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从奥巴马政府推行所谓的重返亚太战略以来，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以及东亚区域合作进程都出现了重大变化，中国受到的挑战之严峻也是近年来所罕见。如何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代理的政治安全和区域合作两大领域的挑战，成为中国国内热烈讨论的话题[i]。大部分讨论都集中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本身以及对中国的影响，关于中国如何应对的讨论则相对较少。本文注意到韩国在中美关系中的特殊性，试图通过分析加强中韩全面战略合作[ii]可能会对日本在中日韩和东亚合作上的态度以及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效应产生什么影响，进而对中国在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获取区域合作主动权上具有哪些重要作用来加入这场讨论。
一、中日韩合作的现状与特征
中日韩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三个主要大国和先后腾飞的经济体，相互间的合作交流一直比较密切，新世纪以来取得较大进展。经济方面，日本作为本地区最先发展起来的经济体，在中韩两国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一直都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韩国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也逐渐扩大了在中国的市场参与；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也由过去主要是接受日韩两国的投资以及向两国出口，发展到现在开始向后两者投资并成为它们的主要出口市场的角色转变。政治安全方面，尽管三国存在政治制度差异，但是在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却存在共同利益，朝核问题是三国政治安全合作的重心。对中日韩三边合作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三个特征。
首先，三国正式合作机制形成时间不长，近年来虽取得一些进展，但受到历史问题和领土争议等问题的消极影响明显，中韩双边合作机制则更为顺利。中日韩三边的正式合作直到上世纪末的1999年才开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得到加速。1999年在东盟+3的框架下，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与东盟举行峰会的同时也开始顺便举行短暂会晤，商讨共同关心的问题。这种非正式机制尽管也产生了《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2003）、《中日韩三国合作行动战略》（2004）等重要文件，取得一些合作成果，但相较于三国密切的经济关系背景，三国合作明显存在更大空间。2008年以第一次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机制正式建立为标志，三国合作开始得到三国领导人的重视，这一进程也得到加速，主要成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三国合作秘书处于2011年9月1日在首尔成立，三国合作有了一个明确的机制性工具；二是2012年5月13日签署的三国投资协定。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推出，韩日、中日之间领土争议的激化，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推进遇到了困难，中日、韩日之间的双边合作机制也受到阻碍。2009年日本民主党掌握政权之初，鸠山政府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强调了中日韩合作的重要性，但是美国的反对使得日本首相换人，对东亚合作的态度也发生巨大改变。2009年10月7日，日本外相冈田克也在阐述鸠山首相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时，虽然强调了日美关系，但是在说明共同体构成时只提到了日本、中国、韩国、东盟、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并没有提到美国。2009年10月14日，美国对“东亚共同体”首次作出正式表态，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提醒亚洲各国“任何重要的机制都不要把美国抛置在外”。[iii]鸠山首相因为在政策上背离美国意愿，在国内外受到强大压力，被迫下台。新上任的菅直人、野田佳彦两位首相都从鸠山政府的政策上退缩，强调美国在亚太的不可或缺性，并宣示要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伙伴计划（TPP）。由于钓鱼岛争议激化，中国和日本之间2012年的建交40周年庆祝活动被取消，在东亚峰会上的双边首脑会晤也未能实现，双边的合作机制几乎陷于停摆；日本则因为韩国总统李明博登临独岛、要求日本天皇访韩前进行道歉等事件对韩国表现出了强硬姿态，不愿对到期的韩日货币互换协议进行延期，以作为对韩国的惩罚[iv]；尽管三方在东亚峰会期间仍然宣称要继续推进中日韩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但是目前看来该谈判的进展将难以快速进行。
与此相对，中韩之间的合作机制则继续得到强化。政治安全上，2008年两国建立了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就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讨论，迄今已经顺利进行了五次，而且由于不限制话题，该机制被评价为中韩两国沟通的有效窗口[v]。经济上，中韩两国于2012年5月也正是启动了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目前已经进行四轮谈判，双方都强调要加速推进。
其次，经济上的中日合作规模大于中韩、韩日，但是日韩两国对中国的依赖度均比中国对二者的依赖度高，特别是韩国对中国的依赖度更高。第一，从经贸合作总体规模来看，三国合作程度提升非常迅速，其中中国又发挥了主要推动作用，成为日韩两国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从2000年到2011年，三边贸易由1690亿美元猛增至6941亿美元，增长了3.1倍。其中中韩贸易增长了6.1倍，中日贸易增长了3.1倍，日韩贸易增速则相对缓慢一点，增长了1.1倍。这说明，中日韩三边贸易总规模的迅猛扩大主要是中国发挥了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三边投资规模也在快速扩大，如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余额在2000年末只有86.99亿美元，到2011年末已猛增至833.79亿美元，11年间增长了8.6倍。同期日本对韩国的直接投资余额也由41亿美元增至179.68亿美元，增长了3.3倍。（见附件表一）[vi]中国对日韩两国的投资近几年来也从少到多，增长迅速。[vii]
第二，就三边经贸关系的绝对量看，中日之间大于中韩与韩日，但中韩经贸关系增长更为迅猛。由表一可以看出，2011年中日贸易额为3429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当年中韩与日韩两对贸易额的总和，这说明但就经贸合作规模而言，中国和日本是本地区的核心角色，这也与两国分别是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密切相关的。但是也必须注意到，中韩之间贸易的增长率为611.9%，比之于中日贸易312.1%的增长率，快了将近一倍，说明中韩之间的贸易潜力和发展势头非常大。
第三，从中日韩三方相互依赖度看，不对称性日趋明显，日韩对中国的经贸依赖度有显著上升，特别是韩国对中国依赖度非常明显。就韩国而言，出口方面，中国在2003年就超过美国成为韩国的最大出口市场，2011年韩国对中国、美国和日本的的出口依存度分别为23.9%、10%和7%，中国的市场重要性比美国和日本加起来还要多将近7个百分点；进口方面，中国在2007年超过日本成为韩国的最大进口来源地，2011年韩国对中国、日本、美国的进口依存度分别为16.5%、13%和8.5%。从表二可以看出，中国作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特别是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重要性要远远超过美国和日本。就日本而言，出口方面，中国在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市场，2011年日本对中、美、韩三国的出口依存度分别为19.6%、15.5%和8%；进口方面，中国甚至早在本世纪初就已经成为日本的最大进口来源地，2011年日本对中、美、韩三国的进口依存度分别为21.5%、8.9%和4.7%（见附件表三）。从表三可以看出，对于日本的对外贸易来说，中国的重要性要远大于韩国。就中国而言，出口方面，美国一直都是最大的出口市场，但是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占比有所下降，日韩在中国对外出口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和中国在日韩的对外出口中所占地位相比，则要低很多；进口方面，日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进口来源地，韩国也仅次于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进口来源，美国在名列其后，处于第三位。
再次，政治安全上中韩之间矛盾的刚性弱于韩日与中日两对双边关系的矛盾。中日韩作为邻近的三个主要地区大国，历史上虽有长久友好交往的历史，但是近代以来却主要是战争的记忆，所以三边关系错综复杂，难以简单综合，但三边关系中的矛盾却有刚柔之分。中韩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两国在对待朝鲜、特别是如何应对朝核问题的态度上的差异，二是在半岛统一问题上的立场，三是韩国与美国的安全联盟关系。如果仔细探讨，我们会发现，中韩之间的矛盾是可以缓和的，并非刚性矛盾。关于对待朝鲜和朝核问题，中韩都不希望朝鲜出现动荡，而是希望促进朝鲜实现稳定转型，在这个意义上，中韩两国具有共同看法。在半岛统一问题上，中国政府从来就声称支持半岛的和平统一，实质上只要不危害中国的安全利益，中国也的确不需要反对朝半岛的统一。在韩国与美国的安全联盟关系上，韩国看重的是借此应对朝鲜的可能威胁，也有借美国平衡中国和日本的考虑，但是只要韩国不以韩美同盟作为反对或遏制中国的工具，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因此，中韩之间在政治安全方面的矛盾的确不是根本性的，具有可协调、可妥协的空间。
与之相对，中日矛盾和韩日矛盾则刚性特征更为明显。中韩两国与日本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上均存在深刻矛盾，短期内几乎没有办法解决，而且妥协的空间很小，特别是在领土争议问题更是如此，今年先后爆发的独岛和钓鱼岛争议已经充分的显示了中日、韩日之间在领土问题上的刚性矛盾可能带来的破坏力。中国与日本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很多矛盾，例如台湾问题、日本入常问题、日美同盟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问题等，这些矛盾几乎都是结构性的，只要日本不甘于中国成为东亚地区的领导力量，这些问题就会一直存在，而且日方可能随时企图利用这些问题来牵制中国。韩日之间除了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有深刻矛盾之外，在如何对待朝鲜半岛统一的问题上两国也可能存在深刻分歧。日本作为曾经殖民过朝鲜半岛的国家，在中国重新恢复东亚最强国家的背景下，对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的前景会非常担忧，担心自己在东亚的地位会彻底被边缘化，甚至在历史问题上会受到中国和朝鲜的报复。韩日矛盾的深刻性，也是为什么尽管美国试图将美日、美韩两对双边安全同盟整合为美日韩三边安全同盟受到挫折的原因之一。
二、中韩战略合作可以促进日本深入参与东亚合作
如果日本能够采取较为理性的政策，即不是出于短期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是能够在10-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框架里考虑其利益，则中韩合作的加速将使得其除了选择加入东北亚一体化之外，别无更好的选择。
从中日韩三边经贸合作角度看，如果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中韩经贸关系合作深化，相对于日本，韩国在中国市场上将享有更加便利和优惠的商业环境，这意味着日本企业的机会将受到韩国企业更强有力的竞争。因此，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一旦达成，日本将不得不寻求加紧谈判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进程，将TPP在日本对外经济合作战略中的排序推后，以避免在三边经贸合作中被孤立，特别是要防止韩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占得先机。
金明玉等学者对中日韩三国在1992-1996年和2005-2008年两个时期比较优势变迁的研究显示[viii]，过去十几年来中日韩三国的出口结构都有所变化。中国的变化最显著，服装、毛皮制品、纤维制品制造业的比重明显下降，皮包、鞋类、食品、农牧业在十大出口产业中完全消失，信息通讯产品、办公机械以及其他机械与装备制造业占比明显提高，出口产业结构得到很大提升；日本的出口结构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汽车和拖车制造业占比较高，其他机械、化学产品比重有所上升，信息通讯产品、电子机械和运输装备比重有所下降；韩国的出口结构中，纤维制品、服装等完全消失，信息通讯产品则占比超过20%，汽车、拖车、化学产品出口比重也有很大提升。总体来看，中国的比较优势提升明显，韩国的比较优势也进展迅速，日本则相对缓慢。从结构特性看，日本、韩国的十大出口行业都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则仍更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密集度较高的产品贸易领域，日本和韩国建的竞争日趋激烈。虽然在技术密集度较低的领域，中国和韩国存在一定竞争，但是总体来看中国则与日韩两国仍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中国作为日韩两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内需市场仍然以较快速度增长，其规模有望在若干年内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可以说，能否在中国市场占得先机，在相当大程度上将决定今后二十年左右日韩两国企业的海外竞争力，也是两国获取“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的关键。而且，由于中日韩三国之间产业内和产业间分工已经非常高，如果中韩自贸区建立，中韩之间产业分工在垂直和水平两个维度上得到深化，则将有效提升两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考虑到韩国与日本的出口结构日趋相同，这将给日本企业在海外形成非常大的竞争压力。
从上述意义上讲，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将增加日本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紧迫感，从而事实上让日本优先选择东亚经济合作，而不是太平洋方向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TPP）。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影响力迅速上升，特别是在2009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之后，日本对中国可能主导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事务非常担心，为此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2011年APEC夏威夷峰会上宣布了加入TPP的意愿，以期望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引入美国、平衡中国。但是由于国内存在强烈反对，日本官房长官藤村修在2012年8月29日表示放弃在2012年加入TPP谈判。2012年12月26日，自民党的安倍政府重新上台后，新任经济产业相茂木敏27日就TPP称：“有必要在尽早阶段找到机会，与美国商谈今后有可能开展何种磋商”，[ix]但可以看出日本态度仍然犹豫。与之相对，在中韩两国于2012年5月3日宣布启动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之后，日本感到了巨大压力，坚定了建立中日韩自贸区的决心。2012年5月3日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宣布将于11月20日启动中日韩自贸区，但中日关系、韩日关系在2012年夏季以后都降到了近几十年来的最低点，使得各界对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能否继续进行深感担忧。有点出人意料的是，在2012年11月东亚峰会期间，尽管中日领导人在会议上围绕钓鱼岛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甚至都未能进行会晤和交流，韩日领导人之间也互动冷淡，但是三国仍然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决定在2013年初举行第一轮。[x]这充分说明，不仅中韩两国在致力于建立中日韩作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核心上眼光长远，态度坚定，日本也认识到了脱离中韩经济合作的危险。
从东亚区域合作看，中日韩三国是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具有绝对规模优势，但韩国又是中日韩三国中的关键小国，它选择和中日两国中的哪一国进行合作将决定中日两国谁能在东亚合作中具有更大的话语权。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到2008年以前，东亚合作主要是“小马拉大车”模式，即尽管东盟经济规模和中日韩相差甚远，但是考虑到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中日韩还是基本上认同让东盟做形式上的东亚区域合作的推手，各种区域合作机制也基本上围绕东盟建立，例如东盟+3机制、中日韩分别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东盟地区论坛、清迈协议等。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中日韩三国之间经贸关系合作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核心地位的上升，东盟已经难以再扮演所谓的驾驶员角色，在设定议程、协调立场等方面都面临力所不逮的尴尬境地，中日韩三国，特别是中日两国之间能否达成一致，成为东亚区域合作进一步向前顺利推进的前提。以清迈倡议多边化框架下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为例，中日韩三国占到了出资比例的80%，东盟十国只占20%。但出于平衡考虑，中国和日本均占32%的出资比例，两者在该机制的话语权相同。韩国出资比例为16%，这意味着如果中日发生意见分歧时，韩国的选择将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中韩经贸关系深化，战略合作加强，中韩两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共同利益点也会增多，日本如果不加入中日韩合作，则它在东亚的话语权将相对会受到削弱。
三、中韩战略合作可软性抵制美国“重返亚太”战略
以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东京的演讲[xi]、2010年1月和10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两次演讲[xii]为主要启动标志，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渐次推开。该战略的主要针对目标就是中国，也正主要是因为这个战略的推行，“中美战略关系和中国安全环境发生历史性重大变化”[xiii]，中国周边外交形势出现了很多年未曾经历的动荡，任由这种态势发展，对中国将非常不利。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主要有两大支柱，即政治安全支柱和经济支柱。政治安全方面主要是加强美日、美韩、美澳、美泰、美菲等军事同盟，重新重视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香格里拉对话等地区机制，积极介入南海、中日等区域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大力推进与越南、缅甸、泰国等东盟国家的外交关系等[xiv]。经济支柱则主要是“借壳上市”，利用TPP这一原本只有四个亚太小国组成的地区贸易机制作为推广美国自由贸易模式、拓展美国经济利益、分化中国地区经济影响力的工具。这两大支柱需要相互支撑和强化，方才能够发挥该战略的整体最大效应。否则，任何一个支柱弱化或残缺，则另一支柱也必然会受到影响，整体效率也会大打折扣。政治安全支柱弱，将难以保证经济合作的稳定性和机制性；经济支柱弱，美国将缺乏在该地区支持其安全同盟的长期经济资源，从而使其亚太战略缺乏可持续性。
客观而言，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的确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xv]。通过挑唆和激化“天安号”事件、钓鱼岛争议、黄岩岛争议，美韩、美日、美菲军事同盟都不同程度得到加强，美国也宣布在澳大利亚派驻海军陆战队；通过向缅甸派驻大使、减少制裁，美国正在减少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尽管TPP谈判虽然未能如计划安排那样推进，但是的确对亚洲区域原有经济合作进程乃至方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之所以等有这样的成效，主要是利用了东亚地区国家由于在安全问题上对崛起后的中国可能在领土以及海洋权益争议上采取更强硬政策的疑惧，以及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的担心。美国通过大力宣传和煽动东亚地区国家在安全和经济上的这两种担心来推进其重返亚太战略的政治安全与经济两大支柱。为了应对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带来的挑战，中国需要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的前提下，寻找较为软性的方式予以应对，加强中韩战略合作则可以是最为的有效的方式之一。
首先，中韩战略合作可以防止韩国加入美国在中国周边构筑以遏制和防范中国的亚洲版“小北约”的情况发生。在政治安全方面，正如上文所分析，中韩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在维持朝鲜半岛稳定上目标一致，在应对日本政治右倾化及日本政客否认历史等问题上立场一致，而且韩国清楚知道中国是在朝鲜半岛能否最终实现统一话语权最大的行为体，和中国保持稳定友好的政治安全关系对朝鲜民族的未来至关重要。但是韩美之间在政治安全议题上却存在一定目标分歧，一是在如何对待朝鲜上，韩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立场就时常出现重大分歧，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最近新当选的朴槿惠总统都将对朝鲜的援助与其他议题进行分割，这和美日将援助和其他议题相关联的政策具有重大区别。韩国与美日之间的这种区别，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韩国和朝鲜毕竟同属一个民族，在缓解同族的生活苦难方面天然具有更强的同情心，二是韩国和朝鲜紧密相邻，一旦朝鲜因为饥荒等原因出现动乱，最直接受害的就会是韩国，所以韩国必须要以可承受的代价维持北方的稳定。而美日则缺乏这两种动机，它们更多的是追求遏制朝鲜军事能力，甚至利用内部动荡更迭朝鲜政权。因此，就维持朝鲜半岛的稳定而言，中国与韩国，比之于韩国与美日，具有更大的共同利益。韩国也不愿卷入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中去，这也是为什么在延坪岛炮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访问韩国和日本，希望构筑美日韩军事同盟，并以举行美日韩联合军演作为第一个行动步骤。对此提议，韩国政府以“虽然韩国通日本在较低水准上存在军事合作，但要想达到共同演戏的合作程度恐怕很难”作为托词予以婉拒。[xvi]韩国对此加以拒绝应该主要出自两个原因，一是韩国国内的确存在对与日本进行军事合作的强烈反对情绪，2012年韩国政府与日本开始草签《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上受到国内强烈反弹，最后不得不放弃，并以惩处相关负责人而尴尬收场，[xvii]二是也担心如果支持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的建立将会激怒中国，从而导致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可能采取与韩国对抗的措施。
对于中国来说，在如何应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问题上存在着层次性。第一，既有的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不是中国最优先关注的对象。虽然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与本地区的日、韩、菲、澳、泰等国的所谓“辐辏型”军事同盟体系早已不合时宜切无正当性，但它们毕竟是历史的产物，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而且它们尽管有针对和防范中国的意涵，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没有构成非常直接的威胁，所以中国固然不喜欢它们的存在，但也没有必要和实力投入过多资源来迫使它们消失。第二，一个可能形成的亚洲版“小北约”将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中国必须予以坚决反对，但亦应注意应对方式，宜软宜巧不宜硬。中美关系是当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好坏与否将决定整个全球战略格局的走向。对于正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的关键阶段的中国来说，维持一个“斗而不破、斗智斗勇不斗气”的中美关系就更为重要。但中国也不应该坐视美国建立亚洲杯“小北约”，“美日同盟是美国在东亚联盟体系的核心辐条，美韩同盟是其在东亚联盟体系的重要辐条”，[xviii]如果这两根辐条合二为一，让中国的国家安全将受到极大牵制和威胁。为此，充分利用各方之间的利益与矛盾，在理性基础上让相关国家认识到进一步深化军事同盟的危害性就是中国可以采取的有效应对策略。
韩国恰恰是中国可以做工作、打破美国在东北亚维持陈旧冷战思维的重要环节。由于韩国与日本既有历史宿怨又有领土争议等刚性矛盾、与美国在应对朝鲜半岛的长期目标上存在的差异、对中国朝鲜半岛局势发展走向的影响上有不可缺少的期待和倚重，再加上美国在韩日之间表现出的重日轻韩态度也经常引起韩国国内的不满，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加强与韩国的战略对话和安全合作，说服韩国不要在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和亚洲版“小北约”扮演实质性的角色。这种选择从长远来说，也完全符合韩国的战略利益，韩国完全有动力这样做。只要韩国不支持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那么在中国最邻近、也是经济合作最密切的地理区域就不会出现严重的安全威胁，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政治安全支柱的核心就会出现空洞，其效果也自然会大打折扣。
其次，中韩战略合作可以是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经济支柱（TPP）的重要手段。美国推进TPP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亚太是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区域，美国希望通过在该地区构建以自己标准为主导的自由贸易区来获得经济增长红利。二是由于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在构建亚太特别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担心其经济影响力可能会逐渐被中国所取代，进而会丧失其政治安全影响力的经济基础，为此需要推行一个中国目前难以接受的自贸区版本，使得中国事实上自动被排除在外，而美国又将该地区的众多经济体纳入其经济链条中去，从而重新夺回本地区的经济主导权。
而美国如果希望达到其重返亚太经济支柱的目标，韩日两国加入TPP又是关键。因为无论从地理位置、经济规模、产业链条，还是与亚洲其他部分的经济关系方面而言，日本与韩国都是本地区除了中国之外最重要的经济体。如果日韩两国加入TPP，则事实上就在亚太形成了一个排除了中国，而涵盖了其他几乎所有重要经济体、规模极其庞大的自由贸易区，其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对与中国经济来说将是非常大的挑战。
就是否加入TPP，日本和韩国国内支持与反对的声音都较为强烈，但日本的加入意愿总体来说比韩国强烈。日本之所以希望加入TPP的意愿更强，主要有如下动因：一是在经济上配合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二是政治上经济上制衡中国，三是要分享亚太主导权，四是要获得最大经济收益。[xix]韩国官方在加入TPP方面则显得较为迟疑，也没有特别迫切的愿望。一方面，韩国认为它已经和美、欧分别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因此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去参加前景尚不明朗的TPP谈判对韩国来说没有太大价值。另一方面，韩国认为中日韩自贸区应该成为向泛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起始阶段，而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又是对韩国来说最重要的奠基石。因为中国作为迅速增长的全球大市场和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才是韩国最应该优先考虑的事项。在当下中日韩三国自贸区协定谈判还存在一些阻碍因素的背景下，因此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朴宰完于2012年9月15日在北京表示，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非常迫切，应该加快签订速度。[xx]另外，韩国认为2012年11月20日东亚领导人会议期间正式启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xxi]相较于TPP而言，更加适合本地区国家的需要。[xxii]
由此可见，中韩具有充分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以加强战略合作，加速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其他各种财政金融合作机制的形成。如果中韩自贸区在一两年内能够达成，则日本将面临非常大的紧迫感，为了防止韩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享有超过日本企业的优势，避免在东亚合作中丧失核心地位，日本将不得不加速与中韩建立三边自由贸易协定或者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也就是说中韩合作将是一个撬杆，撬动日本加入东亚合作，促使日韩两国在东亚合作与美国所寻求的亚太合作中选择前者。只要中日韩三国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自由贸易区机制，那么即使日韩再加入TPP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也会大幅度下降。TPP进展迟缓或者缺少日韩加入形成的规模效应，将极大制约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政治安全支柱的经济基础，使得其可持续性和有效性大为削弱。
在政治安全领域不反对美国和本地区国家既有的军事同盟体系，但是积极做韩国工作，防止亚洲版“小北约”的形成，以非对抗的方式抵制美国企图扩张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的动作计划；在经济领域加速推进中韩合作，通过首先建立中韩双边自由贸易区和中韩财政金融合作机制，撬动日本深化参与东亚合作的意愿，从而以间接方式化解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给中国乃至东亚区域合作带来的巨大挑战。从上述角度意义而言，中韩加强战略合作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是中国“以柔克刚、着眼长远、寻求共同繁荣”的战略表现。
结论：中国应将加强中韩战略合作作为区域合作的突破点
总体来看，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从政治安全与经济两个方面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压力和挑战，中国必须加以坚决应对，但是又应该努力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大局，这也是对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考验。在这个过程中，全面加强中韩战略合作具有全局性意义，可以成为“四两拨千斤”的典型案例。中韩之间存在巨大的共同经济与安全利益，相互间没有根本性的政治安全冲突，双方之间的政策和战略目标具有高度重叠性，具体的分歧也属于可控和可协调范围，这就为中韩加强与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提供了非常稳定的基础。只要日本政府能够理性思考，中韩加强战略合作将使日本出于自身的长远安全与经济利益的考虑，对中日韩三边合作和东亚合作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中韩全面战略合作将使得美国重返亚太的政治安全支柱里构建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作为其亚太同盟体系核心的企图面临阻碍，日韩两国优先选择与中国和东亚方向的合作也会使美国通过TPP掌控亚太区域合作主导权的愿望落空，中国近几年来面临的周边安全与区域合作的严峻形势将会有明显改善。为此，中国需要将全面深化加强中韩战略合作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区域合作的重点。
从长远看，中国在东亚和亚太区域合作上可以实行“两步走”战略，首先通过中韩合作为撬杆，推动建立中日韩三边合作实体，以作为东亚合作的核心。三国通过经济一体化进程，包括产业的垂直和水平分工的深化、各种财政金融合作机制的建立，各自比较优势都将得到提升。其次，在此基础之上，再以TPP的所谓高端标准构建亚太区域合作机制则更为可行。必须指出，这是这三个邻近国家密切的经济、文化和人文交流的合理发展要求与自然结果，而并非有意去排斥美国。美国则必须在亚太地区必须采取更为明智的战略，而不是到处煽风点火，拨弄是非，以求遏制中国，否则该地区将面临碎片化的风险，稳定也就受到威胁。如果上述两点（最优方案）都不能实现，中国则应该加强与韩国的合作（次优方案），以中韩作为未来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将日本边缘化，并进而让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找不到经济基点，最终将归于徒劳。
注释
[i]用google中文搜索引擎搜索“美国重返亚太”一词，得出的结果数量为约360万条。上网时间：2012年12月10日。学术研究文章也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宋均营：“东亚合作的新态势及中国的战略选择”，《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5期；石冬明、崔启明：“美国重返亚太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2期；金灿荣、戴维来：“冷静看待美国重返亚洲”，《当代世界》，2012年第4期；傅梦孜：“美国重返亚太的经济‘阴谋’”，《人民论坛》，2012年第19期；宋静：“美国因素影响下的亚太、东亚合作机制之争”，《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1期等。
[ii]本文之所以使用“中韩全面战略合作”一词主要是因为2008年中韩两国将“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本文讨论的中韩战略合作主要在政治安全和经济合作两个方面。
[iii]王英英：“论东亚区域合作中的美国因素和主导权问题”，《亚太经济》，2012年第3期。
[iv]中国经济网：“日韩决定不再续签扩大货币货币互换规模协定”，2012年10月9日。网址：http://intl.ce.cn/specials/zxxx/201210/09/t20121009_23738013.shtml。上网时间：2012年12月25日。
[v]新华网：“中韩举行第五次战略对话”，2012年11月28日。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1/28/c_124014767.htm。上网时间：2012年12月25日。
[vi]江瑞平：“中日韩经济合作：动因、态势与影响”，《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
[vii]香港文汇报：“今年中國對韓投資將高達5萬億韓元”，2011年10月9日。网址：http://news.wenweipo.com/2011/10/09/IN1110090099.htm。上网时间：2012年12月25日。
[viii]金明玉、王桂敏：“中日韩比较优势模式的变化特征及其启示”，《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2期。
[ix]亚太外汇网：“日本经产相称将尽早与美国展开TPP商谈”，2012年12月27日。网址：http://www.ytwhw.com/cn/2012/1227/168018.html。上网时间：2012年12月27日。
[x]文汇报：“中日韩启动自贸区谈判”，2012年11月21日。网址：http://global.whb.cn/recommended/view/25647。上网时间：2012年12月27日。
[xi]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东京发表演讲”，2009年11月14日。网址：http://www.whitehouse.gov/files/documents/2009/november/president-obama-remarks-suntory-hall-chinese.pdf。上网时间：2012年12月26日。
[xii]Hillary Rodham Clinton,Inaugural Richard C.Holbrooke Lecture on a Broad Vis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Washington,DC,January 14,2011;Hillary Rodham Clinton,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Honolulu,Hawaii,October 28,2010.
[xiii]任卫东：“美国重返亚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12月26日。
[xiv]张慧玉：“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发展及其影响”，《太平洋学报》，2012年2月。
[xv]中新网：“社科院报告：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效应已初步显现”，2012年12月26日电。
[xvi]金鸿：“东亚博弈，韩国不宜与美日绑太紧”，《求知》，2011年第3期。
[xvii]牛珺珺：“韩日军事协定难产，美国重返亚太受阻”，财讯网，2012年7月3日。上网时间2012年12月26日。
[xviii]王晓波：“冷战后美日韩联盟体系与中国”，《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8月。
[xix]吴太行、周永生：“野田内阁关于日本参加TPP谈判的政略”，《日本学刊》，2012年第4期；廉德瑰：“日本在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的战略选择”，《东北亚学刊》，2012年3月。
[xx]丁栋：“韩国经济官员：中韩将加快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中新社北京9月15日电。http://news.qq.com/a/20120915/001107.htm。上网时间：2012年12月26日。
[xxi]中国商务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新闻发布，2012年11月21日。网址：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ftanews/201211/11202_1.html。上网时间：2012年12月25日。
[xxii]2012年12月27日韩国国立外交研究院代表团在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进行交流对话时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