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四十周年。人生四十而不惑，四十岁的中美关系却似乎越来越迷惑。
作为中美建交的奠基者之一，基辛格先生最近数次论及中美关系，提出“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目前两国间存在根本问题并不是双方能否解决贸易争端，而是在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如何共生共存。基辛格表示，这将是历史上一次独一无二的出发，美中两国将找到解决贸易争端的途径。他还预言一个新型的经济关系将会出现（参见基辛格博士在去年11月访华的讲话以及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2018年年会上的讲话。）基辛格博士提出的只是一个预言，未来如何建构一个新的中美经贸关系仍是一个待解的问题。
经贸关系是基础，但地缘政治有着决定性影响
中美建交之前，两个大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微乎其微。是中美地缘关系变化和中美建交打开了双边贸易之门。建交后的第一个十年，中美关系处于“准同盟”阶段。因为有共同战略需求，美国放弃对中国适用限制与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开展贸易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法，给予中国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同等的优惠关税待遇，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出口市场，双边贸易得以迅速增长。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马上面临重新定位的挑战，美国不再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而将人权、台湾等问题与优惠待遇挂钩，进行年审，如果中国无法通过，关税的提高将对中国出口造成严重打击。
而此时中美关系的基本动力逐渐变化，商业利益开始成为促进经贸关系的有力推手。中国在经历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短期调整后，199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规模快速成长。1990年，中国还是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排在巴西后面，2000年，中国则成长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中美贸易额从1990年的118亿美元（美方统计为200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745亿美元（美方统计在1000亿美元以上）。1990年，中国是美国第10大贸易伙伴，1996年已成为第4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1998年、1999年、2000年，美国连续成为对中国实际投资最多的国家，美国500多家最大公司中的50%以上在中国投资。中美关系虽然受到美国国内反华势力干扰，但是经贸利益促使美国商界普遍支持改善中美关系、深化经贸合作。通过他们在行政和立法系统的大量运作，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案得以年年通过审核。至1999年，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并决定永久性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至此，（白宫声明）“美中两国真正实现了双边贸易正常化和中国最终融入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但意味着双边贸易关系完全正常化，还意味着双边经贸关系纳入多边体系，获得了更多的国际法治保障，从而可以进一步减少两国政治分歧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中国入世以后，双方不但在世贸组织的法制框架下处理诸多贸易失衡/倾销、知识产权保护、出口补贴等问题，还建立了常态化的对话与磋商机制来处理世贸框架下难以处理的新问题。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越来越独立于两国外交关系的影响。进入了一个摩擦不断，但实际上相对稳定时期。主要原因是有了多边和双边的法治化、制度化的应对机制，经贸摩擦不至于对经贸交流产生破坏性冲击。经贸关系不再是两国政治关系的附产品，在缺乏共同地缘政治目标的新形势下，经贸关系的强化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一个砝码，即成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推进器”。
中国入世时，中美贸易额占美国外贸总额的比重尚不足 4%，双边进出口总额1160亿美元，其中美国逆差84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占比很小。中国市场对于美国而言是个“小”市场。美国看重双边经贸关系不是基于中国市场对于美国的现实重要性，而是基于两个预期。一是期望中国入世后将成为美国的大市场，二是期望中国通过经济发展实现政治转变。入世后中美矛盾主要体现在美国压中国扩大市场开放，整顿市场秩序。同时也施压中国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入世后，中国市场对美国的重要性继续上升，2002年到2017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近500%，远远高于同期美国对全球出口平均增长幅度（200%）。但是这个时候，中美关系却出现了越来越严峻的结构性冲突，经贸关系这个“压舱石”变成了“震荡源”。主要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经济对美国形成赶超之势，美国对中国认知发生重大变化，视中国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以及潜在的最大威胁。这说明，美国始终将地缘政治置于经济利益之上，随着世界格局变化，这一点没有改变，反而更加明确。
关系无法倒退只能向前
“回不到过去”，一方面意味着美国不会再像以前给中国的贸易投资更多的“方便”，开展经贸交流将面临越来越多阻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双边经贸关系不可能简单归零，退回到建交初或者之前的低水平。中美经贸关系无论受到多大冲击，其基础已经相当雄厚，只能在既有基础上朝前走。
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贸易额不断攀升，从2001年的804.85亿美元到2017年的5836.97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CAGR）达到13.2%，尤其是2000～2008年期间，中美贸易额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目前中美互为对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美贸易在中国贸易总额中占比始终超过12%，出口和进口占比也都处于稳定水平，2017年分别为18.99%和8.36%。2017年美国对中国商品出口1500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6%。占美国GDP的0.6%。美国自中国商品进口5060亿美元，占商品总进口的21.6%。现阶段，中美两国贸易关系十分紧密，且中国商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要远高于美国商品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贸易投资限制措施不断推出。截止11月底，由于提前出货效应，关税对中国对美出口的影响还未显现，但已经对美国对华出口造成一定影响，11月份美国对华出口同比下降25%。结果是美对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但是，加征关税终将使中国对美出口迎来拐点。中美贸易持续了近40年（其中仅2016年出现小波折，2017年很快恢复）的增长态势可能发生转折。但是，从长期看，经济全球化会转换形式，但势头仍在。关税的影响只会是暂时的，技术封堵也会归于无效。无论中美贸易谈判前景如何，中美贸易、投资以及技术交流仍会在波折中前进。
从趋势看，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占其商品出口总额的比例在2000年只有2.07%，到2016年已上升至7.96%；而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2000年为20.94%，到2016年则微降到18.24%。如果加上服务贸易，中美双方的出口中，以对方为目标市场的比例则更加接近。现在中国的贸易顺差几乎全来自美国（98%），中国对其他国家几乎都是逆差。随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全面对外开放走向深入，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由顺差国转为逆差国。中国正努力扩大自美进口，平衡中美货物贸易，对美顺差将逐步收窄，未来美国出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会逐步超过中国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
此外，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2000年中国消费市场规模仅为4720亿美元，美国是3.3万亿美元，美国市场规模是中国的7倍。2000～2017年，美国市场规模增长到57564亿美元，增长了74.4%。而中国市场一路狂飙，增长到54223亿美元，增长了11.5倍。美国机构预计，2018年中国市场规模将达到5.8万亿美元，与美国持平，未来超过美国是大概率事件。牛津经济分析2017年1月研究报告预计，美对华商品和服务出口将从2015年的1650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5200亿美元。美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中国访美游客消费330亿美元，排名各国第一。预计到2021年，中国游客将上升到570万。波音预计，未来20年中国需要购买7240架客机，货值1.1万亿美元。通用公司报告称，2010年至2017年，对华销售额超过在美销售。对华汽车零部件销售占全球的42.1%。中国目前仅次加拿大，是美国汽车第二大外销市场。布鲁金斯学会报告预计，到2030年，中国中产数量将占全球的22%，其消费水平将是美国中产的三倍。2007年至2016年，中国个人消费年均增速8.9%，美国只有1.6%。美国国会研究局报告认为，美国经济发展将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市场提供的机会。
中美经贸关系虽然是由政治解冻而起，但是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它很好地利用了两国之间供求结构的互补，又高度契合经济全球化价值链分工要求，已经形成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经验表明，关税和其他限制措施既无法有效纠正贸易失衡，更不可能阻断技术进步路径。美国政府希望调整重构双边经贸关系，有一定合理性，但是选择单边施压、关税以及其它惩罚性措施，这一策略是错误的。它达不到任何正面目的，只会产生破坏性作用，不但损害两国利益，而且损害世界经济。
期待超越历史
既有模式不符合期待，中美经贸关系需要引入新思维。中美关系40年来发展历程以及国际关系的基本经验显示，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但政治关系往往决定了经贸关系的发展方向和深度。当前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症结在于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变化。美国判断中国具有威胁美国主导地位的潜力和意图，双方的地缘政治目标形成了冲突。为此，经贸关系就成为美国政策的“人质”。如果顺着这种思路演进，中美经贸关系将朝着断裂方向发展。
但是这并非宿命。回首四十年，中美经贸关系才登到半山。中国开拓美国市场相对成功，美国对于中国市场的开拓则落后于许多其他对手。尽管美国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但是美国商品占中国进口市场的份额却从2000年的9.9%下降到2017年的8.4%。在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中，美国的份额从2001年的16.7%下降到2016年的8.2%。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进展缓慢，远远落后于欧盟。中国大市场逐步成形，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现在正是美国重新审视中国市场重要性的恰当时机。
中美要超越历史，不能只靠既有的工具箱。当前中美之间争议的经贸争议由来已久，大多与结构性问题有关。双方即使有诚意协商解决，也需要时间，短期内难以取得明显实效。特朗普总统的另类执政，以及美国的政治周期，使得中美围绕争议达成必要妥协更加困难。
作为重建互信的一步，中美或者可以面向WTO尚未涵盖或者新兴领域，就这些领域的经贸规则尽快进行协商。其一是投资。目前投资保障没有统一的国际规范。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投资大国（2017年是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第二大外资流入国）。中美在全球的投资既可以是竞争性的，也可以创造合作机会。中美两国以对方为目地的投资需要规范保障，在全球也如此。其二是数字经济。据麦肯锡的报告，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已占国际贸易的12%，到2022年数据流量将增加5倍。中美当前正围绕WTO改革展开博弈，推动形成新的贸易秩序。这非常重要。目前美方将改革目标锁定在规范中国的传统贸易行为，实际上数字贸易才是未来的大市场。中美以及其他伙伴在推动WTO改革同时，不妨将注意力多放在推动构建新兴领域的规则体系，在做大蛋糕中寻找更多共赢机会，不要让传统贸易领域的分歧妨碍了各方在新兴领域的合作。
另外，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不错，美国经济更是处于周期的顶部，但是世界银行报告认为，尽管市场对长期增长的前景预期暂时较为稳定，但潜在增速、长期投资前景均已恶化，主要下行风险有两个：全球金融市场可能破坏性发展、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之际贸易保护主义或升级。两大风险均与中美关系高度相关。中美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进行了有效的金融合作，未来在防范系统性危机方面仍需要加深这一合作机制，而不是削弱。双方正就解决贸易摩擦展开磋商，必须充分意识到摩擦对于未来全球经济的影响，而非局限于双边视野。双方应当体会到这一重大历史性责任。
既然“回不到过去”，那就只能尊重现实，并致力于构建更美好的未来。对美方来说，现实利益摆在那里。中美经贸关系会向那个方向发展，是尊重客观现实，让现实利益压倒危机判断，从而努力缔造双赢？还是让危机判断凌驾现实，引导关系走向零和，甚至更加不可测的方向？期待中美携手超越历史，走向双赢和多赢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