化的金融组织形态。让大商业银行为小微企业包括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全面金融服务似乎不太可能，或许只有发展PE、VC、天使基金等新金融业态才可以提供相匹配的金融服务。金融最重要的是要创造一系列金融制度业态和多种金融工具与处在不同周期的企业相协调，这是金融的责任。金融要通过制度创新去孵化这些企业。衰退期的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基金让其并入其它企业，完成转型。这些都要靠金融创新来完成，金融创新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特别重要的机制。不要妖魔化金融创新。
我对上半年的金融监管是少有的进行批评的学者之一。那时，我讲过，我看不懂这种运动式强监管的目的是什么，把很多资金渠道都切断了。金融体系需要大江大海，也需要小溪小湖，只有大江大海是不够的，还必须保持小溪、小河的流动。小溪、小河是为小微企业服务的。中石油、中石化、一汽等大企业很重要，但数以百万计的小微企业也很重要。主动脉很重要，毛细血管也重要，毛细血管堵住了，人体就会腐烂，别看仍然活着，但很不美、很不舒服。金融监管对金融发展趋势规律要有深刻的洞察力和把握。
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10月31号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正确的判断，11月1日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偏离了正确方向。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首先是改革开放和创新，其次是金融的科技化。我们必须通过高科技来推动金融的变革。金融的变革主要通过两种力量来推动：一是，通过市场的力量脱传统金融融资的煤；二是通过科技的力量脱传统金融支付的媒。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市场的力量很大，科技的影响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