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治经济正面临转折的关键时刻，世界各地民粹主义者裹挟着贸易保护主义来势汹涌，曾备受各方推崇的全球化面临着退潮的风险。作为全球化、经济发展和政治经济学领域最富远见的学者之一，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早在21世纪初就提出了“全球化三元悖论”，预判了当下的现实。在近期出版的《贸易的真相》一书中，他着眼于一个多元化的世界经济，用一以贯之的逻辑，冷静分析“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如何扩大收入不平等、导致过早去工业化、加剧国内社会分裂、威胁金融稳定。该书不仅澄清了关于贸易的种种谬误，还深入探讨了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技术革命和工业化之间复杂且颇显紧张的关系，为我们应对全球化逆流、重建理性的世界经济，提供了一个卓有见地的框架。
罗德里克教授被印度央行前行长、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古拉迈·拉詹称为“当今经济学和发展领域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家之一”。作为本书译者以及关注罗德里克相关研究近二十年的研究者，我觉得这并非溢美之词。除了“全球化三元悖论”，他关于“增长诊断”“过早去工业化”等颇具开创性的研究也都激起学术界和政策界的热烈反响。《贸易的真相》延续了罗德里克的研究风格，以严缜的经济学思维推导出令人豁然开朗且由衷信服的洞见。这并不是一本反映线性思维的直白的全球化宣言，而是强调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单一经济学模型的局限性，书中关于民族国家之重、全球治理之轻、国内政策空间之关键、观念对改革之重要等观点，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挑战大众的已有认知。虽然对过犹不及的超级全球化保持着警惕，但罗德里克并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者，相反他鼓励经济学家用更多元的经济学模型观察复杂的世界，并强调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突破既得利益束缚，扩大国内政策选择空间，实现全球化的再平衡和可持续的贸易自由。
一、全球化的多重利益冲突
全球化与国际贸易对全球发展有着巨大的正面效应。在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分工网络中，各国间的贸易不仅交易商品，而且交换不断细分且相互依赖的比较优势。全球化促进了产品、资本、技术和人员在更广阔的空间里优化配置，以专业分工和规模经济提高了生产者的效率和利润，以价廉物美的多元化商品选择增加了消费者福利，以就业创造促进了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减贫。正当拾级而上的全球化向世人展示着教科书般的魔力之际，罗德里克（2011）却早在十年前就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地指出，试图打破民族国家制度界限的“超级全球化”压缩了国内政策空间，这反倒有可能动摇全球化的根基。
逆耳之言，一语成谶。
全球化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了逆转。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罗德里克的视角独树一帜，认为金融全球化快于各国监管体制一体化是重要原因，而这只是超级全球化撕开世界经济的第一道裂口。根据英国《经济学人》（2019）的统计，过去十年间，中间品贸易额占GDP比重从19%下降到17%，全球跨国上市公司在上市公司总利润中的占比从33%下降到31%，FDI占GDP比重从3.5%下降到1.3%，跨境资本流动占GDP比重从7%下降到1.5%。在罗德里克看来，全球化退潮背后是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兴起。无论是关注收入和阶级差距的左翼民粹主义，还是关注移民等身份认同差异的右翼民粹主义，都在超级全球化导致的多重失衡和利益冲突中，找到了看似突如其来实则不可避免的民意共识。
全球化势必产生赢家和输家。市场开放扩大了竞争范围，提高了竞争强度，一国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要素会因出口机会增多而获益，竞争力较弱的行业和要素则在进口挤压下受损，利益再分配是效率提升的必然成本。在全球化渐次深入的过程中，人们最初关注的是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反全球化街头抗议喧嚣中，斯蒂格利茨（2002）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直指全球化造成的发展中国家不平等加剧、劳工条件恶化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2017年，斯蒂格利茨出版了《再论全球化及其不满》，作者在书中坦承对全球化的不满已从发展中国家扩散至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收入停滞和社会政治动荡，在全球化的阴影下迸发出能量远超上一轮的“新不满”（New Discontents）。我将这种新不满归纳为全球化的三重利益冲突。
精英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冲突。全球化对缩小各国间的不平等助益良多，却扩大了各国内部的收入差距。过去20年中，主要位于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中产阶层平均收入增加了80%，发达国家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Milanovic，2016）。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贸易开放总会造成受损者，那些被密集用于生产可进口产品的要素所有者，其实际收入必然随着贸易开放度提高而下降。对于贸易引发的分配效应，罗德里克认为全球化让那些有能力和资源分享全球市场红利的高技能人才获益更多，但贸易的力量会反复冲击低学历的蓝领，从而加剧阶级分化。不过他也指出，全球化从来都不是导致发达经济体内部不平等的最重要力量，技术变革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更大，只不过科技发展从长远来说有利于大多数人，而贸易则倾向于一再伤害处于收入低端的群体。超级全球化的支持者指望自由贸易的再分配效果在长期中变得平滑，但在技能分布较不平等的国家中，低技能工人转型要经历一个艰难时期，某些群体的长期收入会因自由贸易而受损（克鲁格曼，2016）。在美国，这种损失是低技能工人改行前收入的8%—25%，许多美国工薪家庭因此陷入困境（罗德里克，2011）。
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升级，资本、技术、中间品等各类要素的流动速度不断加快且流动成本持续下降，生产功能不必再囿于邻近的空间，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网络成为国际贸易和分工的主要载体。在一个封闭经济体里，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与国家利益并行不悖。但罗德里克提醒人们，全球化松动了企业与国家利益的关联，企业和国家在全球化中并不必然是利益共同体。他直言不讳地评论道，许多支持贸易的狂热者受其狭隘、自私的利益驱使，不少贸易协定并不是追求全球经济福祉的产物，而是那些寻求打入国际市场的跨国公司游说政府的结果。企业利润只是经济增加值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经济收益会留在生产增值地（戈莫里和鲍莫尔，2018），因此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分配的基础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能够帮助全球产出趋于最大化，却未必实现国家收益最大化（帕利，2018）。另外，全球化提高了资本流动性，相对于跨境流动性不高的劳动力，追求低成本的跨国公司在劳资谈判中的议价能力相应上升，风险却转移给技能和资质最低的劳动者（罗德里克，2018），这与一国稳定就业的目标背道而驰。在某种程度上，超级全球化下的贸易自由彰显的是跨国公司的自由。
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作为一名将发展经济学置于全球化视野的经济学家，罗德里克意识到“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的增长空间，来自发达国家原本占据传统优势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份额”，他指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于，“身陷经济困境的发达国家是否能为增速更快的发展中国家腾挪出发展空间”。戈莫里和鲍莫尔（2018）在合著的《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中，用模型化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呼应。他们指出，在具有规模经济的自由贸易环境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利益冲突。当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与非常落后的贸易伙伴开展贸易时，两国都处在分享贸易红利的“互利区”；这一获益过程将持续下去，直到落后的贸易伙伴成为在全球市场中有重要作用的国家，两国将进入“冲突区”。在“冲突区”里，虽然全球经济总体上仍然能从贸易中获益，但此时一国福利的改善会以另一国境况的恶化为代价。
资料来源：戈莫里和鲍莫尔（2018）
这对我们观察当前中美经贸摩擦极具现实意义。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平均关税税率持续下降至不足4%；且自2008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年只采取了25项针对美国的贸易限制措施，而美国每年都会实施80—100项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Gros，2018）。为什么美国会在中国贸易壁垒大幅下降的背景下大动干戈呢？答案在于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当发达国家在知识和技术方面拥有压倒性竞争优势时，它们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壁垒成本并不敏感。但随着中国企业在特定领域日益崛起，即使对华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成本大幅下降，也不足以弥补发达国家市场份额下降造成的损失，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事实上，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不仅发生在中美之间，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重心发生转移，2008年西方之外的国家占世界生产、制造、贸易和投资的40%左右，而今天已经达到了60%以上（Brown，2018）。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新兴国家和更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或多或少的领域、行业或产品上都处于贸易的“冲突区”。
全球化的多重利益冲突无可避免地引发了国际国内大量社会矛盾，国家之间由此出现的“贸易猜忌”象征着各国经济发展业已具备政治属性，全球市场竞争成为基本的国家活动（洪特，2016）。在罗德里克看来，当前全球化的困局源于经济一体化、国家治理权限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失衡，存在着过犹不及的全球化三元悖论，由其触发的震荡在历史的回廊中规律性地发出回响，至今不止。
二、何以至此：全球化的三元悖论
在超级全球化、独立主权和完全社会民主这三个目标中，一国只能坐拥其二。这是罗德里克近20年前提出的“全球化三元悖论”的基本观点。在《贸易的真相》中，这一分析框架对欧债危机、英国“脱欧”、欧美民粹政党上位等新近事件仍极具解释力。按照我的理解，罗德里克采用了一个三维坐标刻画全球化的不同形态：在经济一体化的坐标轴上，取值范围从闭关锁国的市场完全分割，一直到实现完全自由贸易的超级全球化；在国家主权的维度，区间从完整的独立行政主权，渐变到将政府治理权限完全让渡给超主权机构；对于社会民主这条轴，零值是政府罔顾国内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最大值是完全弥补全球化受损者。在这样一个三维坐标体系下，我们为什么无法将全球化推进到经济完全一体化、独立主权和完全反映民意这一完美的状态呢？
在国家、民族、主权、疆界等概念构建的当代世界体系中，鉴于资本、政府和社会这三种力量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张关系，全球化只能实现有限目标。具备高流动性和增值需求的资本总是试图打破国家界限以整合全球市场，具有追求超级全球化的内在冲动。在超级全球化之下，一国要么穿上保政府主权、弃社会民主的“金色紧身衣”，要么开展将政府主权让渡给超主权机构的全球治理试验（图2），但罗德里克认为这两种选择均得不偿失。
选择“金色紧身衣”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兴起。一国在经济融入超级全球化的同时保持政治独立，即经济一体化领先于政治一体化（如当下的欧盟），就好比穿上了一件全球统一尺码的“金色紧身衣”。实施统一监管规则、执行极低的关税、放开资本流动等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努力，试图创造无缝连接的世界市场，大大降低了国际交易成本，但也限制了各国政府通过自主实施国内经济政策弥补民众安全感弱化的能力，在各个经济体内部撕裂了社会。对此，罗德里克进行了历史纵深对比：在重商主义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用武力强权保证了殖民地国家被迫接受开放的成本；到了20世纪，民主的推行让经济一体化与地区政治之间剑拔弩张，纳粹主义正是在对全球化的强烈抵制中孕育而生；而在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中间派政治精英体现着资本的意志，无法充分回应国内选民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诉求，其合法性受到严重冲击，极端主义政党尤其是极右翼的崛起推动全球化滑向不可预知的深渊。波兰尼（2007）在分析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世界时曾指出，全球化的市场整合力量最强大之时，正是社会整合需求最大之际，一旦市场力量与社会政策脱节，社会就会陷入动荡和衰退。那么，补偿输家会是维护超级全球化红利和回应国内诉求的两全之策吗？罗德里克对补偿全球化输家的方案并不乐观，不仅是因为存在着补偿承诺和政策实施的“时间不一致”问题，还因为政府很难对超级全球化下跨境流动的资本多征税，只能通过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做法提供更多社会保障，但这又会进一步加剧普通民众的负担。
超级全球化和民主的组合需要全球治理的支撑，但后者难堪此重任。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以及世界主义意识的崛起，当代精英群体认为，民族国家的现实意义不断削弱，应将现代政府的基本要素复制到全球层面，制定与经济一体化相一致的全球规则、全球协议和全球制度。在这一全球治理愿景中，虽然经济一体化限制了反映国内政策偏好的选择权，但全球治理能在超越民族国家的维度上构建民主空间，有更大的余地缓释全球化成本，国内民主和超级全球化之间的冲突能就此消弭。但罗德里克坦言，除了气候变化、传染病等少数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公共领域之外，全球治理的效果并不如人意。在可行性上，无论是左翼、右翼还是中间派，各国政治家都不太可能将本国政府重要的治理权限拱手相让。即使全球治理得以推广，面对历史传统不同、文化背景各异和偏好多元化的民众需求，全球性监管机构和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也很难用一套共同的规则让大部分人满意，更无法成为人们身份和归属感的依托，且难以形成清晰有效的问责机制。在分析欧洲一体化困境时，罗德里克分析因成员国地理位置邻近和文化相近，加上高福利制度和收入相对平等，欧盟已成为区域治理的典范。但随着成员国的增多，欧盟区域内部的各类差异拉大，政治一体化速度难以跟上经济一体化步伐，超级全球化和国家主权的组合难以撼动，由此产生的民主赤字使其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与主流观点不同，罗德里克珍视民族国家的独特作用，认为有效的问责机制仍主要存在于民族国家内，在广泛领域普遍推行全球治理只不过是镜花水月。
罗德里克全球化三元悖论的思想甚至影响了他轻嘲的全球治理机构的理念。联合国贸发组织2018年年度报告就以“自由贸易之谬”入题，指出超级全球化未能使国际贸易规则朝着更具包容性、参与性和有利于增长的方向发展，在广泛的政治不信任背景下高谈自由贸易，将加速国际贸易体系在紧缩宏观环境下的崩裂。
由此看来，在罗德里克构建的全球化三维空间中，无论是“金色紧身衣”还是全球治理，都难以缓解超级全球化带来的国内不满所引发的冲击，我们似乎只剩下了一种政策选择。
三、如何回归理性的可持续全球化
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是越高越好吗？全球精英阶层抱有建立全球统一市场体系的执念，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贸易的分配效应及其产生的利益冲突，低估了全球化在政治上的脆弱性，使得全球化陷入当前的困局。在《贸易的真相》一书中，罗德里克将资本、政府和民众在全球化中的内在紧张关系剖析得淋漓尽致，强调过犹不及的全球化只会导致全球化的倒退，在三元悖论的约束下，只有放弃海市蜃楼般的超级全球化，回归到保留国内政策空间的理性全球化，才能实现更可持续、公平且包容的贸易体系。
贸易自由化程度无关道德与正义。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下，自由贸易被赋予高贵的血统，与正义和进步联系在一起，但贸易的真相其实非常微妙。罗德里克常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美国南北战争是为奴隶制而战，也是为美国的贸易政策而战。以烟草和棉花出口为中心的南方奴隶制经济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上，但对种植业的过度依赖不仅不利于工业化和产业多元化，也让奴隶制根深蒂固。制造业刚萌芽的北方则希望以高关税避免英国进口产品的冲击，林肯在南北开战后就提高了关税，战争结束后的十年内工业品进口关税平均为45%，推动美国工业化水平超过英国。对此，李斯特以“新生产业保护理论”解释说，自由贸易只不过是先发国家为保持领先地位而蒙蔽他国的理论，后发国家应摈弃这一原则。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国内社会政治阶层的结构，决定了提高贸易自由度对一国发展是喜还是忧。
建立轻型全球治理模式可释放国内政策空间。面对当前全球化的困局，国际组织的方案是以更多全球规则强化对各国的政策约束，将全球性规则演变为各国执行的国内政策。罗德里克认为这误诊了病灶，也开错了药方。他将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视为全球化的黄金期，因为这一精简的开放模式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留下了充分空间设计符合国情多样性的政策，既顺利推动了世界经济的繁荣，又缓和了贸易的分配效应引发的矛盾。当然，罗德里克也意识到回到这样的时代并不现实，所以提出建立一种“轻型全球治理模式”，在民族国家与全球治理之间恢复合理的平衡。他按政策外溢性大小将国内政策划分为四种。其中，教育政策等无外溢性政策的制定权归属不言自明；全球气候政策等严格意义上全球公共政策，以及进口配额等牺牲他国利益的“以邻为壑”政策，则需要在国际层面进行管制和协调；但对于农业补贴、宽松的金融监管或孱弱的产权保护等政策，罗德里克认为尽管它们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不利影响，但其经济成本主要由国内承担，应允许民族国家通过公共政策协商来调节国内不同价值观和利益关系间的冲突，以避免凌驾于国内民主之上的国际技术官僚解决方案诱发民粹主义。
回归适度全球化有利于一国经济调整升级。罗德里克指出，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之所以成为全球化模范生，正是因为它们按布雷顿森林体系而非超级全球化的规则参与全球化，保持了较大的国内政策实施空间，在重要产业部门实施了出口补贴、国产比重要求、资本管制等与现行贸易规则相悖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克鲁格曼，2011）。事后证明，这些政策对形成东亚国家产业多元化至关重要。这既挑战了“自由贸易是最好政策”的传统结论，也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进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动摇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比较优势不再是上天赋予，而是由技术创新和规模经济动态塑造，而这两者又都与一国的政策密切相关。这就意味着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干预改变贸易均衡（帕利，2018），并在累积因果关系和动态收益递增的作用下保持长期的优势（斯蒂格利茨等，2017）。对于战略性贸易政策也不乏反对之声，反对者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政府没有足够的信息识别战略部门，二是容易招致企业和游说者的权力寻租（斯宾塞等，2016）。针对这两点质疑，罗德里克提出，明智的政策不依靠政府的全知全能或挑选赢家的能力，失败恰是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关键是要制定能识别政策失误并予以修正的机制，而且政治俘获同样可通过透明度高、可问责和制度化的规则设计来克服。有一点需要指出，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崛起经验发生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尚处于贸易“互利区”之时，但当今全球贸易已处于鲍莫尔和戈莫里划出的“冲突区”，罗德里克青睐的政府采购、补贴等贸易政策工具固然可以缓解国内的矛盾，但却容易引致国家间的互相反制，最终的结果可能并不乐观。
回归适度全球化有利于构建强韧的社会安全网。实证研究显示，开放程度越高的国家，政府的规模越大，贸易开放度与公共转移支付扩张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罗德里克，2011）。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是其高开放度的另一面，更积极的社会保障项目和劳动力市场干预，使得大多数欧洲国家在贸易开放度上比社会安全网差强人意的美国要高得多。超级全球化削弱了政府在转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的作用，而从超级全球化中回归，使民族国家有更多的政策工具强化社会安全网、合理分配贸易收益，从而缓解全球化对国内中低阶层的冲击。当前，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相互作用，全球价值链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为避免出现罗德里克所称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各国政府更应通过公共服务提升国民的人力资本，使其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竞争。尤为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应理性地认识到，建立完善的社会安全网，是比高关税等贸易壁垒更有效的保护国内市场的方式。
从超级全球化适度回归是为了更可持续的全球化。罗德里克在阐述其观点时，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避免读者误读其用意。他强调，适度扭转超级全球化是一种防止国内政治压力过度累积的舒缓措施，是对贸易引发分配关系调整的必要回应，这种再平衡将有助于实现并维持开放的全球经济。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2019）提出的“全球化4.0”显然也从罗德里克那里得到了灵感，他指出全球化（globalization）并不等同于全球化主义（globalism），新的全球化形态要求在公民和他们的领导人之间形成新的社会契约，从而使每个人在国内都感到足够安全，否则社会结构的持续瓦解最终将导致民主秩序的崩塌。
四、偏好异质性、体制改革和新观念
全球化背景下加快国内体制改革至关重要。罗德里克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归结为两类，一是以工业化为形态的结构转型，二是以人力资本和制度为表现形式的基础能力发展。在发展初期，非正统但有针对性的次优政策可以弥补基础能力的不足，使得开放背景下的结构快速转型（特别是工业化）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在发展后期，当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服务业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高质量的制度将成为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源泉（罗德里克，2014）。当前，世界经济已进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关税成本虽然仍是贸易成本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但由国内制度质量决定的非关税贸易成本比关税带来的成本高出4倍多（杜大伟等，2018）。特别是对于汽车、计算机、机械等需要经过复杂价值链的“合同密集型”产品来说，具有更高质量制度的国家才能更多参与相关的全球价值链。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会在一国内部形成受益于高贸易壁垒的利益集团，如果不加快国内体制改革，在奥尔森（2014）集体行动理论的机制下，这些规模较小但组织能力很强的利益集团，会在长期内固化扭曲的体制并抵制改革，牺牲规模较大但组织能力较弱的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
偏好异质性决定了世间并无统一的改革路线图。国内改革如何推行？在全球主义者看来，对一国有效的制度可以移植到其他国家，最终能形成全球一统的制度。罗德里克洞悉了人类偏好异质性和制度统一性之间的内在冲突。他在书中分析到，历史传承和地理因素仍限制着人们对制度需求和偏好的趋同，而偏好异质性、制度的非唯一性以及地理多样性，让人们产生了对制度多元化的需求。全球化也许会产生一些各国民众都喜闻乐见的大众偶像，但很难使制度偏好趋于一致，人们在如何取舍公平和机会、经济安全和创新、稳定和动力、经济成果分配以及社会文化价值观等问题上，可能永无定论。因此，国际组织极力推行的制度“最佳范例”鲜有模仿成功的案例，在一处大放异彩的制度移至别处大都南橘北枳。相反，承认并维护各国制度的多样性，则能够推动制度分立但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不断融合发展。
保持多样性制度之间的试验和竞争更有利于全球化。成功的制度具备维护市场有效性、保证激励相容、调控宏观稳定等基本属性，但这些制度功能并不会一对一地映射到唯一的制度形式上。罗德里克指出，既然制度没有固定的理想形态，而制度多样性是常态而非例外，那么一个百花齐放的全球化可以产生一种额外的收益：多样性使得不同制度形式之间的实验、竞争和相互借鉴成为现实。虽然制度可以相互模仿借鉴，但罗德里克也担心超级全球化导致各国制度的“逐底竞赛”，因此，他明确反对任何一国通过贸易活动将其制度影响强制传导至其他国家。他提出，当有广泛民意支持的国内制度明显受到低劳动标准这类贸易活动威胁时，各国有理由设置跨境壁垒维护国家自身的规则，从而避免国内的社会契约被不符合本地公序良俗的“社会倾销”破坏。
要通过思想观念创新拓展改革的策略空间。人类是思想观念的奴仆，这一点经凯恩斯那句著名的论断已广为人知。然而，如果人类永远受制于某种固有观念，地球虽然不会停止旋转，但世界肯定无法进步。在制度分析的文献中，研究者常将以既得利益为核心的“理性选择政治经济学”作为工具，分析政治家的行为（如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14），衍生出诸如贸易政治经济学等分支。这一流派将既得利益视为不变的事实，认为由于受到强势利益集团的阻碍，制度改革无法有效推进，从而陷于次优的状态。按照这种观点，除非发生战争、革命等重大社会变革，我们将很难消除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解决重大问题的改革空间小之又小。罗德里克并不认可这一已成主流的方法论，他提出“观念”（idea）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偏好、对事物运行规律的认识以及可用的策略空间，而理性选择政治经济学忽略了观念在政策创新中的作用，武断地限制了政策可用的策略空间。罗德里克认为，我们可以利用创新的观念释放出更多的政策可选项，从而帮助改革者跨越既有利益的束缚，解开既得利益集团看似坚固的桎梏。他在书中列举了政策创新的源泉，特别提到了政治的企业家精神（political entrepreneurship），认为政策可选项仅仅受想象力的限制，充分利用观念、制度和激励机制中的薄弱点，企业家精神将使改革更具可行性。
在当今全球化格局面临激荡和重组的时代，罗德里克关于观念创新和体制改革的论述显得弥足珍贵。破解全球化的多重利益冲突，除了以观念创新提出解决方案，别无他法。《贸易的真相》一书的诸多论述本身也是在做观念创新的努力。当你跃跃欲试想要挑战其中的观点时，我想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也就部分实现了。
五、矫枉过正和过犹不及：狐狸型经济学家的选择
如果说现实世界是一个复杂的迷宫，那么经济学家的职责之一就是化繁为简，用理论和模型将诸多细节进行概括和抽象，为人们的日常决策提供一个个快捷键。但问题在于，经济学家常将自己偏好的某个模型作为能解释世界的唯一模型，过度自信于那些最符合他们个人意识形态的特定政策。罗德里克用专门一章探讨了经济学家与其经济学模型的这种“亲密”关系。他指出，某个特定模型只适用于纷繁世界中的某个特殊情境，只在某些约束条件满足时才成立。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的进展并非表现为以新模型取代旧模型，而是通过更加丰富的模型集，让人更清晰地观察到社会现实的多样性。罗德里克认为经济学家的傲慢会产生思维盲点，我们应坦承经济学中的大多数结论是基于特定情境的。经济学的这种多样性并不是缺陷，而恰恰体现了它的生命力。
作为一名入世的经济学家，罗德里克在本书中开诚布公地表示，经济学家对当前全球化困局是负有责任的。他不留情面地指出，由于担心其结论有利于贸易保护主义者，大多数经济学家总是不遗余力地夸大贸易的好处，淡化贸易在分配等方面的成本，即便他们论文中的贸易模型分明显示出强烈的分配效应。罗德里克近期（2018）的一项研究就表明，贸易壁垒下降的边际收益加速递减，而再分配效应保持线性变化，因此，当贸易壁垒越来越低时，每单位收益对应的受害人群的损失会提高，最终甚至可能吞噬全部净收益。罗德里克嘲讽经济学家在公众场合上罕有谦逊之风，且很少意识到自己的公共责任，不但错过了向民众宣传贸易真相的机会，还因其观点与现实脱节而失去公信力，让那些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者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政治空间。经济学家也许寄望于在捍卫贸易问题上“矫枉过正”，但产生的效果却是如此“过犹不及”。
接到出版社翻译本书的邀约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从事访问学者工作，恰巧还研修着罗德里克教授那学期开设的经济增长课程。本书涉及的不少观点和案例，我多次在课堂、讲座和书店等场合听罗德里克教授讲解。他在研究中观点鲜明且锋芒毕露，但在现实中发表言论时又显得温文尔雅甚至有些欲言又止，的确如他在该书中所说的那样，将一连串修饰词和假设条件放置在结论之前。罗德里克教授在书中提到了“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类经济学家：刺猬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总是开出市场要更自由的药方，却从不管经济问题的本质是什么；狐狸的头脑中有着许多相互竞争且很可能互不兼容的理论，并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能根据具体情况从一种解释框架转换到另一种解释框架。我相信，罗德里克教授对自己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有着清晰的定位，因为他说过：“这个世界需要更少的刺猬，但需要更多的狐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