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的进程一般被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实现、后工业化三个阶段，其中工业化实现阶段包括了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从历史经验来看，走完整个进程往往需要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这里的度量比较复杂。
我们使用了几个指标，核心仍为人均GDP（工业化本身就是发展，核心是经济发展），还包括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产业结构）、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工业结构）、人口城市化率（空间结构）和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就业结构）。如图1所示。
图1.工业化水平评价指标与标准
基于这些指标测算，到2011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大概已经到了工业化的后期，这与中国经济逐步步入“增速放缓、结构趋优”的经济新常态的时间大体相同。这点在理论界仍然存在争议，但是也是最科学、客观的判断。只要“十三五”时期工业化速度不大幅低于“十二五”时期（不低于60%），到2020年，可以认为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完成十八大提出的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总体目标。
在十九大之前，曾经有过一系列的争议，有的人认为中国早在2010年之前就已经实现工业化。总的来看，2010年中国并没有实现工业化，可已经越过工业化的中期（中期最核心的是重化工阶段），2010年是标志性的重化工开始逐渐衰退的阶段。但是也不能说奢谈工业化，其实这是两个问题。工业化本身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
如果继续推进到2030至2035年，再经过10至15年左右的工业化进程的深化，中国将全面实现工业化，进入到工业化国家行列，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工业化国家，到2050年将全面步入现代化强国，而想步入现代化强国必须首先实现经济现代化。
中国的工业化推进得很快，尤其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但中国的经验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的国家，这与它的特殊性有关。
第一，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的工业化。中国的人口几乎超过了所有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人口的总和，除印度在往这个方向走以外，现在没有这么大一个国家能够步入工业化后期。到2030年中国实现了工业化，这意味着中国的十四亿甚至十五亿人口实现了工业化。这对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经济现代化进程或者工业化进程会有极大的贡献。
第二，中国工业化是一个长期、快速推进的工业化。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和地区能够长期保持如此高的工业化速度。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6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6%，这一平均增速很少有国家能够实现。
第三，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低成本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几乎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能够找到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产品。但2010年以后这成为结构性问题之一，这种工业化也带来了包括环境污染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到了一定阶段必须有所变化，从低成本转向高质量。
第四，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工业化，表现为产业结构失衡和区域工业化水平差异巨大、经济增长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平衡。我们有些地区，像北京、上海包括天津，都属于后工业化社会，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但是有些地区还只是工业化前期或者工业化中期前半阶段，差距很大。
第五，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并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平衡，社会民生领域发展不充分。表现在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脱贫攻坚任务艰巨，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
一是，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经过测算，到201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指数显示，全国已经到了工业化后期。
二是，中国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这是指中国是唯一拥有所有工业门类制造能力的国家，且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多种的产量居于世界第一位。
三是，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2016年中国GDP占整个世界的份额大概在15%左右，排名世界第二，而制造业规模居于世界第一位。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快速走过了工业化进程，而且取得了至少在量上令人瞩目的成就。针对世界上其他的声音，我们应该怎么来解释中国工业化，它有什么样的成就，用什么样的经验概括它呢？也就是，应该如何讲好中国工业化的故事呢？可以从六个层面进行归纳：
第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中求进”，保证产业持续成长和工业化进程持续深化。这里有几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不能脱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二是要保证“稳中求进”这个经济改革发展工作的总基调；三是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方式。以国企改革为例，它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深入了解。如图2所示。
图2.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历的阶段
第二，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不断提高产业效率，促进产业向高端化方向发展。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但对于中国这个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式改革的国家，这个主题显得更为重要，或者其中的挑战也更多。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如果产业结构、产业效率没有提升，到了工业化中期和后期，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一般用人均GDP来直观衡量，一般以相对美国人均GDP为标准。如果一个国家人均GDP增长长期或几十年没有超过美国人均GDP量的40%，那就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一些拉美国家的情况正是如此，而有些东亚国家则冲破了这一陷阱（见图3）。
图3. 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教训与东亚经验
左图是拉美这些国家，虚线是指美国人均GDP的40%的线，从1978年到2010年，这些国家始终突破不了美国人均GDP40%的线，这可以看成是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特征。
右图是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像日本、韩国等，它们超越了这条线，可以看成是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而它们走出的核心经验是，在不同的阶段始终保证产业结构效率。迄今为止关于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之间关系的问题一直都是一个大主题。可以说经济政策至少是两大类，即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但是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冲突，这其中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第三，正确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促进产业合理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工业化涉及各个产业的布局问题，我们中央的战略有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粤港澳大湾区等，地方模式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见图4）。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还需要更为长期的研究。
图4. 中国国家级经开发区历年批复数量和累计数量
第四，正确处理市场化与工业化关系，培育全面持续的产业发展动力机制。中国的动力来源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这两个动力叫做“两个毫不动摇”。
第五，正确处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促进产业和人口集聚效率提升与社会民生协调发展。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了经济基础，而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了要素集聚和广阔的需求市场。
第六，正确处理全球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形成全面开放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速度很快，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呈火箭式增长，2017年，中国在制造业31个大类、179个中类和609个小类中，完全对外资开放的已有22个大类、167个中类和585个小类，分别占71%、93.3%和96.1%。工业化进程如果非用一个逻辑图来展开的话，科技进步和制度变革、生产方式变化、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是三个基本动力。
以上我们工业化进程中的六点经验可以用来讲好中国故事。但是，中国发展到现在，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如上所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可以概括出最关键的三个问题，那就是去工业化、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贸易摩擦。
第一，去工业化。实际上，去工业化这个概念要区分为两个方面来看：“过早地去工业化”和“成熟地去工业化”。这里面最最基本的区别在哪里？
一般来讲，当一个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30%以后，制造业所带来的技术渗透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外汇储备效应都已经得到充分体现，服务业效率提高且能够成为支持经济增长的引擎。此时，制造业占比降低被认为是“成熟地去工业化”。而“过早地去工业化”会导致“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应该防范“过早地去工业化”的风险。近几年，中国服务业占比提升速度的确过快。1978至2011年，中国服务业占比年均增长约0.6个百分点；2011至2016年，中国服务业占比年均增长约1.5个百分点。英国经济学家阿德里安•伍德（Adrian Wood）2017年发表的研究表明，1985至2014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增长了21.3%，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这么快提高服务业占比，中国出现了工业和服务业结构失衡的现象，这种失衡的本质是效率问题。
中国存在明显的服务业“成本病”现象。从劳动生产率指标看，2015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为12.36万元/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为10.48万元/人。效率低下的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迅速提高，而效率相对高的工业在GDP中的占比迅速下降，必然导致整体经济增速下滑，从而表现出三次产业占比上升、效率下降的问题。
如果严格区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转型”主要用于描述从一种产业主导的结构转型为另外一种产业主导的结构变化，而“升级”则表述了从附加值低的产业（或产业环节）主导的结构转向附加值高的产业（或产业环节）主导、整体效率提升的结构变化。中国面临着因服务业比例过快上升和实体经济比例过快下降而产生的结构“转型”和未“升级”的结构性失衡。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也存在不平衡，高质量实体经济供给不充分。2016年，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实体经济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最核心的层面是制造业，第二个层面包括农业、建筑业和其他的原材料产业，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实体经济。最后一个最广泛的实体经济可以把除了金融和房地产以外的服务业都算上。但无论在哪个层面，我们都发现，实体经济都在逐年下降，但是金融和房地产上涨很快。
产业结构的失衡或者说过快的去工业化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的不平衡。
第二，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目前，整个世界还是处于工业化的时代，中国更需要深化工业化进程，推进高质量工业化，推进制造业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工业化。
《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未来深化工业化进程、推进高质量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规划。2018年，美国挑起了贸易摩擦，对《中国制造2025》发起了各种非难。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制造强国战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没有改变。
中国需要改变的是，将制造强国战略的重心进行调整，这不仅仅是因为贸易摩擦的影响，更因为《中国制造2025》实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更多地强调赶超对标、试点示范推动等选择性产业政策思路转向强调公平竞争、完善产业创新发展基础等功能性产业政策思路，更好地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的重心，需要从强调《中国制造2025》转向强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应该在四个层面上展开。
在总体战略导向上，要弱化“对标”或“赶超”，强化突出，通过统筹部署构筑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为全球制造业发展做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
在总体发展思路上，弱化重点产业和领域选择，突出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通用技术创新能力、工业基础能力的提升。
在具体政策措施上，弱化选择性产业政策，突出既有利于促进中国制造业效率和能力提升，又具有竞争中性特征的功能性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
在具体重点任务上，在强调技术创新导向的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高端制造的同时，更加突出管理创新导向的服务型制造和制造业品质革命。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能力培养，我们需要构建制造业创新网络，提高创新生态系统开放协同性，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改善中小企业创新的“生态位”，提高中小企业制造创新能力。加强各层次工程技术人员培养，提高技术工人的创新能力。建设智能制造“母工厂”，技术改造也要强调，甚至服务型制造和制造业之间如何融合，服务业和制造业也要融合，发展服务型制造比智能制造更具有现实性。另外，要更加注重推动“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
第三，贸易摩擦。
一方面，美方挑起贸易摩擦，表面是针对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其关键词是“技术”，核心是维护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利益，遏制中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对华301调查报告》中存在大量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制造2025》的不实判断和无端指控。
另一方面，美国对现实和潜在竞争对手开展贸易战，有传统、有经验，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向日本和德国等贸易顺差大国发起贸易战，获得了极有价值的副产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直接确立了美元不可撼动的霸权地位。今后一段时间，这两个问题——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供应链战略如何调整？贸易摩擦背景下的技术创新生态如何调整？——值得中国高度重视。
中国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个战略是正确的，其核心是，现在工业化已经到了后期，中国有足够多量的积累，但关键是怎样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这是关键。
这些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在降低，真正的关键还是在创新力上，核心是深化工业化进程，提高制造业的全球化能力，最终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据作者2019年5月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举办的同题学术讲座的文字记录稿整理。原文于5月22日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人大国发院”，经授权刊用，略加简化，并有重新编辑。“人大国发院”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