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同时也迎来了中美建交的四十周年。中美关系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壮大，这波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是美国，而中国则是这波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中美两国关系已经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了，而具有了全球性意义，这是历史的进程所决定的。
一、历史决定中美进入激烈竞争中谋求合作的基本格局
必须客观地看到，中美之间的确存在一种激烈的竞争关系。美国担心中国的经济规模有一天会超过美国，纵使中国的人均GDP要超过美国还要走相当相当长的一段路。应当强调的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竞争是合作的基础。将竞争和合作割裂和对立起来的静态思维存在明显弊端，在发展中动态地看问题，才会有更加符合实际的领悟。比如，一项技术，如果只有美国有而中国没有，那么就不存在竞争问题，因为中国没法跟美国竞争；中国有了这项技术，才能跟美国去竞争。但为了减少无谓的竞争，双方会逐渐探寻以合作和互动来达至帕累托最优；所以说竞争是合作的基础，我们不要惧怕竞争，只要竞争不升级为敌对，竞争肯定会通向合作。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无疑是当今世界舞台的两大支柱，而以贸易战作为突出表现形式的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在竞争中谋求合作的基本格局。贸易战伤害的不仅仅是中美两个国家，全球的经济也因此面临风险。所以，中美两国元首这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会谈达成了贸易战暂停90天的协议，体现了中美承担起大国的责任，降低全球性风险。经济界很多人已在担心本轮经济增长即将步入衰退期，如果叠加贸易战的负面效果，那么风险是哪个国家都承担不起的。
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达成的共识基本都是一些即时型方案（即尚未上升到基本规则协调的高度），比如中国承诺采购美国的农产品和能源、中国承诺打击毒品芬太尼的生产和流通、中国承诺未来将批准高通收购案等。这些方案的促成，一方面，体现出特朗普政府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尽管出席此次峰会的美方代表大多数是对华鹰派人物，但特朗普团队依然理性地没有把贸易与政治、军事放在一个篮子里说，避免了中美关系跌入全面冷战的危险。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国在坚持逐步开放的基本原则下有弹性、有策略务实地应对问题的态度。由此可见，双方都在不忽视大国之间竞争格局的同时也都充分地意识到竞争不必然导向对抗，反而可以成为合作的基础。
二、当下中美亟需在分歧管控方面取得实际进展
虽然90天期限内中美能就贸易问题最终达成一致尚有待观察，但是可以观察到中美高层已经在着手推进对分歧的有效管控和沟通协调机制。从美国方面看，特朗普团队实际上已经把中美关系的一系列问题排列出优先次序，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被他列入最优先级的序列。两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问题暂时被特朗普放到了后面，如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
过去多年来，中美之间一直举行经济与安全对话，几乎把所有的问题一次性摆到台面上讨论。客观而言，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过于笼统和模糊，两国政府的执行层很难找到突破口。特朗普上台后，对中美之间的这种全面对话模式产生了疑问。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总统，他的执政理念淡化了过去总统那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成分，趋向于更加功利和更看重现实效果的角度看问题。
2017年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初，曾为解决中美两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提出了一个“百日计划”，试图解决逆差问题。但遗憾的是，当时的“百日计划”没有收到积极的效果。尽管两国元首之间达成了共识，但这个共识没有反映到两国的官僚层面。这一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特朗普政府又提出了“90天计划”，各界自然会担心重蹈覆辙，这就需要我们也从中国方面看问题。
当初中美两国元首初步达成的意向是好的，但遗憾的是中方的执行层未能切实地把“百日计划”推行下去。这很可能是由于一些人当初对特朗普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的决心没有足够的重视。我们的一些人对中美关系存在误解，比如说把中美关系描绘为“夫妻论”，将中美之间相互依赖绝对化，误以为美国不会同我们“离婚”。这些误判很大程度上导致特朗普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百日计划”无疾而终。
不得不说中国一些政府官员和学界都需要检讨，如果当时工作做到位，今天的贸易战或许可以被消灭在萌芽状态。而这一次“90天计划”能否落实的关键还是在于中国政府的执行层如何在现实效果和高要价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保护知识产权和分享科技成果之间取得平衡，并希望双方不要动不动就把一般经济活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层面。中国的官僚机构能否真正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将共识转化为行动，对此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另外需要提醒的是中国有很多人目前对中美贸易战的严峻性认识不足，认为贸易战打到现在，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200亿，或者再多几百亿的事情嘛？但实际上，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前，很多中美双方的企业都已加速储备商品，所以过去近半年时间的贸易量不降反增，就是说贸易战的恶果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大家切不可麻痹大意。更重要的是如今双方在很多方面已经有了滑向局部冷战的迹象——虽然不是说像以前美苏冷战那样在核武器对峙的背景下启动全面冷战，但是中美之间很多科技交流和产业项目已经步入停滞，再加上现在美国还在讨论把中国留学生五年的签证减少到一年等等。这些变化其实是非常致命的，会对以后产生深远的影响。
最后，正如前面所说，中美元首达成的共识基本都是一些即时型方案，尚未上升到基本规则协调的高度。90天的“缓刑期”后，中美贸易之间的关税调整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势必冲击两国企业对于进出口业务的信心，进而也影响到投资和股市。两国企业家们需要一个明确的信号来提振士气。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态将会更加开放，但如何将这种开放落实到政策层面和操作层面尚未明确。科学化的政策制定不能凭一时的决策冲动或者利益算计，而是基于其背后成体系的、稳固的规则，这就需要进一步在规则协调的高度来探讨问题。
三、未来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于协调规则
关于协调和制定规则，首先有必要明确一下什么是对于国际规则比较公允的认识。国内目前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认为当今世界的规则就是美国的规则，甚至是美国的霸权规则，那中国为什么要服从美国的规则？然而，将美国规则和世界规则简单等同起来的观点与现实世界是矛盾的。具体说，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的“老大”，的确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若就此将国际规则视同美国规则，则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现在要从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中退出。执意要从自己参与制定的规则中退出，说明美国觉得这些规则已经严重地损害到它的利益，然而又无法左右局面，只能扮演一个不负责任的形象。
因此，我们要对美国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有一个公正的认识，不能将其等同于美国规则甚至是美国霸权。否则，我们会在如何对待规则上陷入尴尬——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上扮演（至少是区域）领导者的角色，别人该怎样看中国；中国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到底是中国规则呢，还是世界规则？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正是充分利用这些国际规则来实现自我发展的结果。当然，当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可能会在一些方面出现调整某些规则的诉求。这不仅是中国所关心的问题，也是美国关心的问题。不排除说中国的诉求可能一时难以被美国接受，于是两国就会出现第一节中谈到的竞争问题。但美国也不是一点道理都不讲。实际上，它也是在不断修正自己的态度，所以我们也强调说，这种竞争也必然伴随合作。
有关中美协调规则的另一重要问题是：中国在谋求更多参与制定世界新规则的过程中怎样处理与旧规则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来，中美关系历经沧桑，两国也越发了解对方的路径。原先美国期待中国经济发展后会走上西方式的政治民主路线。但是现在大家都很明确中国会走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发展的模式，于是这就形成了处理新老规则关系的问题。
首先，一个基本判断是：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无论是参与制定新的世界规则，还是调节与既有规则的关系，都要格外注意量力而行。毕竟在这个现实的世界，规则也是要根据力量的对比来调整的。
其次，要尊重对方在世界不同区域的重大利益关切，特别是在原本没有重大政治诉求的地区问题上不要释放出强烈的政治意味。比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是促进开放的经济倡议，就不宜将其渲染为带有政治意味的国家战略；中国在东欧以及南太平洋岛国等的经济活动也必然牵动欧盟和澳洲的神经。将经济主题政治化是很危险的。当中国被这样认为的时候，必然引起美国国内一些势力将与中国的经济问题都政治化，甚至是动辄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这无疑会激化中美关系中的敌对成分，限制合作基础。
与此同时，尊重对方在世界不同区域的重大利益关切的意识还需要不断向外拓展。国际规则的任何细微变化都牵涉极其广大的利益，并不容易取得多数赞成，因此中美在协调规则时要格外注意不能简单地把世界归结于中美共治，而是要充分考虑欧盟、日本、俄罗斯、东南亚等经济体的核心利益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