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来，中国在贸易、金融、数据和文化（包括社会价值观、宗教和政治信仰）方面已经融入全球体系。但是，随着美国拥抱保护主义，加强全球一体化将要求中国对其政策进行调整。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路径主要是试验，以及分阶段实施。由于这种“试点-推广”战略，在入世12年之后，也就是2013年，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商品）贸易经济体。2018年，它的贸易占GDP比重为38%，远高于美国（2017年为27%）。
至于金融市场，中国领导人一直坚持说，只有当国内的交易与监管框架健全，并足以管控相关风险，才会允许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也因此，决策者们利用香港在中国和国际市场的独特地位，采用了双轨的分阶段策略。
从中国国有企业开始在香港上市融资，20年来，凭借低税收和强大的法治基础，香港成为了全球金融中心。这期间，香港作为扩大中国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催化剂和中介，发挥着内地与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之间互动实验的缓冲作用。
这种做法使中国在全球债券和股票市场的份额大幅增加。2004年，中国仅占全球债券市场的1.2%，相比之下美国占42.2%，欧盟占26.5%，日本占18.7%。到2018年底，中国债券市场已经增长到全球的12.6%，而美国减少到40.2%，欧盟为20.9%，日本为12.2%。
同样的，中国内地在全球股市市值的份额从2004年的1.2%上升到2018年的8.5%，加上香港则占到13.6%。与此同时，美国在全球股市市值的份额从45.4%下降到40.8%，欧洲从16.3%下降到10.8%，日本从16.3%下降到7.1%。
然而，中国在全球一体化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正如麦肯锡最近的一项报告所显示的，中国110家全球财富500强企业，它们80%的收入来自本土，同时外资在中国银行、证券和债券市场的持股比例仍不到6%。而且，要想继续向前发展障碍重重。继续融入全球体系，中国政府至少需要克服四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控制债务。过去十年的债务增长速度是整体经济增长的五倍多，目前债务已经超过GDP的300%，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仿。虽然由于国内的高储蓄率，中国有能力进行更多消费和投资，但它仍需要深化股票市场，以便降低长期债务风险。
第二，中国必须设法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量，但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人民币仅占全球每日外汇交易总额的2.1%，远低于美元（44%）、欧元（16%）和日元（8.5%）。
在成为主要盈余国数十年之后，中国需要着手调整，以实现经常账户的大致平衡。为了保持健康平的衡国际收支，避免承担过大风险，中国现在必须确保其外流资本与流入的外国资金大体上是均衡的。
中国加强全球一体化所面临的第四个挑战，是它面对着不友好的外部环境，这是商品、资本、数据、人员和文化过度或不均衡流动带来的焦虑造成的。这中间表现最为明显的，是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政府以及它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冲击，包括不断升级同中国的贸易战。
谈判没有能够让这场贸易战结束，原因不只是双方的世界观迥然不同。而为了能“赢”，特朗普政府正无所不用其极。最近，它提出扩大政府权力的新法规，通过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技术、基础设施、个人数据和房地产相关交易。这些规则将对那些与受美国制裁国家有贸易往来的行为方——比如中国——产生影响。
与美国冲突的不断升级，给中国渐进的“试点-推广”战略带来巨大压力。诚然，中国近年已经拓展其双轨的一体化计划，将越来越多的内地省份纳入到试点项目中，比如设立上海自贸区。中国希望这些试点城市像香港那样，帮助中国维持住全球一体化势头，帮助中国逐渐使它的法律和监管制度向贸易、金融、税收及其他交易的全球框架看齐。不过，中国要想保护它与全球金融、数据和知识体系的关系，还需要在这些方面做出更多、更大的努力。决策者只有采取大胆、明智和具有创新性的行动，这些试点城市才能继续引领中国走向更加开放、融合、和平、繁荣的未来。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The Next Phase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