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都市圈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中国国家发改委近期颁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这样陈述都市圈的重要性。新型城镇化及城市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大的发展潜力之一,未来道路如何规划？
据联合国数据，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城镇（市）人口/总人口）为59.15%，较1978年17.9%的水平大幅提升。发达国家城镇（市）化率普遍高于中国：2018年日本城市化率高达91.6%，美国82.26%，法国80.44%（数据来自联合国。注：发达国家一般用城市化率代替城镇化率）。可见中国城镇（市）化空间仍然较大，都市圈发展大有可为。都市圈发展的落脚点和目标是实现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市）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共享、产业分工协作、市场统一、环境和人口融合。因此发展大都市圈既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也有利于人口等要素的空间流动，还有利于中国培育经济内生动力，形成新的增长极，大都市圈是中国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渡的重要空间载体。20世纪5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提出增长极理论，“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推进单元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注：《新发展观》1987年版）。经济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是均衡分布的，一个国家实现平衡发展往往通过非均衡道路实现，通常由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它部门或区域传导最终实现均衡增长。基于此，佩鲁认为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以带动经济整体发展，此观点正是大都市圈建设与发展的理论来源。
中国大都市圈蓝图是如何描绘的？大都市圈设计路线在“十三五规划”中已有描述。2016年3月17日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推进新型城市化，需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加快提高国际化水平，适当疏解中心城区的非核心功能，强化与周边城镇高效通勤和一体发展，促进形成都市圈”。
按照学术定义，都市圈是指由起核心作用的一个中心城市或几个大城市，加上周边受中心城市强烈辐射、有着紧密联系的地区组成的城市经济区域。一般意义上，都市圈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半径，在此基础上形成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镇）组成的分级城镇体系。
因此，都市圈最重要的特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都市圈内必须有一个世界级大城市作为都市圈的核心，都市圈核心和外围体系层次分明；二是都市圈内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是都市圈的半径，便捷的交通是都市圈发展的必要条件。三、大都市圈建设本质上是一种集聚经济，一方面伴随着都市圈内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经济产生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大都市圈内外劳动力和其它要素流动更加便利，都市圈核心城市与周边辐射区域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分工和高效的资源共享，提高了生产效率，产生结构效应。
都市圈和城市群有何不同？
中国已正式批复的城市群有“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兰新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十大城市群。2018年11月中国发布《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的中国区域发展的重点是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中国，城市群与都市圈有较多交集，但也不完全重合。如长三角城市群与上海大都市圈范围上有较多重合，但长三角城市群也并非所有城市都包含在上海大都市圈内。
多数情况下，城市群与都市圈存在交集，但都市圈与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地位和地理外延大不相同。都市圈核心城市一般是大都市，而城市群大多以行政中心城市或省会城市为核心。都市群中的一个或两个核心城市在经济规模和发展程度上与其它城市相差较大，而大部分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地位相对平行。都市圈对通勤半径要求很高，但城市群并非以通勤时间为划分标准。再次，城市群数量一般相对较开放，而都市圈受交通半径影响城市数量有较大限制。需要强调的是，除了三大国际都市圈，中国某些城市群包含很多都市圈，如长江中游城市群有武汉大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南昌都市圈等；长江三角城市群有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杭州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等。目前中国达到国际水平的都市圈仅有上海、北京和粤港澳为核心的三大都市圈。
长江三角增长极：上海大都市圈
上海都市圈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龙头，凭借长三角城市群强大的人口资源及广阔的市场腹地，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大都市圈之一。《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提出，将在交通通勤、产业分工、文化认同等方面与上海关系更加紧密的地区作为上海大都市圈的范围，形成90分钟交通出行圈，积极推动上海大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根据《上海2040》，上海大都市圈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在内的“1+6”城市群范围，上海都市圈2018年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约为9.79%。人均GDP看，2017年上海人均GDP12.66万/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13倍，上海大都市圈内其它城市人均GDP均高于全国平均5.92万元/人的水平。
上海市“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上海的定位是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和文化中心。上海大都市圈拥有国际国内两大市场，发展优势突出。但上海都市圈发展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支柱产业和城市建设框架相似度较高。当前都市圈各城市主要以电子、纺织等传统行业为支柱行业，核心竞争力并不强。再次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也不完善。如行政区域的划分在都市圈建立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目前尽管部分城市与上海已实现交通卡和医保及公积金互联互通，但周边城市劳动力仍然受阻于户籍制度很难融入上海。最后各城市政府之间地方保护主义仍然盛行，招商引资恶性竞争，产业和基础设施大量重复建设，区域联通的基建项目进程非常缓慢。
以首都为核心，雄安新区、北京副中心通州比翼的京津冀大都市圈
2015年4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自此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目的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中国后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础上推出了首都副中心雄安新区规划和北京副中心通州规划。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给通州的定位是将城市副中心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通州城市副中心聚焦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三大主导功能，重要职责在于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并推动中心城区市级党政机关和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搬迁，带动北京中心城区人口疏解。此外文化旅游区和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也是通州副中心的发展优势。2018年中国国务院批复《关于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自此，雄安新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首都新的两翼，共同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定位是建设绿色低碳之城、创新发展之城和智能之城。与其它区域规划最大的不同，雄安新区是中国的改革试验田。
珠三角都市圈与粤港澳大湾区共生共荣
粤港澳大湾区是以珠三角为基础，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资料来源：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是继“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之外中国的又一增长极，是中国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2017年大湾区经济总量约10.06万亿元，占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82.08万亿元（不包含港澳台）的12.26%。从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人均GDP情况来看，澳门（7.76万美元）、香港（4.62万美元）、深圳（2.71万亿美元）居前三甲。
粤港澳大湾区最重要的是它承载了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功能，大湾区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和行政区域协同，是跨制度的融合，这一点有别于其它发展规划。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也存在一些异于其它规划的难点，最重要的是湾区内制度协同之难。因此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协同发展的前提是消除阻碍影响要素流动的因素，打破人口流动及分工的制度性障碍和行政区域壁垒，这对“一国两制”的区域治理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