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金融领域之所以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为经济发展持续助力，与我们最初对金融的认识和判断密不可分——“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正是这一判断，让金融获得应有的定位，更让金融成为了经济整体市场化进程中推进最快的领域，从而保证金融资源在经济运行中的配置效率得以持续提升。
时至今日，我国的“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增强，金融改革有序推进，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双向开放取得新进展，金融监管得到改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能力增强。”相应我们对金融有了进一步认识——“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由此我们对金融领域发展的侧重点需要做出调整，其中“积极发展普惠金融，大力支持小微企业、‘三农’和精准脱贫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就是调整后的重点之一。然而迄今为止，普惠金融的初衷与尚未形成良性可持续商业模式的现实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缺口，如何弥合这一缺口呢？笔者就此浅谈四点认识。
首先，普惠金融绝不是现有金融体系的简单扩容。与传统间接和直接融资体系支撑下的金融服务不同，构建在互联网、IT以及手机等移动终端技术支撑下的金融服务最大优势在于，可以让各类金融服务的触角与包括居民在内各微观主体的金融需求无缝对接，从而革命式地将金融发展由“深耕”阶段推入“细作”阶段，让金融由“普”的量变到“惠”的质变成为了可能。目前正在发生的“银行消失”“C端突破”等诸多新象，恰恰就是这一转变的生动写照。
其次，普惠金融绝不是财政，而一定还是金融。例如，扶贫贷款说到底就是财政补贴和社会救助而非金融，普惠金融绝不是类似扶贫贷款性质的融资。其间的差别就在于财政和社会救助均属于公共服务层面的范畴，在经济运行中属于是对收入的二次分配，其背后政府属性很强，因此也不是按照市场规律来定价的。金融在经济运行中位于流通领域，普惠金融同样如此，即金融功能发挥的基础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要起到决定作用，针对市场失灵，政府不应被看作可以直接解决失灵问题的外在力量，政府机制也不是直接引进解决市场失灵的替代机制，政府真正的作用是引导、帮助和增加市场主体化解市场失灵的能力。所以，普惠金融绝不是扶贫贷款的新形式，绝不是财政补贴和社会救助的新手段，也绝不是政府以金融之名行财政之责，否则，普惠金融最终还将出现“金融吃饭，财政买单”的恶性循环。
第三，普惠金融需更侧重金融功能的有序释放。目前，普惠金融不仅被各类金融机构列为新“蓝海”，更被BTAJ等互联网行业公司视作战略制高点，他们之间的结合度也正以惊人的速度提升，而“二维码”、APP、移动支付等新体验已经与我们的实际金融需求满足分不开了，这些变化无疑是新发展理念带给我们的金融新业态惊喜。与此同时，一些发生在金融领域的“意外”也给我们带来了烦恼，尤其像e租宝金融乱象和P2P网贷诈骗等事件已在社会上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反思，伴随技术手段的突飞猛进，一方面进入金融领域的门槛被大幅降低，另一方面金融服务与需求的对接面更为广泛，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金融乱象的危害不容小觑。
一般意义而言，金融乱象之所以出现，无外乎就是金融监管缺失下的金融无序所致，而从我们金融发展的经验所见，金融创新一段时间后往往就伴随着金融乱象的发生。因为包括服务、手段、产品在内的金融创新，本质上均是金融功能的释放，也正是由于金融功能的释放，带来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但金融资源配置背后的利益往往刺激金融功能释放的无序化，而金融功能一旦开始无序释放，那么其造成的危害必将是金融资源错配危害的数倍。如P2P由信息中心异化为信用中心，就是金融功能无序释放的典型案例。因此，与金融服务和金融资源配置普惠化相比，普惠金融更需侧重金融功能的有序释放。
第四，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门槛不能太低。虽然普惠金融的发展得益于技术手段的有力支撑，而以此为基础，包括支付、清算、汇兑等在内的金融网络让金融服务脱胎换骨，也才让“口袋金融服务”成为可能。但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现代经济中，社会平稳运行的一个刚性保证就是金融服务网络的安全运营，这也是近年“系统性金融机构”理念快速落地的重要原因，即金融机构因经营不善造成的破产与其提供金融服务功能维持之间需要建立隔离墙，不然就必然带来“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目前，除金融机构之外，社会上金融服务网络的提供者还包括像BTAJ这样的非金融公司，那么，他们是否可以凭借技术优势无障碍地进出金融领域呢？如果可以，又该如何防控其潜在的道德风险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需尽早理清楚，否则，在技术手段快速发展的掩盖下，普惠金融不仅不能“金碧辉煌”，反而可能是“一地鸡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