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东盟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现今中国与东盟间已形成稳固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在政治、安全方面,中国东盟互信程度显著提升，被誉为“睦邻友好”合作的典范；在经贸方面，中国与东盟都是彼此的重要贸易伙伴，合作内涵日益深化；在人文交流方面，中国与东盟间建立了多层次的合作机制，人员往来频次不断创出新高。深入分析中国东盟关系跨越式发展的动因，从中提取些许战略启示，不但有助于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而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1充分发挥经济合作的引领作用
后冷战时期，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涵盖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环境、交通等多个领域。然而，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却存在着较大差异，且各合作领域对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其中，经济合作不仅仅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核心领域，还起着引领和推动中国与东盟其他领域合作发展的作用。
经济合作之所以会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引领领域，既缘于“财富”本身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也和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复杂的安全认知息息相关。
“财富”是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之一，也是任何国家开展对外交往的核心动力之一。冷战时期，受当时国际环境的限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主要是围绕政治和安全议题展开的。冷战的终结消除了东南亚地区的政治障碍，为中国—东盟关系向经济领域转向创造了历史性机遇。后冷战时期的中国为推动经济发展，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互动。这一时期的东盟国家普遍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发展，积极推进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对“财富”的共同追求加之相互毗邻的地缘关系、广泛互补的经济关系以及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直接推动了后冷战时期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使经济合作逐步成为了中国与东盟合作的主要领域。由于近年来中国和东盟各国始终坚持经济发展的目标且外部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时至今日经济合作始终都是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基本动力。
“安全”是一国开展国际互动的基本条件，同样是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之一。安全问题是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影响甚至支配着它们之间其他领域关系的发展。冷战结束以来，尽管对“财富”的追求取代了对“安全”的追求成为影响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基本推动力，但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复杂的安全认知依然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中国—东盟关系的整体进程。一方面，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所发生的某些事件对东盟国家的对华安全认知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就地缘政治而言，悬殊的国力差距使得处于“弱势”地位的东盟国家对中国存有天然的“恐惧”。同时，外部大国的介入与鼓噪无疑强化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负面安全认知，其结果是“‘中国威胁论’在东盟仍有较大的市场”。尽管在优先发展经济关系的背景下东盟国家拒绝公开讨论“威胁论”，但是，东盟一些人士在提及中国时所使用的“忧虑”或“挑战”等表述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他们对中国的安全顾虑。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安全合作的限度和进程，使得安全合作无法成为中国东盟合作的主要领域。
就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实践来看，受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东盟在合作过程中始终将经济合作置于首要地位。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标志性成果是 2010 年正式全面启动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建设。其后，伴随该机制的提质升级，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化。现今，中国已经长期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东盟位列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据统计，2017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达到 5148.2 亿美元，其中，中国对东盟的出口总额为2791.2 亿美元，中国从东盟的进口总额为 2357.0 亿美元。就双向投资的情况来看，2017 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达到 113.7 亿美元，位居东盟第三大投资来源国；2018 年东盟在中国新设企业 1735 家，对华投资额达到 60.7 亿美元。当前，中国与东盟正合力打造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而升级版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也必将在其中发挥引领性作用。
以追求财富为指向的经济活动是国际关系互动的主要领域，而经济互动的深化反过来又将对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就中国与东盟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其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它们之间其他领域合作的开展。新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国家间有效的经济合作将产生外溢效应，会推动更大范围、更深入的合作。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就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功能性外溢。目前，中国与东盟间的经济合作已经从既往单一的货物贸易拓展到服务贸易、投资、产能对接、通信与交通合作等诸多经济领域，与此同时,其外溢效应还逐步拓展到政治与安全领域。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间经济相互依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和平关系。自由主义者已经通过大量数据分析验证贸易和冲突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一点在中国—东盟关系中得到进一步印证。近几年来南海之所以能重新回到正常轨道，这其中有关国家的对华经济考量是十分重要的推动因素。从这一角度理解，经济关系可谓中国—东盟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
总的来看，中国—东盟关系之所以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与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引领作用是密不可分的。财富是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是各国的普遍追求。中国在处理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对外关系时，应充分发挥自己的经济优势，不断加强与他国的经济联系，进而以经济合作带动其他领域的合作和发展，最终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这是中国—东盟关系跨越式发展给予我们的重要战略启示。
2构建多层级、宽领域的区域合作机制
国际机制系指“有关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内由政府同意建立的有明确规则的制度”。从理论上看，由于国际机制具有提供公共产品、降低交易成本、塑造结果预期的作用，所以，国际机制是“规范国际关系行为与构成国际体系共享文化的重要变量”。就实际运作的情况看，虽然全球层面的国际机制作用的发挥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霸权，但是，在区域层面上，国际机制则较好地发挥了维护区域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作用。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进程中，区域机制的建设稳步推进并在双边关系中发挥着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东盟间区域合作机制的建设肇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而后经历近三十年的不断完善，现已形成了一个多层级、宽领域的区域合作机制网络。
就合作层级来看，中国与东盟间（“10+1”）现已建立起涵盖领导人、部长、高官及工作层的区域合作机制。其中，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晤是最高层级的合作机制，主要负责对中国与东盟合作进行宏观规划与战略指导，诸如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之类的重大倡议都是在这一机制下提出来的。部长级的合作机制主要负责各部门领域的政策规划与协调，目前中国与东盟间已建立了 12 个部长级合作机制。就高官与工作层合作机制而言，中国与东盟间现已建立起高官磋商、联合合作委员会及工作组会议、经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商务理事会五个机制，以及中国—东盟中心和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平台。除了上述中国与东盟（“10+1”）之间的合作机制外，在宏观区域（Macro-region），中国与东盟依托东盟主导的“10+3”、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机制开展国际合作，在次区域（Sub-region）和微观区域（Micro-region），中国和东盟有关国家借助澜湄机制、中国与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等机制展开合作。
就合作领域来看，中国与东盟（“10+1”）现已在外交、安全、贸易、投资、交通、生态环保、卫生、文化、打击犯罪、青年、通信、旅游、能源、教育等十几个领域建立了合作机制。在政治安全领域，依托定期举办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中国与东盟共商合作大计，不断增进政治互信。此外，中国于 2003 年作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2002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18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就“南海行为准则”单一文本磋商草案达成一致；2002 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在经济领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建设最为引人注目。依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所提供的贸易便利条件，近二十年来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当前，中国与东盟正合力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版，全力推进在贸易、投资、服务、互联互通、产能对接等领域的经济合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伴随“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的有序推进，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设将会被注入新的动能。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国与东盟依托中国—东盟文化部长会议、中国—东盟教育部长会议两个整体性的部长级合作机制以及中国与东盟各国间建立的有关机制，在教育与学术交流、青年往来、环境保护、旅游、中国—东盟文化关系意识增强等方面开展合作。中国与东盟现已将人文交流视为彼此合作的三大支柱之一，这意味着社会文化领域的合作机制建设将会成为未来中国与东盟合作机制建设的重点。
多层次、宽领域区域合作机制的构建与发展，使得中国与东盟得以共享广泛的原则、规范与程序。依托这些合作机制所提供的平台，中国与东盟不但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在各领域开展频繁的良性互动与合作，而且可以在可控的范围内去化解彼此间的矛盾与分歧。因此，可以说合作机制的建设在保持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稳定性、能动性、可持续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天的中国—东盟关系之所以能“成为最具实质性、最具活力和互利共赢的关系之一”，与中国东盟间多层次、宽领域合作机制的建设是密不可分的。
国际机制建设能推动国际合作的发展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而中国—东盟关系的跨越式发展又为此提供了更为生动的例证。未来，无论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还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进程中，相关各方都应高度重视机制建设并充分发挥其协调与沟通作用。这是中国—东盟关系跨越式发展给区域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的一大战略启示。
3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东盟十国均为中小国家，且东盟组织在区域力量整合过程中的作用较为有限，因而中国—东盟关系呈现出较强的不对称性——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的合作。然而，在中国东盟合作过程中，作为大国的中国不但没有借助自己的力量和优势去谋取更多的合作收益，反而充分关注东盟国家的利益诉求并向东盟国家提供更多的发展动能。中国负责任大国作用的发挥，使得东盟国家在总体上改变了对中国的认知，而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也因此真正成为双赢的合作。
纵观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历程，为增进中国东盟间的和平、促进中国东盟的共同发展，中国在众多领域主动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其一，中国主动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提供各类公共产品。2003 年，为推动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中国主动提议设立中国—东盟博览会，自 2004 年起该机制一直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承办；2011 年，为推动中国与东盟海上务实合作，中国宣布设立 30 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2014 年，为推动与东盟有关国家的次区域合作，中国倡议在“10+1”框架下设立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在澜湄机制建设过程中，中国始终主动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其二，在开展合作时，中国主动向东盟提供多种优惠与支持。依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早期收获计划”，从2004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与东盟开始对 500 多种产品实施降税，而东盟国家占据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占其中主要部分；为帮助东盟缩小内部发展差距，近年来中国向东盟低收入国家提供了大量经济技术援助，帮助一些东盟国家建设了大批工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项目；为推动东盟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2009 年中国宣布设立100 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以改善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2014 年中国又宣布向东盟国家提供 200 亿美元贷款以支持东盟地区的互联互通。
其三，当东盟国家面临困难之际，中国总能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在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不但向受灾严重的泰国、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还顶住压力宣布人民币不贬值。“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最严峻的时期，中国出台了一系列应对金融危机的有力措施，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与投资稳定增长”；在应对“非典”、禽流感、甲型 H1N1 流感等跨境传染病期间，中国向东盟国家提供了积极的援助和支持；当东盟国家面临印度洋海啸以及缅甸风灾等严重自然灾害时，中国不但给予大量资金、医疗和技术援助，还积极参与灾后的重建工作。
“为国家担当、为世界尽责，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在开展与东盟合作时勇于展现大国情怀、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的动力与目标所在。一方面，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将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血脉相亲”。在政治上，东盟是中国拓展国际影响、履行大国责任的主要平台；在经济上，东盟是中国推进对外开放、开展互利合作的区域伙伴；在安全上，东盟是中国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际和平的战略依托。正因为如此，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助力东盟国家的发展是符合中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的。另一方面，承担国际责任是中国这一成长中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符合东盟各国的共同期待。东盟与中国毗邻而居，“邻居大国的身份定位是中国与东盟关系中最基本、最本质的部分”。基于这种身份定位，东盟一方面力求借助其他大国的力量来对冲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国能成为友好的“大象”。东盟认为“中国的发展为本地区提供重要的机遇”，因而东盟“支持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在经济上，东盟希望中国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与空间，以求搭乘中国这趟经济快车，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红利；在安全上，东盟认同中国是保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希望中国能在地区安全合作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区域治理上，东盟认为区域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因而希望中国能投入更多力量。东盟对崛起中国的这些期待与中国的大国责任相互契合，直接推动了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中中国负责任大国作用的发挥。
多边主义是推动区域合作的基本模式，中国与东盟之间合作也属于多边主义范畴。“多边主义的致命弊端是效率低下”，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多边行动中实力强大的一方建设性作用的发挥。就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而言，作为大国的中国以其实际行动回应东盟国家的期待，勇于发挥建设性作用，乐于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多边合作之所以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效，与中国这种负责任大国作用的发挥是密不可分的。“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题中之义和应有担当。”在未来“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应更加积极主动发挥建设性作用、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这是中国—东盟关系跨越式发展给予中国参与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重要战略启示。
4通过包容和协商来推进合作
中国与东盟十个成员国间国情差异巨大，利益诉求不同，如何处理彼此间的差异性，与此同时有效协调各方的利益，进而在彼此间同一性的基础上开展互利合作，是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在合作进程中，中国与东盟较好地实现了“中国方式”与“东盟方式”的顺利对接，以包容来化解差异、以协商来推进合作，有效地应对了这一挑战。
“中国方式”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以其民族文化为基础的处理对外事务的特定方法与样式。“中国方式”以和合文化为其思想基础，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和合精神。“和”，系指和平、和谐，是“中国方式”所追求的目标。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和”表现为不同行为体的相互协调、相互兼容，彼此关系稳定、和平、有序其理想状态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华文化中的“和”是一种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的和谐，遵从的是“和而不同”——“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合”，系指合作、融合是“中国方式”的主要行动方法。由于“和”意在实现多样性的统一,因而不能通过强制而只能通过“合”来实现，这就要做到包容互鉴，求同存异，协作协商。就具体外交实践而言,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原则，“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都是“中国方式”在周边外交中的具体体现。
“东盟方式”是东盟国家在一体化进程中所形成的“东盟特有的组织和决策方式，其核心是：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坚持通过内部协商来达成全体一致的原则”。“东盟方式”的要义在于包容性，这是由东南亚特定的区域环境所决定的。东南亚地区是世界上最富多样性的区域，东盟十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而推进区域一体化的难度极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仅仅专注于同一性，东盟的一体化进程将难以为继。“东盟方式”的价值在于通过包容来消解差异性所带来的一体化阻力，进而形成合作的共识和动力。在具体实践中，“东盟 50 年来一直在抓和平与发展这个最大的公约数，求同化异，以共识和责任集聚合力，以包容性扩大区域合作的共利基础”。东盟之所以能够“从最初的不被看好到逐步发展壮大，再到被公认为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地区组织”和“区域合作的典范”，“东盟方式”的有效运行f在其中可谓功不可没。
“中国方式”和“东盟方式”虽然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却有很多契合之处：两者都承认并尊重差异性的存在；两者均主张以求同存异来化解差异；两者均寻求通过凝聚共识来推进合作；两者都充分照顾各方的利益关切和舒适度；两者都倡导渐进式合作。所有这些实质上都是倡导“和谐共生”的亚洲文明的具体体现，也是区域合作中的“亚洲方式”的具体体现。回顾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历史，“中国—东盟关系之所以能够‘披荆斩棘’，保持前进和取得进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方式’……与‘东盟方式’比较容易对接，因为，作为亚洲国家和生于斯、长于斯的邻居，更容易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因此，在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各方应该“尊重和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坚持和倡导不同文明相互学习和借鉴”，进而以增进全区域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指向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在这方面，中国与东盟的既往合作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和差异，但“中国和东盟始终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始终坚持开放合作、共同发展，始终坚持相互包容、互学互鉴”。正是在“求同存异”这一基石之下，中国与东盟抓住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最大公约数，有效地推进合作，实现了互利共赢。这是中国—东盟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给予“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又一战略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