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18年出生人口推算，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大概在1.46左右，也就是平均每个妇女生1.46个小孩，远远不到2.1左右的更替水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生育率很大一部分来自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也就是在最近两三年里，跨越多个年龄段的很多育龄妇女集中释放过去受到政策限制的生育意愿。
这个判断可以从2018年的新出生人口中，二孩数量多于一孩的现象得到印证。由于生育一孩后才能生育二孩，所以稳定情况下，二孩数量会少于一孩。而且按目前的生育意愿，有了一孩的母亲中大概只有一半会生育二孩。所以在暂时性的堆积反弹趋于结束之后，未来的二孩人数很有望减半，致使生育率可能降至1.2以下。
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在全球又会排在什么位置呢？2016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3个国家的生育率低于1.4，只有韩国和新加坡两个国家的数据低于1.2。日本长期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最近几年大力鼓励生育的力度，已经将生育率提升到1.45。相比之下，欧洲的平均生育率是1.6，美国的生育率是1.88左右。
由于全面二孩带来的堆积反弹因素，中国目前生育率暂时还不是世界最低，但长期来看，中国低生育率问题会是世界之最。这是因为在中国，城市居民和高学历人群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要低得多。对于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来说，城市人口和高学历人口都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也是未来生活方式的引领者。随着中国进一步城市化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中国的生育率大概率会跌至世界最低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2010年的全国生育率为1.18。由于普查年份的生育率有偏低的倾向，当时的真实生育率或许会略高于数据显示的水平。不过，如我们前面所分析，随着全面二孩堆积生育释放完毕，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很可能会低于1.2的。也就是说，尽管1.18的数据未必能真实反映2000年的生育率水平，但却可能适合于衡量目前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其背景是目前生育主力90后的生育意愿显著低于2010年前后生育主力的80后。基于这点，我们在下面的分析中采纳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来反映中国目前不同人群的生育状态。
如表1所示，北京的生育率为0.71，而上海的生育率也仅有0.74。不仅远远低于欧美的大城市如纽约和伦敦，也低于日韩的大城市如东京和首尔。中国二线城市的生育率虽然略高于一线城市，但也不到1.0。例如，天津市2010年生育率仅有0.91，沈阳市2013年生育率仅有0.89。
除了城市化水平之外，整体人群的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生育率的关键因素。一般来说，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这个现象可以归为两大原因。一方面，受教育时间的延长，缩短了女性生育的时间；另一方面，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增加了家庭抚养孩子的机会乃至实际成本。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受过小学、初中、高中教育的女性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1.35、0.91。特别是，中国受过大学专科、本科教育女性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仅有0.83和0.79，不仅远低于欧美高学历人群的生育率，也低于日韩的高学历人群生育率。
相对于2.1的更替水平，0.7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代人减少2/3，下一代人只有上一代的1/3，两代人后只有1/9。也就是说，如果任由这种水平的生育率持续下去，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和高学历人口在两代人后将绝后。
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很大程度还是依靠农村人口来支撑。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城市总和生育率为0.88，镇的总和生育率为1.15，农村总和生育率为1.44。显而易见，农村生育率要比城市高得多。
这意味着，中国现在的生育率之所以还不是世界最低水平，除了全面二孩带来的堆积反弹之外，是因为中国仍然维持相对偏低的城市化率。但随着城市化率从现在的50%左右上升到与经济发展水平更适应的80%以上，中国的总体生育率将比现在更加接近中国的城市生育率。
此外，中国年轻人数量会不断减少，但伴随经济技术的发展，大学招生人数短期内不太会大幅压缩，所以中国未来的大学生入学率也会进一步提高，可能从现在的40%左右提高到70%到80%。因此，中国未来的总体生育率将更加接近中国的高学历人群的生育率。
从上述两个趋势来看，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措施，中国总体生育率几乎会无悬念地跌至全世界最低的水平。我们之前的一系列文章曾论述，严重超低生育率会带来人口老化、经济停滞、国力衰退、创新力缺失等各种问题。而我们这篇文章，从中国城市化和教育水平提升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再次呼吁大家关注中国超低生育率的严重性，期待政府尽快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应对这一重大挑战。
高育儿成本——吸附中国城市生育意愿的黑洞
城市居民和高学历人群的超低生育率，完全可以从育儿成本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育儿成本几乎是世界最高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除了孩子的衣食住行之外，具有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迫使家长不得不投入金钱和时间让孩子参加各种课外培训。在一个典型的城市中产家庭，每年为养育一个孩子的平均花费估计在3万元以上，如果从出生算起一直到18岁，差不多就需要50多万元。实际上，这还只是偏保守的预计，更别说即便孩子到18岁考上了大学，父母接下来的教育支出也很可能是大幅提升而非减少。
第二，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奇缺。所以，如果夫妻双方在小孩两三岁前都必须参与工作，那么摆在他们面前的选项通常只有两个：一是长时间雇佣保姆，二是由家中老人来帮助看护。可是年事已高的老人们，现在已经越来越不愿意或者说没精力来帮着带孩子，尤其是二孩更难获得来自祖辈的帮手。所以很多父母在自己坚持工作的情况下，就只能雇保姆或月嫂。可近几年，月嫂工资薪资猛涨，与香港的菲佣薪资相差无几。
第三，高房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如果要多生一个孩子，势必要换面积大一点的房子，但中国城市的平均房价相对于市民平均收入的比值，恐怕算是世界最高的水平。尤其在一线城市更是如此，动辄以几百万乃至上千万计价的房产，会令很多年轻夫妇打消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念头，甚至就连第一个孩子也未必敢要。
第四，中国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国女性生小孩的机会成本很高，许多职业女性在生育的黄金年龄，都面临着是要生孩子还是要升职的两难选择。相比生育之后有可能出现的收入降低、支出倍增，很多职业女性宁可选择不生育甚至不结婚，以维持个人较高的生活质量。
直面人口黑洞——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为了消除上述因素对于生育率的负面影响，中国必须尽快推出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以大幅度降低育儿成本。主要包括如下措施：
1）实施财政补贴政策，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用GDP的2%到5%来奖励生育，这相当于2万亿到5万亿的投入力度。具体可以通过现金和退税的方式来实施。例如：对于二孩，每月发放1000元现金或2000元退税，对于三孩家庭则加倍奖励。
2）增加土地供应以降低房价。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和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模式有直接关系。中国有强大的基建能力，应加大城市的土地供应，大城市不再限制人口，规划超大城市群，加大对城市公共交通的投入。
3）增加教育供给：根据测算，中国约需要50万社区托儿所。可以由国家提供幼教配套，降低职业妇女的机会成本。同时建议缩短中学学制，从6年缩至5年或4年，让年轻人尽早走上社会。
有学者认为，低生育率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不用太担心。对此，我们并不认可。尤其是，中国的城市居民和高学历人群的生育率比其他发达国家还低得多，比日本低20%-30%，比欧美要低50%。如此低迷的生育率，会像黑洞一样不断吞噬中国的发展希望。更糟糕的是，当其他低生育率国家在千方百计地鼓励生育时，我们仍未彻底抛弃限制生育的政策。
最近日本政府为了缓解低生育率危机，甚至一反常态，开始考虑大幅度放宽了移民日本的限度。
尽管我们支持有限度地吸引高技术之类的移民，但并不认为大幅引进移民可以应对低生育率危机。这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很难想象有巨大的外来人口可以填补中国人口崩塌的窟窿。因此，面对全球内最严峻的人口形势，我们必须立足国内，而且立刻行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