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在新时代，我们要全面扩大开放，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赶超型开放经济发展的两个环节
开放对一国经济增长是一个重要外部冲击因素，既有正向冲击，也有负向冲击。开放使中国进入全球化体系并分享全球化红利，开放促进改革、倒逼改革，这些都是正向冲击，也是过去40年中国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经验。但开放也会对经济稳定增长带来挑战，这是负向冲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冲击，是各国都必须直面的现实。
赶超型开放经济逻辑链条有两个环节。一方面，开放带来了知识、技术、制度、管理等方面的进步，为后发国家提供了赶超机遇，使得后发国家可以更快地发展，最终实现人均收入水平向发达经济体的追赶。不过，这只是赶超型开放经济逻辑链条的第一个环节。另一方面，后发赶超难免产生扭曲，比如扭曲要素价格、金融压抑、强制储蓄、轻消费重投资、保护关税、资本管制，等等。这既体现为政府部门的强干预，也体现为政府部门的隐性担保和市场主体的潜在道德风险。这些扭曲造成风险积聚，从而影响经济稳定，有碍持续增长。这是赶超型开放经济逻辑链条的第二个环节。如何既赶超，又减少，甚至避免扭曲，实现增长的可持续性，是对治国理政的重大考验。
从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看，中国在通过开放获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也不同程度积累了一定的风险。这使得把握好快速增长与持续增长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在赶超初期，一般强调的是“更快”。但由“更快”所带来的更加不稳定，警示我们要更加关注增长的可持续性。未来，可持续性问题将比增长速度问题更为重要，必须在赶超与扭曲、速度与可持续性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
从“无足轻重”到“举足轻重”
经济学意义上的大国，就是能够影响到他国，而不再是被动地受他国影响的国家。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大国的一举一动都会产生溢出效应。这就意味着溢出效应由原来的单向变成双向，即原来只是中国受到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影响，现在变成外部世界也受到中国的影响。中国的经济体量以及国际影响力，使得中国由“无足轻重”变为“举足轻重”，在经贸实力、开放水平、全球制度性话语权等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
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及其在国际经贸格局中的地位迅速上升。这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民币加入了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二是中国进入经贸大国与投资大国行列。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在贸易持续增长的同时，国际投资合作也稳步增长。2014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196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三。三是中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08年以来，中国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制度性话语权在不断增强。利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这样的既有平台，以及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峰会、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中非论坛等较新的平台，积极参与并持续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中国提出的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倡议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参与，全球或区域治理平台对于中国的意义正持续凸显。
特别是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的话语权在稳步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2016年10月1日加入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发布会上表示：“人民币进入SDR将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这也是对于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在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的认可”。中国将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大成员国，投票权也将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第三，得到在这一国际组织中更大的话语权。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外开放新体制的构建迈出坚实的步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已公布，随之取消外资三法确立的逐案审批制管理体制，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大幅减少限制性措施；上海、天津、广东、福建等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基本建立了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负面清单全面改革已有明确“时间表”。2018年起，中国将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提升开放治理水平实现持续稳定增长
在开放条件下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依赖于开放治理水平的提升。
首先，开放竞争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根据“熵定律”，开放系统将导致有序并产生新的活力，封闭系统会导致无序而走向死亡。开放系统比封闭系统更安全。开放就是要破除各种偏见和歧视、门槛与障碍，让各种观念相互碰撞，各类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在比较中发现落差，以落差促进要素流动，从而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和缩小差距，聚集正能量。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推动制度演进，不仅有对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的被动反应，而且还有为更好地竞争市场份额和动员生产要素而对制度进行主动的调整。经济全球化已经导致制度竞争，再平衡、结构调整与改革成为全球发展的主旋律，改革竞争的序幕已然拉开。开放竞争是一个经济体摆脱制度惰性的重要动力，也是持续增长的重要前提。
其次，开放新挑战提出治理新要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全球贸易急剧萎缩，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正在重塑之中，再加上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与结构调整，都预示着进入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开放面临着新挑战。一是国际新规则约束下的新挑战。一方面更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在酝酿形成之中，另一方面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新变化。如何在新规则约束下获取全球化红利，成为开放治理的新挑战。二是全球价值链与金融周期影响下的国际政策协调。大国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与金融渠道来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崛起形成了国际政策溢出效应的新形式，因为对国际生产链的国内组成部分产生影响的政府政策也会对生产链的整体价值产生影响。金融渠道方面，刚刚兴起的金融周期理论指出，影响全球金融周期的主要因子是中心国家的货币政策，中心大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就非常显著。大国溢出效应要求加强国际政策协调和敦促各国践行负责任的经济政策。三是进一步经济金融开放带来的冲击。开放型经济新体系的构建，意味着更进一步的全方位开放，对开放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最后，进一步提高开放治理水平。提高开放治理水平，归根到底，就是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方面，关键是促进境内外要素的相对自由流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较为合理的要素价格。这实际上是“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资源在境内外的优化配置；也是拓展国内国际两个发展空间，争取更大程度上获得新的全球化红利。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方面，应注重开放的顺序、开放的程度，特别是应对更大程度开放所需要的市场成熟度与宏观审慎监管。此外，还要认真把握全球长周期与经济新常态，更好地了解全球经济金融的周期共振与加强国际政策协调。这些都是提高开放治理水平的重要内容，也是善治政府的基本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