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巨大的相互贸易、投资利益以及共同安全架构的盟友，是冷战时期传统西方阵营的核心部分，“跨大西洋政策”也是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美国第一”的政策宣示和行为下，美国对欧洲政策出现巨大变化，特朗普正使用其压迫型、交易型和混合型的外交手段，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重新修正传统的美欧盟友关系。
一、特朗普政府对欧政策的主要表现及特点
（一）政治反对：从美国大选前至今，特朗普不断对欧洲政治和政策进行负面评价，不仅其“不看好”欧盟和欧洲一体化前景、“支持”英国脱欧、指责德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来源于其“操纵欧元”，还直接表达对欧洲领导人的臧否好恶。尤其是他针对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个人的批评，在奥巴马公开将后者称为“西方价值观的最后守护者”后，被赋予了西方政治中民粹与精英、反建制与建制派之间斗争的色彩。此外，特朗普不断向普京示好并与英国脱欧派政党领导人过从甚密、美国驻欧大使表态支持欧洲民粹运动、班农在欧洲纠集极右翼势力挑战主流政党等行为，都加剧了欧洲主流政治对特朗普的反感。
（二）经贸施压：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集中体现在其为减少美国贸易赤字不惜发动贸易战，并将对美贸易顺差额仅次于中国的欧盟作为主要打击和施压对象。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特朗普政府无视欧洲“对盟友区别对待”的要求，于2018年3月宣布对包括来自欧盟的进口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在欧方实施报复措施后，特朗普又威胁要对进口汽车产品加征关税，直接威胁到欧洲对美主要大宗商品出口以及在美的产业链布局。同时，在国内能源利益集团的游说下，特朗普一再施压欧洲扩大对美国页岩气进口，为此公开反对德俄合作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经贸施压被欧方视为美方利用单边手段推行保护主义政策。
（三）安全“讹诈”：早在上台之前，特朗普就提出北约“过时论”，认为由美国“出钱出力”维护欧洲安全的做法已经过时，一再指责北约欧洲成员国承担军费开支过少，并在2017年5月的北约领导人峰会期间以不承诺履行第五条款集体防御权相要挟，引发欧洲国家的普遍不安和不满。同时，特朗普不断向普京示好，并对与欧盟中更倚重北约但与西欧大国矛盾上升的波兰等国青睐有加，也使多数欧洲国家担心其不能为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并有“分化欧盟”的嫌疑。
（四）多边“拆台”：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政府先后退出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伊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人权理事会、美俄中导条约等国际协定和机构，还声称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这种“退群”行为不仅直接威胁到欧洲自身及其周边安全，也对欧洲主导或积极参与的多边机制造成损害，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中引发美欧关系变化的重要部分。
二、特朗普对欧政策的特点和逻辑
特朗普政府对欧政策集中体现出其采取单边施压手段、寻求利益交换的交易型外交以及将政治攻击、经贸施压和安全讹诈等手段混合使用等特点。由于美欧盟友关系，这些外交手段对美欧关系造成的冲击尤其剧烈。特朗普政府对欧政策变化的逻辑是：
（一）政治上实行“去奥巴马化”在对外政策领域的延伸。尽管欧洲对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对欧外交也诸多不满，如执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而冷落欧洲、在乌克兰危机中缺乏对欧洲的实质性支持、对欧洲政府和政要实施监听曝光以及不断要求北约欧洲盟国增加军费，但奥巴马自身所代表的“世界主义”和其在价值观上与欧洲的相互呼应，都赢得了欧洲主流政治的好感。特朗普上台前后在个人形象、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反奥巴马之道而行，在欧洲主流舆论和媒体中不断遭到批评和讽刺，招致以反精英、反主流为政治标签的特朗普的反感和还击。“去奥巴马化”掺杂着特朗普的个人情绪和政治倾向，将原本由“共同价值观”所掩盖的美欧分歧暴露并放大出来，成为决定其对欧政策的基本政治立场。
（二）在经贸领域坚持美国利益优先的绝对获利观。欧美互为最大的贸易投资伙伴，拥有巨大的共同经济利益。在此前的美欧关系中，尤其在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时期，共同利益的形成和发展遵循相对获益的原则并为双方所接受。在西方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潮流上升、要求对自由主义进行清算的背景下，特朗普的“美国第一”观念寻求保持美国的绝对实力优势，在经贸领域体现为寻求绝对获利的政策动机。与美经贸共同利益巨大的欧洲被视为对美贸易顺差巨大而需要被“整改”的对象，支撑美欧传统盟友关系的相对获利和共同获益观遭到修正或摈弃。
（三）在盟友关系中重新明确主从秩序。经过长时期发展，美欧之间已经形成覆盖政治、经贸和安全领域的共同体，在确保持续获利的基础上，欧洲在美欧盟友关系框架下也发展出在经贸和对外政策上的独立性，并通过一体化上升为对美国的制约和竞争，比如欧元与美元的竞争以及欧盟集体谈判能力在经贸领域的优势等。特朗普政府采取单边施压方式处理对欧事务，热衷于与单个国家而非欧盟打交道，利用“讹诈”迫使欧洲受制于其安全短板等行为，体现出其要在盟友关系中体现“美国第一”、重新明确主从秩序并保持对欧洲领导地位的考虑。
三、欧美政策互动及其影响
（一）政治对垒和分化。面对特朗普的政治攻击，欧洲方面出现不同反应：欧洲主要大国和欧盟领导人以西方主流政治代表自居，对特朗普进行反击，将美欧分歧塑造成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保护主义与自由开放秩序之间的斗争，并利用美欧分歧强调“欧洲自主性”建设的必要性，作为欧洲联合自强、推进一体化的外部动力；一些中东欧国家和有民粹性质的政党，则将来自特朗普的政治冲击作为与美国拉近关系、维护自身利益并与欧盟机构和西欧大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只要特朗普政府保持其政治立场，美欧关系中的政治对垒和分化因素就将持续存在。
（二）经贸抗争和妥协。尽管在小布什执政时期欧美也曾在经贸领域出现矛盾上升并诉诸贸易战的先例，但当时欧洲通过对美国议会和共和党施加影响，迫使美方做出妥协。在面对特朗普的贸易战手段时，欧洲想故伎重演却未能奏效，被迫采取强硬姿态与伺机妥协相结合的应对：欧方先是强硬表态要采取报复措施，随后又利用中美贸易战加剧、美国需要在农产品和能源出口上解套的时机，寻求对美妥协与合作，通过进口美国大豆、承诺扩大页岩气进口以及重开美欧贸易谈判、在世贸组织改革上呼应美国等利益交换，将美方单边施压方式导入双边谈判节奏，避免了经贸领域的冲突加剧。对于欧方应对，特朗普政府一方面保持施压状态，另一方面也利用欧洲的妥协调整其全球策略，尤其是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三）外交安全的战略自主与危机管控。针对特朗普政府对欧政策带来的外交形势不稳和安全感下降，欧洲采取了加速战略自主性建设的长期应对和加强危机管控的短期措施相结合的手：，一方面通过与美俄中博弈拓展战略空间，推进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建设，提高与美国讨价还价的能力和话语权；另一方面通过妥协来避免美欧关系的全面紧张和升级，同时不放弃对美国国内施加影响，希望能在特朗普之后迎来美欧传统盟友关系的“回归”。
特朗普政府的对欧政策变化以及美欧之间的政策互动，是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变化的重要体现，对于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和经贸走势、大国关系和西方阵营走向等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也是判断全球化和多极化进程的重要指标。尽管在特朗普对欧政策的影响下，美欧关系出现政治分化、经贸竞争和安全互信下降等变化，但欧洲对特朗普政策的局限性和“跨大西洋关系”的“韧性”仍有期待，对于大国竞争加剧前景的不安全感也限制了欧洲战略选择的空间。可以预见的是，在加强战略和能力建设的同时能“熬过”美国政治的特朗普时期，成为了欧洲当前最为现实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