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
政治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固有的联系，因为政治生活本质上即由社会中不同个体或组织之间的相互支配关系所构成的。这也形成了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的知识共享和联结，进而使得两个学科中相互交叉的议题衍生出“政治社会学”这一全新的子课题。虽然早期学者认为“政治社会学”不过是“政治学”的同义词，但随着萨托利特意从学科细分的视角为政治社会学正名后，这一学科交叉领域逐渐显示出非凡的研究价值，并涌现出诸多优秀研究成果。
然而，作为一新兴交叉学科，政治社会学在建立符合自身研究对象、研究规律、研究目标的方法论体系上有着诸多困难，这些困难背后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相应研究方法探寻中的迷思。1996年，多名学者在《当代社会学》（Current Sociology）杂志的“处于十字路口的政治社会学”（Political Sociology at the Crossroads）专栏中撰文指出，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社会学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方法的应用层次和水平也多有不同，但由于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议题来源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重合之处，所以研究方法也体现出对不同学科的相互借鉴，既有来自政治学的历史分析、制度分析、行为主义分析方法，也有来自社会学的田野方法、民族志方法、实验方法等。
伴随近年来对方法论研究兴趣的高涨，政治社会学研究也逐渐从传统的“现象分析”［一阶（first-order）政治社会学］，转向对学科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探析［二阶（second-order）政治社会学］，并涌现了大量相关著作，阐述学科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实验方法，等等。与此同时，政治社会学研究应用的不同研究方法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既有关于研究方法适用性和适应性的追问，也有关于政治社会学本学科方法论哲学基础的反思；既有关于研究方法对学科价值影响的反思，也有关于研究方法效能的比较。这类批评和反思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中对现实的理解、对未来的预测所遇到的困难总是难以避免的，方法指导研究实践，当研究实践价值不彰时，首遭诘难的往往是方法论，特别是在采用单一或不严谨的方法论时显得尤为突出；另一方面，政治社会学研究中对其他学科方法的大量借鉴，导致引入的新方法层出不穷，虽然这样带来新的方法论视角，但也使该领域缺乏被普遍接受的主导性方法。本文尝试结合近年来混合研究方法兴起的背景，通过介绍并分析混合研究方法的概念、特征、应用经验以及不足之处，从而尝试为政治社会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视角，为其理论拓展和学科知识深化提供方法论支持。
自政治学发生行为主义革命之后，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区别上。对此话题的讨论也多集中在技术层面，如定量研究指具体的研究工具，包括统计分析、数理模型，定性研究则包括文本分析、参与式观察、个案分析等。但是随着政治学研究跨学科的趋势，学科领域之间合作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逐步显示出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事实解释、因果探索、发展预测等方面的较高价值。这为混合研究方法在政治社会学中应用的兴起提供了某种启迪。
20世纪末，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论争以及单一使用定性或定量研究方法所带来的研究困境，凸显出政治社会学研究中两大主要研究路径的融合，或采用新的替代性研究方法的必要性。其实，在人类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历史上，一直存在以何种认知路径来看世界的问题。如西方历史上曾出现三种代表性观点：一是以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认为对世界真理的探索是通过单一、普遍的认知路径可以实现的；二是以智者学派的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等为代表，认为世界真理需要多重或相对的认知路径来予以实现；三是诸如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中庸”或平衡法则等“极端”（extreme）平衡的认知路径。
这些源自早期哲学论争的精神，当前仍然存在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同视角中，还在继续影响着我们对“好的知识”的认识。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视角，主要包括以数据采集和模型建构为主的定量研究方法，以案例剖析、历史比较为主的定性研究方法，以及融合定量和定性的混合研究方法。如在政治学行为主义兴起的初期，坎贝尔和费斯克曾介绍的“三角互证法”（triangulation）的概念，涉及了研究实践中“多元分析路径”（multipleoperationalism），即在验证过程（validationprocess）中采用不止一种方法，以确保解释偏差是由研究对象的潜在因素或研究对象的特征，而非使用单一研究方法（定性或定量的）所导致。
随后，丹金（NormanM.Denzin）等学者还进一步将三角互证法分类为数据三角互证法（如在一项研究中采用各种不同的数据来源）、研究者三角互证法（不同研究者对方法的运用）、理论三角互证法（采用多种角度和理论以解释研究结果）、方法论三角互证法（采用多种方法以解决研究问题）。所以，从早期的中庸平衡认知路径，到20世纪中后期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的相互争论，以及在此背景下的三角互证法的提出，均为政治社会学研究中混合研究的萌芽奠定了早期的知识储备和理论基础。
混合研究方法的思想由来已久，并不是新鲜的事物，可以说是三角互证法的进一步延续，也是对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以来对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分割的回应。登斯库姆（MartynDenscombe）指出:“混合方法研究这几年飞速发展，众多学者为其摇旗呐喊。”在过去的10年中，“混合方法”作为一个公认的名词与独特的形式，引领了一次研究方法新浪潮的勃兴，当前被看作是除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之外的第三种主流研究路径或研究范式。
尽管混合研究方法受到广泛的关注，但无论是从单纯狭义的角度，还是在广义且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层面而言，学界对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标准。基于混合研究方法的历史传统和研究实践特征，笔者认为混合研究方法从广义上来讲，是研究者或研究团队将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元素（如定性和定量的观点、数据收集、分析、推断技巧的运用）结合起来，以达成对研究问题兼备广度和深度的理解，以及保证研究方法的协作性；从研究形式上看，混合方法的研究应当包括在单一研究中对各种方法的混合运用。所以，运用混合方法的研究项目应当包括项目之中研究方法的混合以及不同相关研究之间的方法混合。混合研究法的实践目的则是完全尊重不同研究方法观点中所蕴含的智慧，同时寻求一个解决政治社会学诸多重要问题的中间道路。
混合方法广受欢迎，特别是2007年由SAGE出版集团创办的《混合研究方法期刊》（JournalofMixedMethodsＲesearch）发行，迅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有重要影响力的期刊。以混合研究方法作为关键词检索SSCI数据可发现，仅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文献类型为研究性论文的英语文献中，应用混合研究方法的论文从2006年的60篇增至2014年的450篇。
然后，混合研究方法的潜力尚未完全挖掘出来。事实上，许多研究没有用最合理的方式结合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其原因既有当前对混合研究方法界定不清，使得研究者使用时缺乏有效指引；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缺乏供研究者参照的混合研究的类型学区分，这导致在何种程度和何种层面上使用混合研究方法是模糊不清的，进而形成对混合研究方法的价值缺乏全面认知。根据前文对混合研究方法的界定，可知其被看作是定量和定性等不同种类研究方法的重叠部分（图1）。
在“均衡状态”中，混合方法研究者倾向于采纳定性分析和定量数据的认知途径来显著增强对研究问题的洞察力，或至少可以提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的混合方法研究中，多是采取案例定性阐释在先、数据辅助验证在后的模式；而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主的混合研究方法中，更为强调数据采集分析的主导地位，而辅之以定性方法的进一步解读。混合研究方法不同实践类型的划分，进一步表明其在研究应用过程中的多元性，实践特征也符合政治社会学的研究特征，为政治学和社会学交叉融合议题的开展提供了新的学术工具。
混合研究方法的采用到底能带来何种学术价值？是否有助于我们对研究问题的进一步探索和认知？是否有助于理论抽象和理论提炼？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到其未来的研究地位。在混合研究方法发展的雏形时期，吉克（ToddD.Jick）指出三角互证法有如下优点:使研究者更加确信其研究结论；促使创造性的数据收集方法的产生；可以产生更多、更丰富的数据；可以产生更具综合性、整体性的理论；可以发现矛盾和冲突；在理解力层面上，可用于检验竞争性的理论。
在行为主义争论时期，罗斯曼（GretchenB.Ｒossman）和威尔逊（BruceL.Wilson）指出将定性和定量研究法结合起来使用的三个理由。第一，这种结合有助于在三角互证法中相互确证；第二，可用来确保或发展分析结果，进而有助于提供更为丰富的数据；第三，有助于探索新的思维模式。此外，通过考察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格林（JenniferC.Greene）、卡拉切利（ValerieJ.Caracelli）和格雷厄姆（WendyF.Graham）等人使用五个词语来归纳混合方法论研究的意义或动机，即实现三角互证（如寻求汇集和确证对于同一现象采用不同研究方法所得出的不同结果）、互补（如寻求一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对另一种方法所得出结果的补充说明或澄清）、发展（如使用一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来为其他研究方法提供信息）、启发（如发现能够导致研究问题重构的悖论和矛盾）、扩展（如通过不同的方法寻求扩展调查的广度和范围）。
21世纪以来，还有学者指出，混合研究方法能够使学者的研究设计采用更加优化的分析框架，具体包括四个方面:参与者改进（如采用混合定量和定性技术来优化样本、扩大样本规模）、手段精确（如最大化适应性并且/或者使用手段的实用，不管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更加完整的处理过程（如混合定量和定性技术来鉴别干预、处理或者项目的精确）和提升研究效用（如用混合定量和定性的技术来最大化研究人员的数据解释）。
由此可见，虽然不同学者列出了混合研究方法应用中的不同优点，但有两点得到了学者的共识。一是混合研究方法能够避免传统定量因果机制探索过程中的变量选取遗漏、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界限模糊等内生性问题，改善了传统单一方法分析中理论生成、概念提炼等问题，简而言之，降低了研究方法偏差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混合研究方法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加清晰的研究设计，促进了学者在研究起点阶段对研究过程更加明晰的思考，即提升和完善了研究工作的起点设计。
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使用偏差普遍存在，潜在的方法偏差也受到了一定关注。首先，研究方法偏差表现为单一地使用研究方法所带来的问题，这一点在数据分析层面尤为显著。甚至有学者称，回顾过去30年量化研究的主流期刊，就会发现统计模式的单一性，几乎所有的分析都运用了线性回归和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博德纳（ToddE.Bodner）回顾了心理学六个领域的文献，也发现大多数研究（76%）只涉及一种测量方法，且33%的研究把自我报告式（self-report）问卷调查作为唯一的测量方法。其次，在数据采集层面，采用单一的替代性方法较为明显。如在对信息管理领域1996—2000年最佳研究的评述中，沃斯兹尼斯基（AmyB.Woszczynski）和惠特曼（MichaelE.Whitman）发现，428篇期刊文章中的27%将自我报告式调查作为收集数据的主要方法予以说明。这种依赖性和单一性导致数据收集千篇一律，缺乏多样性，虽然使研究工作容易具有预见性，但是对多元的政治社会学研究对象却缺乏足够的特征捕获。
最后，研究方法偏差还会带来错误预测变量与标准变异、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强度和有效性取决于可信性的掩护等。特别是定量分析和模型建构过程中，这类方法偏差导致的研究结论偏差，一方面导致学者对自身研究方法的不自信，另一方面也割裂了学者和社会的连接纽带，削弱了政治社会学研究成果对社会进步的贡献。政治社会学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方法论的薄弱和不成熟让研究者目前尚未对方法偏差给予充分的重视，这导致政治社会学无法迅速成长、做强做大，在学科地位中日渐式微。因此，虽然政治社会学在20世纪知名学者迭出，有影响力的理论不断提出，但到21世纪后，在其他学科不断完善的方法论工具围剿下，政治社会学难以出现有影响力的学者和理论。混合研究方法所倡导的“多重研究”检验，将弥补仅采用单一方法的不足，为政治社会学的知识探索积累和学科发展重新振兴带来新的可能。
2.促进研究设计框架优化
优秀的研究框架设计是任何优秀学术探索的起点，不但关系到研究的后续成效和预期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研究过程的顺利执行。在传统的单一方法研究设计中，由于使用单一研究方法选取研究素材和分析数据，或设定研究假设等，潜在地排斥了不同研究方法框架下其他的有效研究素材，忽略其他研究素材的内在价值，进而影响到最终结果分析。如科特（JosephA.Cote）和巴克利（M.ＲonaldBuckley）对70篇已发表成果数据的元分析测试发现，方法差异带来的影响所占比重为22%～44%。学者对已有研究结果的评估表明，方法使用因素对研究模型结果的贡献达到了18%-32%。这就形成了和方法使用偏差相对应的变量或案例的选择性偏差，对潜在可能性研究证据的忽略，使得政治社会学研究中系统性偏差不但难以觉察，还会形成误导性的决策判断依据。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非线性、复杂性等特征，需要相应复杂的研究设计，混合研究方法要求研究对象确定、研究素材采集、分析过程工具和分析结果诠释均需要考虑不同方法论工具的应用及检验，为初步了解复杂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现实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当然，混合研究方法的使用促使研究者探索如何协同性地利用各种方法，以更好地理解复杂现象研究中的细微差异。混合研究方法借助折衷主义（eclecticism）和三角测量法（triangulation）的理念，巧妙整合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不同设计，从而将每种方法的优势最大化、劣势最小化，进而提升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尽管这使得传统单一研究方法的缺陷得以改进，但并不是说混合研究方法在应用中就是完美的，其自身在应用中仍然存在若干困境。如其具体实践需要庞大的研究团队，单一研究者难以有效执行研究设计，需要研究者掌握多种方法论工具，具有充足的研究资源和研究时间等。这类困境导致目前政治社会学研究中缺乏有影响力的研究范例，以及不同研究方法难以有效统一。
首先，依然缺乏具有影响力的混合方法研究成功范例为初学者提供参考。对研究人员使用混合研究技术优化或发展定性或是定量手段尚缺乏足够指导，特别是要使“混合研究方法贯彻在研究的整个过程”，不仅是对结果进行相互测试。但目前的研究中还较少看到能够在研究设计、理论对话、研究假设和数据分析验证等各个环节进行有效衔接的混合研究方法应用成果，更多的是在数据分析中辅以案例分析或田野访谈的佐证，或案例分析中辅以数据模型的进一步界定。由于同时有效融合两种研究方法往往需要极为复杂的研究设计，需要更多的研究资源和时间去落实研究设计，如在收集数据过程中，既需要设计定量数据收集的问卷，又需要定性数据采集的开放问题设计，而目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功利性和短期性造成混合研究方法的切实落实存在困难。
其次，如何实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方法的有效统一也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定量数据分析与定性数据分析的融合不可忽视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如果仅仅是为了“混合方法”而混合方法的话，并不会达到良好的研究预期。如格林（JenniferC.Greene）、卡拉切利（ValerieJ.Caracelli）与格拉汉姆（WendyF.Graham）等人在对57篇使用混合方法的研究论文进行评述时，发现其中有44%的文章并未统一定量研究数据和定性研究数据。事实上，只有5篇文章在分析时统一了定量研究数据和定性研究数据。布里曼（AlanBryman）在对1994—2003年间的232篇采用混合方法的研究论文进行分析时，发现定量研究结果与定性研究结果缺少统一性，仅有18%的论文真正做到了二者的统一。即使在应用混合研究方法较为广泛的教育学领域，研究者尼格拉斯（KatrinNiglas）发现，“在分析过程中，很少有人真正做到了定性研究数据与定量研究数据的实质统一”。同样的问题也被其他学者观察到了。很明显，只有真正统一融合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的优势，才能使混合研究方法在未来显现吸引力和优势。无论是目前的研究实践还是已有的研究评估，都表明在此方面还有广阔深远的空间。但实现此目标的前提是研究者对不同研究方法均能有效地掌握，这一点从已有实践来看依然困难重重，未来学者经过更好、更全面的方法论训练后也许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五、结语
社会科学的进步有赖于研究方法的改善和完善。当然，不同的研究方法是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而开发的，一种研究方法并不是为了击败或取代另外一种研究方法，还有可能作为前者的补充而存在。混合研究方法的崛起是为了避免传统定量和定性方法的割裂，定性研究者所收集到的信息能够转化为有效的数据源，供定量分析和数量建模；而定量研究者的数据分析和模型建构也有赖于定性研究者的深厚知识，才能避免“为了数据而数据，为了模型而模型的”方法驱动型研究。伴随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电脑辅助定性数据分析软件（ComputerAssisted/AidedQualitativeDataAnalysisSoftware，CAQDAS）也逐渐开始支持一定程度的定量研究，特别是文本编码分析、内容分析等方面的软件逐渐增加，新兴的实验方法中广泛采用混合研究设计路径。此外，混合研究方法的应用实践也契合了政治社会学交叉学科的研究特征，为交叉性议题的深入探索提供了可能，为交叉性学科的价值体现提供了新的平台。综上所述，混合研究方法在未来的发展应用，既要客观认识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也要避免“方法论万能主义”或“完美主义”的弊病，特别是由于社会研究的复杂性和研究对象的动态变迁性，使得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误差和偏差。只有注意到这点，才能在学术实践中不断提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严谨性，不断克服已有研究方法的不足，促进学科发展进步。
总之，本文通过回顾混合研究方法的诞生背景、内涵界定、分类标准及价值和应用困境，较为全面地介绍和呈现了混合研究方法在政治社会学的应用前景和发展空间，以期对学科研究方法探索有抛砖引玉之功。
注释：略
注：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等资助及特别资助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