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协调发展是补齐发展短板，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应有之意，而文化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文化扶贫在扶贫开发中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和造血性作用，[1]它在愉悦身心、促进和谐的同时，能够为根治贫困提供“扶志”“扶智”服务。作为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率先开展有组织的开发式扶贫的省份，福建省现有乡村贫困人口数量不多，分布较散，且均处于较偏远、交通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的山区、老区或少数民族地区。这些贫困地区大多历史底蕴深厚、文化独特且多样，但文化遗产流失严重、文化生活贫乏，形成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那么，如何通过乡村文化扶贫，发挥贫困地区文化资源优势，补齐“文化短板”，这对于促进城乡文化发展、经济与文化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文化的供给与需求等方面的协调共进具有时代意义。
贫困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协调发展的短板以及致力于研究和攻克的难题。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致贫的原因具有多元性，经济贫困只是贫困的外在表现。20世纪中期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在学界首次提出“贫困文化”概念，并提出，贫困者之所以贫困与其贫困文化有关。在国内，虽然20世纪80年代全国范围就已开始有计划的扶贫工作，但长期以来人们偏重于经济扶贫，文化扶贫的理论及实践自21世纪初才逐渐丰富起来。学界对于文化扶贫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阵地视角如分析高校图书馆[2]、省级图书馆[3]、农家书屋[4]等对于文化扶贫的作用及路径；媒介视角如探讨互联网如何助力文化扶贫；[5]主体视角如强调发挥政府主导[6]、社会协同[7]、公众参与文化扶贫；宏观视角如探究文化扶贫的机遇、挑战及路径；典型个案视角比如在对贵州[8]、广西[9]等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进行调查的基础上，主张通过发展旅游文化产业脱贫。但从已有文献来看，目前对于福建文化扶贫的介绍主要见于一些地方报道，学术研究文献较少，从协调发展的视角分析乡村文化扶贫更是鲜见。实践证明，乡村文化扶贫是实现城乡文化协调发展、重塑文明乡风以及促进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内在要求。
城镇化在中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不仅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且降低了各省的贫困发生率，较大程度上推动了城乡区域融合发展。然而，由于对乡村文化保护与开发的认识存在偏差，城镇化进程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作为乡村文化载体的村落数量和规模，影响甚至破坏了存续乡村文化基因的自然、人文生态。城乡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成为一条横亘在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当看电影、旅游、养生、运动健身等成为城镇居民文化生活的主体，其文化消费逐步上升为知识智能型等高层次消费方式的同时；而贫困群众文化生活仍以看电视、听广播、打麻将等为主，读书看报等不多、旅游消费更是鲜见。文化设施单一、文化生活匮乏、文化内容针对性不强，难以满足贫困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难以支撑其脱贫致富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乡土文化是农耕文明的历史积淀和活态载体，其多样性和特色性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巨大的文化资本。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扶贫一方面立足于文化自信，重视乡村文化的价值，在保护好安身立命的文化基因、精神力量的基础上，打造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和产业。另一方面，注重发挥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不同功能及各自特色，实现优势互补，差异化融合，而不是城乡同质化。乡村文化扶贫的成败不仅关系着贫困地区民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能否得到保障，也关系到城乡之间文化能否协调发展。
乡村振兴，文化是灵魂，经济是基础。作为村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乡土气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的文化基因、价值表达，也是维系乡民关系、维护乡村秩序的关键所在。[10]尤其是以勤俭、敦厚、仁义、互助等为核心的乡村文化价值观，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道德教化功能，成为建设文明乡风的精神支柱。改革开放41年来，扶贫开发已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随之而来的乡村文化基因却面临传承发展困境。近年来全国各地正在全面开展移风易俗专项治理工作，并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然而，在许多乡村尤其是贫困乡村，封建迷信、黄赌毒、好逸恶劳、精神冷漠、互相攀比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些不健康的文化生态、精神面貌或不良社会风气严重影响家庭和睦，村民团结，干群和谐以及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
乡村文化扶贫，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也是重塑文明乡风的重要抓手。通过民俗节庆活动的开展、体育健身赛事的举办，家风家训的传承，文化知识的普及等做法，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形成重伦理、守和睦、固勤俭、扶幼弱、扬正气、树科学的文化素养，倡文明的良好风气，有利于乡村社会营造积极向上向善、携手脱贫致富的健康态势。
一个人的谋生手段和生存能力，是其个体内在文化素养体系的外在表现[1]。因为文化是意识形态，不仅启迪心智，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还能创造物质财富。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或出现“今日脱贫、明日返贫”的现象，究其原因，除了自然、地理以及历史条件制约之外，最根本的是人文因素，即民众的精神信念、技能智能等综合文化素养不高，文化活动、文化产业等贫瘠。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摆脱贫困’……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11](P216)
乡村文化扶贫重在“扶人”，通过文化教育、科学普及、技能培训、思想道德建设、公共文化活动、文化产业发展等手段，以文化人，以文开智，以文致富。具体来看，预期达到以下两种成效：思想观念上，激励贫困群众自强自立、埋头苦干、勤劳节俭、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提升其扶贫攻坚的志向、勇气和信心，激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智能技能上，提升贫困群众科学生产的知识技能，市场运作的管理能力，文化产业的运营能力等。乡村文化扶贫是促进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内在动力，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精神路径。
福建位于东南沿海，优越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化资源、明显的生态优势以及优良的革命传统等使其发展持续呈现生机活力。但受历史条件、区位状况以及经济基础等方面的制约，2012年福建省确定23个县处于省级贫困线以下。1这些县大多文化资源和历史底蕴深厚，且均位于老区、山区或少数民族地区。在文化扶贫工作中，这些贫困县正面临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与供给，文化扶贫的对象与主体，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或困境。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调研时强调：“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12]福建这些贫困乡村如何构筑“文化之魂”，培肥“文化之力”是实现精准脱贫、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
福建是一个文化资源大省，种类颇丰。闽南文化、妈祖文化、船政文化、朱子文化、客家文化、畲族文化等都极具地方特色，在乡村民间存留的民居文化、方言文化、节庆文化、乡贤文化、工匠文化等也展示了福建的独特魅力。福建23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约占全省陆地面积的35.1%。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已公示的有关信息进行整理，截至2019年1月，福建23个省级贫困县中入选为7批次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3]、7批次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4批次中国传统村落[14]的村落数量分别占全省入围总数的42.1%、36.84%、34.93%(见表1)。这些历史文化名村名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见证及活态载体。可见，福建许多贫困村镇并非没有文化，事实上，一些贫困村镇的文化生态保存得还比较完整和纯正。
表1 福建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与中国传统村落的数量和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
然而，福建贫困地区在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方面还不协调，如何将这些零散、原生态的文化资源传承好并整合成系统、有活力的经济优势并在扶贫攻坚中发挥作用还面临很大困难。首先，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流失严重。福建是少数民族散居省份，且大多数少数民族乡村地处偏远山区，经济基础较差，自我造血能力不足，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秀美的自然风光让人痴迷，但文化遗产流失令人担忧。畲族是福建人口数量最大的少数民族，散落在闽西、闽东等地的畲族村落正在围绕民族文化这个“金招牌”，保护和利用相结合，发展旅游和文创业。但部分村寨中，畲族文化只是“印在墙上、陈在柜中”，[15]生产生活中应用不多，使用畲语、掌握畲族习俗、做畲族服装的裁缝等越来越少，抢救、传承畲族文化迫在眉睫。其次，革命文化优势的统筹规划和整合力度还需要加强。福建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拥有中央苏区县52个、革命遗址遗迹2683处，位居全国前列。这些见证红色历史的文化遗址以及体现伟大民族精神的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是福建的文化名片，但如何将红色文化与历史文化、客家文化、生态文化等资源要素进行整合，最大化地发挥红色文化的功能和效益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文化诉求不断增长，但供给针对性不强
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诉求，从不会因为物质条件恶劣而抛弃。福建省统计局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福建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从2010年的462.17元[16]增长到2017年的1174.58元[17]，增长2.54倍；福建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从2010年的1786元[16]增长到2017年的2483.46元[17]，增长1.39倍。可见，福建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增加迅猛，但与城镇居民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另据统计数据表明，福建贫困地区因病因残致贫超过60%，因学、缺技术、缺动力等致贫超过20%[18]。本课题组调查也显示，贫困群众的精神文化诉求不仅缓慢增长，而且立体多层次，但对于医疗卫生知识、法律知识、生产技术技能、农产品信息等方面的诉求最为迫切。因此，文化扶贫，不仅必要而且要“对症下药”，才能达到精准的效果。
然而，目前福建乡村文化扶贫的供给与需求还不协调。主要表现为文化扶贫的针对性不强，效能不高，扶贫的内容和形式还需要进一步满足文化群众的需求。虽然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坚持文化投入重心下移，农家书屋或文化场馆不断出现，但贫困地区文化设施不足，文化物资配备不齐的情况并未根本改变。因为政府主导扶贫，民众需求调查不深入，或者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与需求吻合度不够。据调查，政府文化下乡的主要形式是送电影，形式较为单一，而且题材和内容要么过于陈旧要么看不懂。而针对留守村民(老人、妇女、小孩以及病人、残疾人等居多)所喜爱或需求的文化科技知识、医疗卫生知识、地方戏、体育健身器材等内容供给不足。目前福建省数字图书馆虚拟网络基本完成，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日益丰富，但地处偏远老区山区的贫困乡村无法共享资源。因此，文化扶贫要“适销对路”，这是发挥文化扶贫的教化作用和导向功能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群众参与的意识提高，但社会力量常态化支撑不足
社会力量和乡村群众自发自觉地参与文化建设，不仅使乡村文化扶贫更接地气、更富有人情味，还为乡村文化扶贫提供了内在动力和可持续化保障。据课题组调查，近年来，福建贫困地区群众保护老祖宗遗产的意识逐渐提高，逐步由文化“看客”变成“主角”；一些贫困乡村还依托特色民间工艺、民间戏剧和民族体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学习传承活动，涌现出许多业余文艺团队以及活动品牌，寓教于乐，倡树文明新风。位于福建省级贫困县永泰县的嵩口镇尊重和维护“原住民”的主体作用和利益诉求，创新群众共建共管共享机制，努力把古镇保护开发做成一台政府、社会、群众的“大合唱”，不断活化静态沉寂的文化遗产，使这一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呈现“自然衣、传统魂、现代骨”风貌。
但从总体上看，乡村文化扶贫中社会力量常态化支持不够、文化能人不足与群众参与度提高还不匹配。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时强调：“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大扶贫格局。”[19]但经过调查发现，贫困乡村主要的文化设施、基本的公共文化产品、甚至文化服务内容上，政府基本是唯一的提供主体，鲜见社会力量的身影。从基层公共文化人才队伍来看，规模小、人员少、业务能力弱，一直是困扰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发展的短板。据调查，闽中某贫困县共16个文化站，除了2个乡镇分别配备2—3个专业人员之外，其他14个乡镇均为1名编制内工作人员，且在岗人员老化，一人兼多职，办事效率不高。因此，如何进一步调动民间社会组织、企业、高校、文艺院团等社会力量及文化能人的协同发力是坚持大扶贫格局的必然要求。
文化扶贫不仅能够育民励民，还能够惠民富民。因此，文化扶贫不仅需要实现文化事业的繁荣，还需要加大力度促进文化产业的壮大。据调查，近年来福建一些贫困地区立足于丰富的革命文化资源(红色)、生态文化资源(绿色)、海洋文化资源(蓝色)优势，正在探索“文化 旅游”“文化 人居”“文化 互联网”“文化 农业”等扶贫发展模式，保护并提升了地方特色文化内涵，增加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初显了文化 扶贫模式。“文化 ”的“ ”，是文化的植入、融合、渗透、主导，核心是赋予事物活的文化内核、文化属性、文化精神、文化活力、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为事物植入文化的DNA。[20]文化 扶贫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的精神动能、经济引擎和现实担当。如福建省级扶贫工作重点县屏南县依托其秀丽山水、众多留存相对完好的古村落、特色的药膳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等资源，近年来探索“党委政府 艺术家 村民 古村落 互联网”的文创扶贫模式。最具代表性的是位于双溪古镇安泰艺术城，集艺术教育、学术交流、文创体验及文化旅游等为一体，[21]2015年创办以来吸引国内外学员2万余人前来培训，带动贫困户500多人、残疾人150多人创收，学员作品通过自媒体和电商等渠道销售，现已累计卖出画作6000多幅，总值500多万元，[22]对于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和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起到了较大的助推作用。
然而，福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各个区域发展也不均衡。2016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为4.1%，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占比持平，目前福建文化产业还未成为支柱产业。另据福建省统计局数据表明，2016年莆田、厦门、泉州、福州4个沿海地级市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的比重为77.5%，而这4个市中省级扶贫开发工作县的数量占全省的4.3%。但位于闽西、闽北、闽东、闽中老区山区的地区市如龙岩、南平、宁德、三明等4地市的文化产业增加值仅占全省的14.2%，而这4个市共分布了19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比82.6%(见表2)。[23]贫困地区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但因其经济基础薄弱，位处偏远或山区，投资成本高；再加上专业人才欠缺、经验匮乏，市场运作经验不足，文化项目少，尤其缺乏文化龙头企业，文化产业优势不明显。
表2 2016年福建一些设区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及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数量
协调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发展中所触及的各种重大关系，找出发展短板并花力气补齐。针对乡村文化扶贫的现实困境，必须坚持协调发展理念，实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并举，政府、社会与民间三位一体，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同并进，城乡山海合作，以期促进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
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是乡村文化扶贫的基础和前提。文化遗产要有生命力，必须具有时代的穿透力，以致传承至今，被时代和人民需要。同样，乡村文化扶贫要发挥育民惠民富民作用，也必须落到贫困群众的需要上，才能因地制宜。因此，必须实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同时并举，解决文化扶贫中供需不协调的问题，提高乡村文化扶贫的精准度，满足民众和时代的需求。
首先，保护、挖掘、整合地方特色文化遗产。对贫困地区的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普查，整理文化古籍和重要文献，尤其加大对乡土特色文化的挖掘和抢救，收集能够体现乡村记忆的物品，留住原始风貌和景观资源。把固态的文化设施如传统的乡镇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与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科技、党员教育等各类文化资源综合起来，形成公共文化机构、资源和服务集合效应，加强数据库建设，为贫困群众提供更方便、更丰富的服务。
其次，针对群众文化需求推出菜单式的文化服务。乡村文化扶贫中地方政府、文化工作者需要从供给侧入手，建立群众文化需求征询的长效机制。先对贫困群众的文化需求“把脉问诊”，找准他们的内心需求，将文化扶贫和保障百姓的基本文化权益结合起来，依托地方文化遗产，创作、宣传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并且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推出“菜单式”文化服务。
调动人的积极性始终是扶贫开发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乡村文化能人、文化工作者以及文化志愿者等是文化扶贫的领头羊，但劳动力流失以及文化人才匮乏一直是乡村文化扶贫的短板和瓶颈。要解决乡村文化人才培养问题，必须改变政府或文化部门单打独斗的做法，需要政府和社会、民间各方协同发力，“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培育出一支懂文化、爱农村、爱农民的基层文化扶贫的人才队伍。
首先，政府加大力度培育本土文化传承人。挖掘、整合乡土文化能人以及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继承人，提高传统手工艺人与非遗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及资金项目支助，积极搭建平台，留住本土文化能人。设立专项保障资金，制定科学培训方案，精细遴选传习范围，依托国家级、省级、市级的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技艺、民俗等类别的非遗项目平台，培育非遗传承人。
其次，扶持民间群众文艺院团的发展和文化骨干的培训。依托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等乡村文化场所，组织成立各类文化活动团体和组织，鼓励群众参加各种兴趣团队，推动各类乡镇文艺团队扩大数量、提升质量。加大培训，建立乡土文化骨干培训网络。组织省、市、县各级专业技术人员，深入贫困村镇开展分期分批辅导培训，进行结对帮扶，提高乡村文艺骨干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才艺技能。
再次，加强文化扶贫的志愿者队伍建设。建立健全文化志愿者的选拔、管理以及激励机制。注重发挥大学生志愿者的作用，激励志愿者以实际行动践行科技文化支农的理念。鼓励艺术家、企业家、教师、退伍军人、社会贤达、华侨归侨等新乡贤参与文化扶贫，发挥新乡贤的道德感召力以及联系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作用，引导群众见贤思齐、见德思义，鼓励贫困群众组织并参与地方民俗活动及公共文化活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是乡村文化扶贫的两个支柱。文化事业扶贫重在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旨在转变思想和提升人口整体素质；文化产业扶贫主要在于通过文化资源的挖掘及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开发，实现文化遗产的活化，促进文化与经济有机结合，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文化生态涵养发展的长久之计。因此，必须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协同并进，在促进文化铸魂的同时实现文化富民，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首先，推动公共文化扶贫以实现文化铸魂。文化阵地建设是公共文化扶贫的基础，必须在健全文化设施的同时，保障图书报刊以及其他文化物资的常态化供应和管理。举办道德、法律“大讲堂”等主题教育活动和“最美”系列评选表彰活动，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流动文化车”等为载体，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活动。利用传统节日、重大纪念日以及农闲时节，组织开展民俗文化活动，举办文艺展演、文体赛事等。通过文化设施建设、文化铸魂的同时实现惠民、乐民，满足贫困群众基本文化需求。
其次，乡村特色文化资源融入相关产业以实现富民。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原则，依托福建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打造一批特点鲜明、优势突出、带动力强的文化产业基地、园区或者特色文化示范乡镇、示范村，留住文化乡愁。围绕农业观光、休闲度假、养生康健、拓展体验、科普教育等不同主题，把文化元素与科技、旅游业、农业、物流、酒店服务业等产业配合，打造“文化 旅游 扶贫”的“乡村游”项目品牌。借助农村文化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和运用，形成并推广一批融合当地元素、顺应消费市场、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系列文化产品。文化融入相关产业既可以实现对地方特色文化的传承保护，还能拓宽脱贫致富门路，让贫困群众切实感受到文化也是一种生产力。
(四)山海协作，建立健全长效的保障机制和考核机制
运用文化的力量和手段进行扶贫，其作用的呈现常常具有隐蔽性和延时性。贫困地区大多地处山区，文化资源富有但文化生活贫乏、交通及经济发展滞后，因此，应发挥沿海优越的区位条件、相对发达的人才和经济优势，开展山海协作，构建长效的文化扶贫保障机制和考核机制，实现山海协调发展。
首先，开发文化扶贫互利共赢帮扶模式。深入挖掘“山海”文化资源，针对文化资源差异，加强山区的红色文化、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与海洋文化的整合，实现优势互补，鼓励沿海各类社会力量合力帮扶，为贫困群众提供技术、产业、资金、项目等方面支持。推动山海之间的文化基础设施、文化产品服务和文化产业园区等方面的共建，打响红绿蓝文化品牌。
其次，建立健全乡村文化扶贫长效保障机制和考核机制。形成省、市、县、乡镇四级联动、跨地区跨部门协同协作、分工负责、权责明确的工作机制，保证文化扶贫活动的有序性和经常性。“互联网 文化”的新型模式将是新时期实施文化扶贫的有效手段。[24]因此，健全文化扶贫资金投入长效机制，加强贫困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数据库建设，整合各类文化资源，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满足贫困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建立健全科学的考核机制和严格的奖惩机制，考核文化建设的投入、活动及设备情况等，考察文化扶贫给农民生产、生活、精神面貌、知识技能等方面带来的改变及成效并予以奖惩，确保文化扶贫精准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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