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30日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18”上，南开大学刘刚教授发表了题为《网络空间发展与资源配置方式变革》的演讲，以下为速记稿整理的演讲内容，已经作者审阅。观察者网获主办方授权转载。
非常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邀请！我的演讲题目是“网络空间发展与资源配置方式变革”。
近年来，因为与中国工程院的合作，我的团队深度参与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和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对信息科技和产业发展有了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我们认识到基于网络空间发展的数字和智能科技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擎。因为在数字和智能科技和产业发展上的领先地位，中国已经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首发国家。在2018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施瓦布先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中国已经发生。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上半场，即高速增长阶段。现在已经进入下半场，即中国特色主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认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与网络空间的发展高度相关。因而，我演讲题目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畴，讨论的是网络空间的发展如何通过对现有经济体系的重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一、网络空间的发展和作为廉价投入要素的数据和计算
如果从1969年美国的阿帕网算起，人类耗费了近四十年的时间，搭建了一前所未有的网络空间。在发展的第一阶段——门户网站阶段，网络空间仅仅提供信息服务。
2004年Web2.0的出现和应用，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我们进入以手机APP为主导的网络空间发展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网络空间不仅能够提供信息服务，而且能够提供从网络购物、网络订票、订餐和个性化定制在内的各种服务。
随着物联网和互联网的融合，尤其是边缘计算和云计算的相互支撑和发展，网络空间更多地融入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不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是网络空间的发展。在天津开会研讨时，争论的问题是目前的网络空间更多地表现在服务业领域，而不是工业领域，是否属于工业革命的范畴。我们认为，工业革命一词已经属于一个与科技革命及其产业化相关的概念，与科技革命及其产业化是否发生在服务业还是制造业无关。
为什么基于网络空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率先发生在中国，主要是因为在Web 2.0阶段中国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在世界处于先进水平，为我们发展数字和智能经济奠定了数字生态优势。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2次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6月，我国的网民数为8.02亿，移动互联网网民数为7.88亿。中国庞大的互联网群体产生明显的数据生态优势，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创造了条件。随着5G、IPV6和北斗导航的商业化运用，我们即将率先进入网络空间发展的第三阶段，即物联网与互联网、边缘计算与云计算的融合发展阶段。
在今年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对网络空间发展第三阶段的到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验。因为，互联网及其云计算概念离我们仍然比较远，但是边缘计算却离我们很近。例如，在广东白云山机场调研时，发现一进机场通过人脸识别就已经知道你是谁，可以为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强烈的现场感让我们突然意识到，人脸就是今后资源配置的入口，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巨大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
因为新的网络空间可以把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物与物、人与物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映射出来，为知识的创造、转移和应用创造了条件，为现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奠定了基础。
在没有网络空间的条件下，一方面我们可能不知道物理和社会空间业已存在的关系是什么，另一方面各种关系可能无法连接。当我们掌握了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的各种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方式时，我们就可以创造和转移新知识。
数据实际上就是网络空间对物理和社会空间各种关系的映射。只有有了数据，我们才能合成信息，创造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物理和社会空间的相互作用，把知识运用于实践，创造价值。当我们拥有足够的数据和计算的条件下，不仅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可以创造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组织方式，从而引发资源配置方式变革。
随着网络空间的发展，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开始出现。数字和智能经济是以网络空间为载体，以数据和计算作为关键投入要素的新经济形态。数字和智能经济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数字和智能科技的产业化、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城市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现在最热的智能科技和智能经济是以网络空间的发展为基础的。当前的人工智能与1956年提出的人工智能概念不一样，已经不再是使用计算机模拟人的智能，而是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是在物理、社会、网络三维空间结构下的机器、人和网络相互融合的智能系统。
所以网络空间带来的是万物互联，使数据和计算成为关键投入要素。连接带来数据，数据引发计算，数据和计算产生信息、知识的创造和应用，信息、知识和应用带来智能和赋能。作为廉价投入要素，数据和计算成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和前提。连接、数据、计算、密集的知识创造和广泛的赋能将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数据和计算为关键投入要素的智能经济时代。
二、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逻辑
接下来看看人类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方式是如何演化的。
现代经济学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国富论》中描述的资源配置方式被称为“看不见得手”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机制，微观经济主体是原子式的中小企业。与之相对的是自由资本主义体制。经过1929年至1933年大危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催生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体制，即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
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微观结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纵向一体化的大企业替代了原子式的中小企业，成为经济的主导。纵向一体化大企业和政府干预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新型态：福特制。在理论经济学中，从科斯的企业性质到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都试图从理论上解释福特制微观基础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内在特征。
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特制资本主义体制面临危机。以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认识到资本主义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存在的问题。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适应，模块化、集群化、精益生产和产品内国际分工取代了纵向一体化大企业，推动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和新福特主义的出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某种意义上是新自由主义的破灭。如何利用网络空间重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成更富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成为微观组织和制度变革的方向。
从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进展看，网络空间第二阶段的到来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平台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者，“平台+服务+中小微和新创企业”成为新经济的基本组织形态。因而，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已经转换为平台的边界问题。
在近期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平台边界问题的讨论似乎也过时了。随着边缘计算的兴起，平台的边界不仅可以继续扩张，而且平台之间的竞争同样剧烈。平台的竞争不仅表现在平台之间，而且表现为颠覆性技术可以使中小微和新创企业快速发展，同样可以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者。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在网络空间发展中带来的数据生态优势，已经和正在转化为科技创新优势和产业发展优势。网络空间发展带来的数据和计算优势，不仅能够扩大资源配置的范围，而且能够使市场、企业和政府之间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优势互补作用，共同对经济和社会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因而，基于数据和计算优势的经济体制同样具有竞争优势，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体制优势。
三、二个来自实际调查的例证
对网络空间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近年来，我们主要采用的探索性研究。大家都知道，探索性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案例研究。接下来，通过我们近年来做的二个案例，向大家介绍一下网络空间的发展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变革。
第一个案例的是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大集镇丁楼淘宝村。改革开放以来，丁楼村一直是一个贫困村，村里的劳动力60%以上长年在外地打工。2016年我们在丁楼村调查时，已经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丁楼村的发展是利用网络空间实现乡村工业化的一个典型案例。2007年，村民偶然学会了淘宝销售产品的技术。利用他们在打工中掌握的服装加工经验，开始在村里加工生产演出服饰在淘宝网销售。
没有想到很快形成规模，成为国内知名的淘宝村，而且带动周边若干村成为淘宝村，使曹县成为中国淘宝村最多的县。随着演出服饰的生产和销售，在丁楼村出现了美工、快递物流体系、服装设计和原材料专业市场在内的完善的产业链。
在调查研究中，我们选择了24家家庭企业作为样本，采集创业者的工作经验、技术和知识来源进行价值网络分析。在24家样本企业中，只有5个企业创业者的前期工作经验与纺织服装相关。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是如何获得销售渠道、技术和知识的呢？通过价值网络分析，结论很简单，互联网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知识和技术获取来源。
他们是如何获取知识和技术的呢？首先，他们利用淘宝网销售产品；第二，他们利用淘宝建立起的快递物流体系进行产品的销售和原材料的购买；第三，他们在网络上搜索可能的知识和技术，借鉴别人的经验；第四，他们在网上购买服务。例如当地没有模特，他会把做好的服装寄到丽水市，由丽水模特工作室拍好了照片再发给他们。
这一切完全突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是网络世界帮助了中国的一个地理位置偏远的贫困村成为富裕村，彻底改变了当地农民的命运。有意思的是，当我们问农民如何获得知识和技术时，他们不会说网络，而是说百度。因为，在他们的眼里百度就是互联网，就是致富知识和技术的来源。
这个例子说明，网络空间打破了资源配置的地理空间限制，使地理位置偏辟的农村同样可以像城市里的企业一样获得优质的服务要素。这是否意味着，网络空间的发展可以改变“三农问题”，成为乡村振兴的利器。
第二个例子来自杭州，目的是考察平台如何帮助中小微和新创企业发展。
我们在杭州市余杭区的梦想小镇和西湖区的云栖小镇找到178家新创企业，采集三个维度的关系数据：创业者的前期学应经验和工作经验、技术来源和资金来源。通过价值网络分析，我们发现阿里巴巴、阿里云、云栖大会、富士康科技和浙江大学是新创企业中获取人力资本、技术和资金的主要来源。
无论是阿里巴巴还是阿里云，都属于平台。他们的功能是把技术转化为模块，通过技术和计算赋能帮助中小微和新创企业发展。在数字和智能经济发展中，平台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者。同时，平台不只是一个企业，而是由多个平台和服务资源共同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
在调查访谈中，我们还有一个发现，新创企业的创业者和技术人员往往是阿里云社区的成员。很多技术开发都是在网络空间社区上讨论，同样是通过网络空间获取的知识和技术。在调查中，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我国的新经济发展这么快，是因为网络空间存在着明显的技术创新和扩散的报酬递增机制。
基于网络空间发展的资源配置方式变革为什么优于自由资本主义体制和福特制，根本原因在于可以把微观和宏观结合起来，在数据和计算的支撑下实现从局部最优到整体最优。无论市场还是企业都属于微观层面的组织形态，最多只能做到局部最优。例如，纵向一体化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替代，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做到更大范围的局部最优。
之所以福特制优于自由资本主义，是因为政府发挥了作用，解决了因为产能过剩可能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后福特制只是福特制的局部修正，是适应微观组织（科技型中小企业兴起和跨国公司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变化的宏观政策和体制的改变。
在网络空间和强大的数据和计算能力支持下，无论市场还是企业和政府都有更强的资源配置能力，而且通过优势互补完全可以做到更有效地配置和利用经济和社会资源。
改革开放40年以来，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和政府的积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前所未有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因而，在上半场我们已经做的非常好，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基于网络空间发展带来的数据和计算优势，我们在下半场会做得更优秀，进一步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优势。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