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必然选择，但是真正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沿线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其中大部分国家基础研究薄弱。这给从整体上认识沿线地区的资源、生态、环境现状，深入解析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寻找科学应对方案带来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大多数“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缺乏在陌生国别环境下处理生态环境问题的相关经验。很多情况下，企业不仅仅需要与当地政府合作，而且更需要与当地社区、环保组织等打交道，需要进行符合国际规范的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这两方面都亟须开展沿线地区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对现状作出评估。
针对上述科学研究缺乏的问题，中国科学院于2018年年初设立了“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科学研究专项。该专项的项目一是“绿色丝绸之路建设评估与决策支持”研究，期望通过解析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与社会经济背景，为进一步研究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途径提供一个科学基础，同时也为未来的生态环境变化评估或者社会影响评估提供一个可参考的“基准”。
(一)沿线地区地质地理条件复杂多样，科学认识其差异巨大的地理格局是建设绿色丝绸之路的基础
从热带到寒带、从海洋到世界屋脊、从热带雨林到极度干旱的内陆荒漠，这一地区几乎就是地球的“缩影”，除了“多样”和“差异”外找不到其他词汇可以来描述其地理特征。根据气候、地形、土壤、水文、植被和土地生产力等指标，沿线地区可以划分为九个特征明显的地理分区，即中东欧寒冷湿润区、蒙俄寒冷干旱区、中亚西亚干旱区、东南亚温暖湿润区、孟印缅温暖湿润区、中国东部季风区、中国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原区和巴基斯坦干旱区。通过地形、气候、水文、地被等指标进行综合分析，沿线地区有55%的面积不太适合人类长期居住，主要是上述寒冷干旱和干旱地区以及青藏高原。人口集中分布在中国的中东部地区、中南半岛、印度半岛和马来群岛，这四个地区合计总人口约37亿，占沿线国家人口的比重高达80%。因而，根据不同区域的地理条件选择差异化的绿色丝绸之路建设路径是一个必然选择。
(二)沿线地区具有特殊的地质构造，造就了“泛第三极”这个高原、高山连绵带，既形成了丰富的油气和金属矿藏，但也带来了地震高发的风险
在印度—澳大利亚板块、阿拉伯板块、非洲板块和北方的亚欧大陆板块的碰撞下，亚欧大陆南部出现了所谓的“特提斯构造”，形成了西起地中海西部，向东经阿尔卑斯山，过土耳其、伊朗中北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经帕米尔延至喜马拉雅山，再向南转向中南半岛，止于印尼苏门答腊群岛的“特提斯成矿域”，其中很大一部分区域尚缺少研究和勘探，油气和金属矿藏潜力巨大。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油气资源开发使中东、中亚和俄罗斯成为了世界“能源基地”。但是，由于构造活动剧烈，沿线地区地震活动频繁，成为世界上地震高发区。
(三)水是沿线很多国家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必须考虑的核心因素
受“泛第三极”造成的西风与季风交互作用以及海陆位置的影响，沿线地区降水不但区域差异巨大，而且年际年内波动也很大。“有水无水”或“水多水少”，都会影响地区的发展和生态安全。在中亚西亚、中国西北和巴基斯坦这几个干旱区，水就是“生命线”；而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以及中国东部地区，洪涝则是经常性威胁。尤其是全球气候变暖让“泛第三极”地区的冰川、积雪加速融化，近期使河流下游洪水发生概率增加，远期当冰川物质积累大幅消耗后，下游河流径流减少，增加中亚干旱区的水资源紧张态势，有可能由此而产生地区动荡。
(四)沿线地区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亚欧大陆内部干旱区显著变暖，中高纬地区降水普遍增多，同时各地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也呈现增长态势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欧大陆极端热(冷)天显著增多(减少)；绝大部分地区生长季延长、霜冻日数减少。在全球变暖情景下，未来亚欧大陆总体上将继续更加显著地变暖，极端热(冷)事件将继续增多(减少)。过去100年来，虽然大陆尺度的平均降水长期变化趋势不明显，但有明显的年代际变率。例如，1979—2016年呈现显著增多趋势；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高纬地区降水普遍增多，但中低纬地区差异明显；极端降水强度总体增强，中高纬尤甚。但同期，很多地区干旱趋势也在增强。根据预估，未来亚欧大陆降水量和极端降水事件总体趋多，同时干旱威胁也增大。关于区域降水和冰雪气候变化及有关的河川径流变化情景预估，尚存较大的不确定性。
（五）沿线地区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保护压力大
在生态系统方面，不但有森林、草原、荒漠、冻原等全球类型，也有地中海硬叶林、荒漠地区河岸疏林、高山生态系统、太平洋沿岸红树林等独特系统。近35年来，沿线地区植被生长总体上有变绿的趋势，尤其是中国华南地区、南亚及欧洲地区明显变绿；生态系统的净初级生产力总体呈现增加趋势，但存在明显差异，中国东北、俄罗斯东南和北部地区出现降低趋势。森林、草地、高山、内陆淡水和湿地等类型的生态系统总体上存在退化问题。特别是亚欧大草原退化问题已经不容忽视，而中亚大湖区的生态系统不断恶化已酿成咸海“生态灾难”。另外，在南亚、东南亚国家和中国这些生物多样性富集国家，受威胁的物种比例高。例如，中南半岛18.78%的物种受到威胁，南亚地区45.71%的地区特有物种受到威胁，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低地森林中的鸟类和哺乳类不断减少。因此，尽可能避开那些脆弱的生态系统、保护好受到威胁的物种，是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必要选择之一。
（六）受地质构造及西风、季风相互作用的影响，沿线地区是地震、地质和气象灾害的多发区，自然灾害风险大，重大建设项目需高度重视灾害风险问题
据统计，仅1990年到2010年20年间，沿线地区即发生了重大自然灾害2994次，造成的死亡和失踪人数超过100万，受灾人数超过37.5亿。其中，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伊朗、阿富汗等国家地震灾害频繁、损失严重；印度半岛、中南半岛和中国东部地区受到的洪水和风暴灾害威胁最大；大湄公河流域、中亚地区以及中国的华北和西北地区干旱发生频率高；而喜马拉雅山脉及周边地区的山地灾害频发。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沿线地区的洪水、干旱、风暴等气象灾害及泥石流、滑坡等次生山地灾害发生频率将呈上升态势。
(七)沿线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发展需求和发展潜力巨大，正在形成比较清晰的劳动地域分工和紧密的贸易网络，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改善缓慢
虽然沿线国家的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但多数沿线国家经济活力较强，增速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南亚、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沿线国家出现了一批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土耳其等，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中国及中东欧国家的优势产业以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中东、中亚和俄罗斯以能源为主。这种具有互补性的劳动地域分工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日趋密切的基础；而中国正在成为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主要中心。伴随大规模产业转移，“世界工厂”的职能正在由中国向东南亚国家延伸，使沿线地区的东端成为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达到30.5%。尽管“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但是由于建设周期长、技术标准差异(如轨距)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沿线国家陆域交通设施连通性水平改善缓慢，需要10年乃至20年才能观察到显著进展。
(八)受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和发展状态的影响，沿线部分国家的脆弱性较高，减贫的压力大
脆弱性高的国家主要是那些经济增长缓慢或结构单一的国家(如阿尔巴尼亚、老挝、柬埔寨)，或失业率高的国家(如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或水土资源紧张的国家(如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门和埃及)，或灾害风险高的国家(如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当然，由于国家大小不一的原因，一些脆弱性较低大国，其内部某些区域的脆弱性很高，如印度和中国。已有研究表明，脆弱性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总体上，沿线国家贫困发生率与贫富差距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区域和国别差异显著。也门、印度、孟加拉、乌兹别克斯坦、老挝等国家的贫困发生率仍较高，而多数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已经实现全面脱贫。中国的贫困发生率已降到3%以下，将于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以教育和健康指标来衡量，沿线国家的人力资本质量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差异明显，中东欧地区和俄罗斯高，南亚国家及西亚和东南亚部分国家低。因此，帮助脆弱和贫困地区提升可持续生计、增强恢复力，也是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生态脆弱性问题
沿线地区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其相当大部分区域的生态系统比较脆弱，受到人类活动干扰破坏后很难在短期内自我修复，甚至可能发生不可逆的变化，带来生态灾难。生态脆弱地区主要是那些因干旱或低温导致土地生产力水平低或极低的地区，如中亚西亚干旱区、中国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原、蒙俄寒冷干旱区，而这些地区又极易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例如，陈德亮等人的研究表明，过去50年青藏高原地区的增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倍。以这种速度持续增温下去将给这一地区的冰雪圈带来巨大影响，进而影响到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河流下游地区的生态系统，包括中亚大湖区及南亚大河区。以中亚大湖区为例，近几十年以来气温持续升高，冰川退缩严重，储水量减少。陈曦等人的研究表明，中亚大湖区的主要河流包括阿姆河、锡尔河和楚河，其径流量总体呈减少趋势。由于入湖径流量减少以及人类不合理的土地利用，中亚湖泊生态系统变化剧烈。近30年来除里海外中亚内陆湖泊急剧萎缩，湖泊面积从1975年的91402平方千米减小到2007年的46049平方千米，减少了49.62%。其中，咸海已经出现“生态灾难”。其面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6.8万平方千米，到2011年只剩下1.6万平方千米，引起了盐尘暴、荒漠化等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
这一地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包含有四大植物地理分区，即泛北极植物区、东亚植物区、地中海植物区和古热带植物区，占世界的1/2；四大动物地理分区，即古北界、东洋界、中国—日本界和撒哈拉—阿拉伯界，占世界的4/11。在全球3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中，沿线地区占有11个。尽管存在一定差异性，但是沿线地区生态系统总体处于退化趋势。在各类生态系统中，森林、高山生态系统、内陆淡水和湿地、沿海系统受到的威胁最大。例如，1990—2015年，东南亚的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2.9%；南亚有45.71%的地区特有物种受威胁；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低地森林中，如果森林按目前的速度继续减少，预计今后几十年中有29%的鸟类和24%的哺乳动物可能会灭绝；而过度放牧和农业开垦，已造成沿线地区60%的草原出现退化。“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铁路、公路、水电、油气管线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种采掘业，如果没有采取科学合理的保护措施，可能会加剧现有生物多样性减少和生态系统退化的趋势。
（三）灾害问题
复杂的地理地质环境导致沿线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处于灾害易发、多发和频发地区，洪涝、干旱、地震、火山、飓风等灾害时有发生。一方面，沿线地区气候类型复杂多样，降水区域差异明显，气象灾害种类多，每年至少有几十起甚至上百起重大或特别重大的气象灾害事件发生，包括洪灾、旱灾和风暴潮等。另一方面，地质构造复杂、地震活动频繁、地形高差大、侵蚀营力活跃，山地灾害(滑坡、泥石流、堰塞湖、溃决洪水等)极为发育，分布广泛，危害严重。东亚和南亚大部分国家滑坡灾害分布广泛；中亚和西亚国家发生滑坡、泥石流频率较高；靠近喜马拉雅山脉的南亚国家，滑坡、冰湖溃决等灾害多发。
此外，受非洲板块、印度洋板块、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相互作用，沿线地区构造运动强烈。全球三大地震带中的两条分布于沿线地区，地震活动频繁。1900年以来，沿线地区共发生了212次7级以上地震，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缅甸等国家。地震还容易引起海啸，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
（四）碳排放问题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沿线地区的碳排放得到了学术界格外的关注。由于“一带一路”建设会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一些学者担忧沿线国家的碳排放会持续增长。根据测算，1992—2014年沿线地区碳排放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从42.24%增长至55.66%。但归根结底，这是沿线国家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问题。事实上，沿线国家基本上都是碳泄漏地区，全球95%的净碳输出都来自沿线地区。当前，沿线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仍低于全球平均值。当然，由于承担“世界工厂”的劳动分工，沿线地区碳排放强度高于全球平均值。根据《巴黎协定》，大多数沿线国家提出了量化的碳减排目标，作出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承诺。然而，大多数目标的落实取决于国际社会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其中，孟加拉国、阿富汗、斯里兰卡、柬埔寨、马来西亚、马尔代夫、伊朗等国家均在自主减排贡献文件中提出了有条件目标。因此，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减少碳排放，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
（五）制造业和采矿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
例如，印染行业的废水排放、采掘金属矿的尾矿处置、油气及化工管线的泄漏等。这类问题与环境管制标准及企业管理水平有关，也涉及企业社会责任。由于任何采掘业或多或少都存在改变或损害环境的可能性，任何制造业也都有或多或少的废弃物排放，因而对于极端环保主义者而言，建设项目总会有环境风险、总会破坏环境，也就会有可被指责之处。
因此，在一些情况下，环保问题可能是“一带一路”建设项目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关乎成败。一方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不能抱有寻找“污染天堂”之心，而是应当严格遵守当地环境管制标准，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学习与当地社区及环保组织进行沟通的技能，逐步积累共同解决环保问题的经验。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一个必然选择
沿线地区既有迫切的发展需求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也拥有复杂的地理条件，部分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压力很大。从生物多样性保护到维护脆弱的生态平衡，从碳排放到可能的环境污染，每一个生态环境议题都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须认真和妥善处理的，涉及全球或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若处理不当，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或者面临巨大的环境风险以及当地社区的强烈反对，不但导致项目建设失败，而且也会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负面影响。
必须认识到，在人们生态环境意识全面觉醒的当代，不顾生态环境的经济增长已经越来越不受欢迎，包括在低收入国家。此外，近几十年来，活跃的环保组织在唤醒欠发达地区人们环境意识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一支重要的力量。因此，与前40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不同，“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全新的国际环境和舆论氛围，必须走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事实上，建设绿色丝绸之路是中国的主动作为，是其自身绿色发展理念和经验的推广。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曾经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大气污染(如雾霾)、水体污染、土壤污染、湿地消失、草原退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而巨大的能源消耗及其带来的碳排放，不但让中国承受着国际压力，也是其大气污染的主要根源。
因此，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环境与发展的问题，倡导生态文明建设，坚持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领导制定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中国的“十三五”规划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对推动低碳循环经济、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构筑生态安全屏障等作出了全面部署，并建立了一系列考核制度。
这些新的发展理念和制度安排大大地改善了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让中国真正走上了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初，中国政府就非常重视绿色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着力深化环保合作，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2017年5月，中国的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意见提出，分享中国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与实践，提高生态环境保护能力，防范生态环境风险，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因此，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不仅仅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国际社会的期望，更是中国自身绿色发展理念的海外实践和主动作为。但是，倡导和实践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不能陷入虚无主义，即否定一切建设项目。发展仍然是解决当今世界矛盾和挑战的唯一选择；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首要的目标就是消除贫困和饥饿。以最小的环境代价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各种项目、推动经济增长，是沿线各国发展的根本需要。
这才是真正的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