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稳增长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宽财政”信号越发明显。多部委密集发声降低社保费率，预期企业社保降费将成为下一步“宽财政”的关键突破口。
中国的社会保险事实上相当于强制储蓄，缴纳费率过高，抑制了消费和投资。据世界银行数据，2017年中国企业综合税负在189个国家中排名第12，其中社保税负排名第2；Trading Economics的数据则显示中国企业的社保综合费率高达37%。以北京地区为例，职工1万元税前工资中“五险一金”缴纳占比超过22%；企业则在支付万元税前工资的同时，还承担了4300元左右的“五险一金”成本。
许多企业以不缴或少缴社保的方式规避如此高额的成本。为强化社保征管，2019年起各项社保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但在没有费率调降措施同步跟进的情况下，单方面的社保加强征管将进一步提升企业社保负担。这些增加企业成本、抑制经营和投资，同时降低居民长期可支配收入的做法，与提振内需相悖。当前为稳定企业预期，企业社保转交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的工作已暂缓。
社保基金确实面临收支状况不佳、未来可能存在较大缺口的问题，这是企业社保从严征收的重要考量。2013年-2017年，全国社保基金当年度收支结余均小于当年度财政补贴收入，意味着社保收入严重依赖财政补贴，且收支缺口在逐年扩大。其中，养老金的压力最大。笔者根据各省财政局网站粗略匡算，在数据可查的24个省份中，2017年仅有7省在扣除财政补贴后收支盈余为正，其余17个省份均存在收支缺口。出生率降低、人口寿命延长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还将加速养老保险缺口。同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的保障能力差异加大，广东、北京等高积累省份的社保基金规模继续升高，东北、西北部分省份结余耗尽风险则在加大。
作为稳增长措施的社保降费如何落地？表面来看，企业负担过重引出的降费需求，和缓解社保收支缺口压力之间存在目标冲突，但矛盾并非不可解，这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减负、后者开源。预期下一步的降低费率政策将同加强征管措施配合进行。
在社保缴费中占比六成的养老金缴纳费率的降低，将是大概率事件，因为“五险”中的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费率已处于较低水平，操作空间不大；而医疗保险未必会进入政策选项；考虑到2016年养老保险费率的阶段性调降，将于2019年4月30日结束，预期政策层面将在此之前，以进一步调降养老保险费率来衔接上一阶段的政策。
笔者测算，假定同时进行费率调降和加强征管措施，社保费率可在现有基础上调降5个百分点，同时维持调降前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水平及结构。因为企业缴纳合规程度的提升，为降费创造了空间；而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单个企业的费率大幅降低，原本未合规缴费的小部分企业情况可能变差，但原本就合规缴纳社保的企业则明显减轻社保负担。
尽管如此，社保基金收入如何开源仍是长期命题。除了前文提到的加强征管，目前看来，加速推进国资划转充实社保基金，是较为可行的一个出路。
划转国资充实社保的方案在2003年已经讨论，直到2017年11月《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才得以发布，其中对划转目标、范围、比例、实施进度安排等作了明确规划，但由于国资划转与国企改革、上市等多方面问题均有交叉，具体落地的考量较为复杂，导致方案落实进度缓慢。
截至2018年底，全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达3.38万亿元，2017年以来连续实现两位数增长，全国国有企业净资产总额超过63万亿元。按照10%的比例划转，金额将超4万亿元。作为解决社保收支缺口的长效手段，国资划转充实社保方案须加速推进，以实现还富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