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美国推行“美国优先”和“自由公平对等”的经贸政策，显示出较强的保护主义色彩。美国的系列政策调整对其他一些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世贸组织作用的弱化对跨国投资的负面影响则更加广泛。美国国内战略和策略性政策调整已成为影响跨国投资流向的重要力量。2018年，特朗普的投资保护主义政策逐步落实，一方面从税制改革等方面限制企业对外投资，另一方面又通过大幅减税对国际资本产生吸纳效应。美跨国公司海外分支在税改后将留存收益大量汇回美国，致使2018年美国对欧洲投资存量锐减。
从全球看，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各国对贸易和投资政策的连锁反应变得更加敏感，与“军备竞赛”的情形无异。美国的经贸政策必然对其他国家产生外溢性，产生传递效应，政策引发的连锁反应推升了全球投资保护主义的总体水平。2018年，德国、韩国等出台了新的政策鼓励本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以及海外收入的回流，并鼓励制造业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在国内投资。德国经济部2019年2月公布的《国家产业战略2030》的主题就是“加大力度保护本国重要产业免受外国收购和竞争影响”。发达国家增加投资限制措施和行政程序的势头持续存在，而新兴经济体国家利用其相对更低的要素成本，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我国“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外商投资将继续受到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双向挤压。
关注跨境投资合作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投资便利化、市场准入和投资规制协调是当前投资自由化的主要障碍。2016年7月，贸易部长会议批准的《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为各国投资政策制定提供了原则与标准，确立了全球投资规则的总体框架，为实现多边投资政策协调与合作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但特朗普排斥多边，坚持双边，其无视国际规则打击竞争对手的做法将使业已建立的全球投资体系受到重大影响。要特别关注美国主导的新一代贸易投资协定，如美墨加三国协议，该协议是目前涵盖面最广的贸易协定，包括了本世纪开始进入讨论范围的数字贸易、国有企业、宏观政策等议题，还引入了对非市场经济体的歧视性条款，中加自贸区谈判、美欧自贸协定、美日自贸协定、RCEP与中日韩自贸谈判无疑将受阻挠，也将对全球投资规则和流向产生重要影响。
目前全球投资领域面临新一轮工业革命和经济数字化的挑战。智能化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降低了劳动成本在产业竞争中的重要性，将滞缓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的步伐。制造企业向发达国家回流的现象如果得以持续，我国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产业升级构想将受到挑战。
未来几年，数字经济的兴起及在关键行业技术、先进材料和高端配备硬实力及品牌影响力、人力资源、法律体系等软实力将重新提升发达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优势，中国一方面要对利用外资战略、投资促进重点及业绩评估体系作出新的调整，另一方面，没有共同规则支撑的全球投资体系会出现乱象，应加强对国际投资新规则的研究，在投资政策、国际投资协议、投资便利化、资本市场、知识产权、数字经济等方面，形成具体的战略和解决方案，通过多边投资政策的协调与合作使未来投资环境制度化和规范化。
关注部分出口导向型外资向外转移
我国是全球贸易救济调查的最大目标国，从贸易摩擦的时间跨度来看,其负面影响往往持续多年。2019年，我国依然面临复杂严峻的贸易摩擦形势。贸易摩擦加大了企业经营成本压力，加征关税导致企业出口成本上升，而中国的反制征税措施，又提升了企业中间品和零部件的进口成本，进一步压缩了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导致在华的部分出口导向型外资把受贸易摩擦影响的产品生产转移到第三国，这将加速在华出口导向型外资撤资并向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转移。
外资企业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成功之路，更多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开始从外商投资劳动密集型产品起步，将本国的经济运行纳入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循环体系之中。因此，许多出口加工业务，中国人不做，订单很快会流向印度、越南、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出口导向型外资减少将导致我国外贸出口减少，继而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上升，下降趋势长期化或幅度过大势必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将延缓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布局。
由于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然集中在制造业领域。目前，我国约有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城乡低保对象4834万人，农民工总量28836万人，困难群体总数依然庞大，劳动生产率在全球排名滞后，中国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在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过程中，大的思路仍然是争取出口我国有优势的制造业产品，同时通过政策引导，把更多先进产业吸引到中国。
关注提振外商在中国的投资信心
外资对中国的信心源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政策。中国市场广阔，但毋庸讳言，投资环境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在法律政策环境方面，一些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有欠缺；在政府管理服务环境方面，政府机构层次多，职能交叉严重，降低了工作效率，加大了企业成本；在生活居住环境方面，雾霾从华北蔓延到全国，高污染、高房价、高物价、高成本、高税费等使得投资者感觉城市生活生产成本较高，威胁健康，有些地方的城市交通条件不好，外籍员工就医、子女入学等还有不便之处。这些弊端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表示，如果投资者信心遭到侵蚀，投资意愿将会下降，同时也会影响到贸易和全球供应链。近年来国家部署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不断完善营商环境是长期的任务，要以市场主体期待和需求为导向，围绕破解企业投资生产经营中的突出问题，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和竞争力。
关注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权益
贸易摩擦、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将对在华外资企业造成一定影响，建议从三方面采取措施：一是要持续评估各类企业所受的影响，综合运用财政税收、信贷保险等方式，对企业经营困难、失业上升情况给予适当的补偿，帮助企业缓解可能受到的冲击，特别是稳定现有外资企业的经营,以较为宽松的政策让其凭借更为稳定的经营业绩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实现进一步增资。二是给企业营造更好的法律权益保护。做好外资企业合法权益保护工作，以健全完善的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作保障，构建符合国际惯例的知识产权保护长效机制，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法规体系。三是建立外商投资全周期监管体制，将管理重心从前期的市场准入转到关注外资企业的经营行为问题及其市场影响，对外资企业在政府采购、资金补助、资质许可等方面是否享有公平待遇进行专项督查，在省级层面建立健全外资投诉处理机制、撤资预警机制，及时回应和解决外资企业反映的问题，避免政治化、情绪化的言论和认知主导舆论环境，准确传递权威信息和政策意图，积极展示中国市场稳定、理性、法治的风貌。
关注各类开放平台协同发展
目前，自贸区、新区、改革开放试验区、经开区、高新区、综保区、跨境合作区等都在开发开放领域进行探索，被赋予相同的战略任务，政策的重合度非常集中，存在着功能定位趋同、协同管理体制未理顺等问题，尤其是在自贸区模式引领开发开放、向全国推广的背景下，其他开放平台的政策边际效益递减，须从国家层面加强对各类开放平台的战略谋划，一是要有重点，二是要有步骤，三是要有战略地推行，使各类开放平台发展定位更加精准，产业特色更加鲜明，管理体制更加完善、政策红利广泛共享，成为对外开放的核心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