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中日韩三国合作明显加快，已经超越了三边，成为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重要的动力。这主要得益于东北亚形势总体趋缓。加之，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使得中日韩不得不考虑维护国家利益手段多元化，防范美国单边行动对本国利益带来的伤害。中日韩合作面临难得的机遇同时，也应看到依然充满诸多挑战，主要还是美朝关系不确定性可能冲击三边关系，迟滞三边合作进程。再者，韩日、中日之间旧矛盾和结构性问题如何妥善处理，也将影响三国合作深度。2019年是中日韩合作启动20周年，中国接任三国合作主席国，三国需要积聚共识，抓住当前的历史机遇，维护向好形势，发挥东方智慧，化挑战为动力，推进三国合作迈上新台阶。
2018年以来，东北亚形势出现一些重大的积极变化，半岛局势明显降温，各组重要双边关系普遍改善，中日韩合作面临多年未有的机遇。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朝鲜半岛形势保持缓和态势
朝韩和朝美高层密切互动，两组双边关系大为改善，推动相关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为中日韩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南北高层间密集互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三次首脑会谈，发表了《板门店宣言》《平壤宣言》等多个重要文件，为新时期南北关系的发展制定了框架和蓝图。韩朝高级别军事会谈时隔十年后重启，两国就恢复朝鲜半岛东西海域军事通信线路达成一致。双方与“联合国军司令部”从非军事区的共同警备区撤出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韩朝还分别完成10个哨所的拆除工作。韩朝双方还举行了体育会谈、红十字会会谈、铁路和公路连接项目会谈等多项对话，并在位于朝鲜开城市的板门站举行跨境铁路、公路连接工程动工仪式。虽然金正恩委员长在2019年4月12日施政演讲中，批评韩国“妄自以八面玲珑的调停者、促进者自居”，但文在寅总统15日仍呼吁，将不受地点和形式限制尽早促成第四次韩朝首脑会谈。他还对金正恩发表的施政演说给予高度评价，强调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韩方都将稳步履行韩朝此前达成的共同宣言内容。［1］4月27日，韩国在非军事区高城郡一带开放“徒步游”。这是自朝鲜战争签署停战协定后，该区域首次允许公众步行游览，显示进一步改善南北关系决心和信心。
2018年6月，美朝最高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晤，发表了《新加坡联合声明》，达成四项共识，即双方承诺建立新型美朝关系；在半岛合作建立长久稳定的和平机制；朝鲜重申《板门店宣言》，承诺努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双方承诺找回战俘和失踪人员遗体，包括立即遣返已确认身份的人员。［2］这次会晤被广泛认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朝美暂时解除敌对关系，开启双边互动新模式。双方尝试构筑信赖关系，向外界释放积极信号。自新加坡会议之后，两国每个月都有接触，特朗普和金正恩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两国外长还在8月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上进行互动。韩美暂停每年一度的“乙支自由卫士”的联合军演。作为回应，朝鲜拆除一个导弹发射基地，归还了美军55具遗骸。尽管2019年2月河内第二次美朝首脑会晤未能取得成果，但两国领导人都强调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工作层面也表示继续保持接触。［3］金正恩委员长在4月12日施政演讲中对美在第二次会晤中漫天要价进行了严厉批评，但同时也表示将给美方时间，等待美国能作出务实和积极的回应。美朝保持基本默契，在朝鲜试射新型战术导弹后，美方低调回应，表示不会考虑继续追加制裁。6月，特朗普在结束大阪G20后亲赴板门店，跨越了分界线，与朝鲜领导人进行了“历史性握手”。美朝领导人再一次举行会谈，显示要打破河内峰会以来对话的僵局，半岛无核化谈判又迎来了新的转机。
（二）三组主要双边关系同步上升
中朝、中韩、中日关系向好发展为地区合作注入了强劲动力。过去由于朝鲜拥核政策及联合国收紧对朝制裁，以及美国借机强化美韩、美日安全合作，严重分散了地区国家精力，干扰了区域合作进程。现在，中朝、中韩、中日关系都在提升，中日韩更加有信心推进地区合作。
一是中朝关系得以修复。2018年以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三次访问中国。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朝双方领导人频密接触，再次显示中朝传统友谊的韧性和纽带作用，同时也显示了中方在朝鲜战略决策中的倚重和影响作用。在2018年3月金正恩委员长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为发展新形势下的中朝关系提出四点建议：继续发挥高层交往的引领作用；充分用好战略沟通的传统法宝；积极促进和平发展；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4］中方强调，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呼吁各方支持半岛北南双方改善关系，共同为劝和促谈作出切实努力。5月初，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访问朝鲜，就相关问题交换了意见。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的特别代表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并出席朝鲜建国70周年庆祝活动，给中朝友谊注入新的活力，推动中朝关系迈上新台阶。2019年4月，朝鲜派遣高级别代表团来华参加中国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6月，习近平主席对朝进行友好访问，将中朝关系推至新高潮。此访表明了中方致力于巩固中朝传统友谊、支持朝鲜实施新战略路线、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的坚定决心。
二是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中日双边相关机制交流逐渐恢复，渐趋热络。双方领导人在时隔7年后实现互访，强化互谅互信，重新定位双边关系发展方向，强调进入“化竞争为协调”的新时代。5月，李克强总理正式访问了日本，为中日双方关系“破冰”，取得丰硕成果。10月，安倍首相在约500名日本经济界人士陪同下访问中国，双方确认两国关系已重回正常轨道。双方签署了政治、创新、金融、海关、体育等领域10余项政府间合作协议，还在金融、人工智能、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达成广泛合作意向。访华期间，双方举办了首届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就着力将第三方市场合作打造成双方务实合作的新支柱达成共识。论坛期间，两国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签署了52项合作协议，金额超过180亿美元，包括基础设施、金融、物流、信息技术等广泛领域。［5］2019年4月，中日举行第五次高层经济对话，进一步拉近两国关系，在多边主义、第三方合作、全球环境议题、区域经济一体化、创新合作、贸易投资便利化、地方经济合作等方面达成广泛共识。日本海上自卫队派遣一艘护卫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军70周年活动，以及派首相特使、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增进了中日互信关系。6月，习近平主席参加大阪G20会议，进一步提升了两国关系。
三是中韩关系再定调。2017年底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中国，两国元首在双边关系和半岛稳定等问题上达成原则共识，两国关系得以重启。在文在寅总统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商定了解决半岛问题的四项重要原则：决不允许半岛发生战乱；坚定坚持半岛无核化原则；通过对话与谈判的和平方式解决朝鲜无核化等所有问题；朝韩双边关系的改善有利于最终和平解决半岛问题。［6］双方在“萨德”问题上达成了重要的共识。韩方做出了三不承诺，即：不寻求与美日两国组成美日韩三方军事同盟；不参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构筑的反导体系；不追加购置和部署新的“萨德”系统。［7］在双方元首会议确定的原则和精神指导下，两国保持高层互动势头，就重大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2018年7月，杨洁篪主任应邀赴韩，就朝鲜半岛无核化等相关议题与韩方进行了深入交流，推进半岛无核化协商和中韩关系发展。双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全面恢复经济、媒体等机制交流，计划共同兴建多个产业园，深化贸易和投资合作。双方人文交流持续恢复，中国赴韩旅游人数明显增多，民间感情正在愈合。2019年4月，韩国派遣护卫舰参加中国海军建军70周年海上阅兵，还派出领导人委托的高级代表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强化双方信任关系。6月，中韩两国领导人在大阪G20期间进行会晤，就半岛形势、双边关系、多边主义等问题交换意见，进一步增进了两国关系。
（三）“美国优先”负效应倒逼区域国家抱团
特朗普上台后矢言“美国优先”，采取美国利益至上的政策，对全球发起贸易挑战，频频退出国际组织和协定，挑战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引发与几乎所有大国的贸易冲突，导致国际政治摩擦和相互关系大调整。中日韩作为东亚乃至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均是制造业大国，高度依赖全球产业链和全球贸易体系，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情况下，三个国家更加需要彼此市场，抱团取暖。
在这一波贸易摩擦中，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未能幸免。对于日本来说，美国贸易政策突变的确令其有些无奈，与美龃龉增多。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威逼日本在贸易问题上对美做出巨大让步。2018年3月，特朗普宣布对进口钢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美主要盟国获得临时或长期豁免，唯独日本不在豁免之列。9月，美国对日进口汽车和零部件开启“232”调查。2019年4月，日美正式展开贸易谈判，双方讨论了汇率政策和贸易问题，不欢而散。美国财政部会后发表声明，措施模糊、冷淡。日方则通过记者会，明确表示不接受将任何有关汇率的问题同贸易政策挂钩的谈判。日本《现代商务》评论称，美国在经济方面并没有把日本视作“同盟国”，日本政府务必面对这个现实，在适当时候，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坚决维护自身利益，哪怕与美国意见相左。［8］日本遭受“特朗普冲击”，同盟关系面临调整。日本无论上下，都对美国尤其特朗普有诸多不满，不得不考虑“B计划”。转向亚洲，是日本重新思考的政策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是地区一体化的推动力量，曾一度成为领头羊。在特朗普威逼下，日本不得不考虑重新借助亚洲力量，包括中国、东盟、印度。中日关系回暖，及推进中日韩合作意愿增强，是平衡对美过分依赖的其中的方案之一。
即便是韩国，特朗普政府也在利用其经济困境及在安全问题上对美依赖，持续对韩施压，谋求自身利用最大化。特朗普称美韩双边自贸协定“不公平”，极为“糟糕”，要求韩国重开谈判，否则将取消该协定。在美国威逼下，韩与美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在进口美国汽车问题上做出巨大让步。特朗普还要求韩国提高甚至全额承担驻韩美军费用。即便是前国务卿蒂勒森都认为韩国承担的驻韩美军费用够高了，特朗普依旧对文在寅政府施压，双方进行了十次防卫费用分担谈判。韩国政府对特朗普期望降低，不得不另寻他途。2018年以来，主动改善同中国关系，促进恢复双边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并在外交部设立中国局，专职负责中国事务。［9］同时，韩国也在积极推进和朝鲜关系，增进互信。韩国不顾美国要求其放慢对朝关系节奏，加快筹谋经济合作，并与朝在边界地带设立禁飞区，寻求确保安全新措施。
（四）三国合作处于提档升级关键阶段
2019年迎来中日韩合作启动20周年。20年来，中日韩三国合作积累了重要合作基础。三国在经贸、财金、交通、文化、教育、环境、卫生和灾害管理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成果丰硕，签署了中日韩投资协定，举行了15轮“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2017年，三国间贸易额近6700亿美元，人员往来超过2800万人次。［10］经过多年的努力，三国合作机制化不断取得新进展，已经建立了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以21个部长级会议及其下设的高官会、工作组会议为支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体系。2011年，三国设立合作秘书处，成立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标志机制化合作迈上新台阶。三方需要在既有合作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思路，进一步推进务实合作，为强化三边关系提供强大的支撑。
也应看到，三方合作面临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在20周年承上启下之际，需要审查过往经验与不足。尤其是近几年来，三国合作面临动力不足问题。日本先是优选推进TPP谈判，在特朗普退出后继而力推无美国参与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韩国朴槿惠保守政府优先方向是安全，联美和日对抗朝鲜，“萨德”问题还波及中俄战略安全，中韩关系降至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在这种紧张气氛下，三国领导人很难坐在一起。三国均认识到，需要扭转这种不利区域合作与稳定的局面，让三国合作重新步入正轨。
2018年是三国合作新的开始，韩国新政府调整对朝、对华政策，日本也在以中日建交40周年为契机改善对华关系，三国合作重拾动力。2018年5月，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时隔三年后得以恢复，借此时机，三国领导人就加强三方之间和地区合作发出积极信号，强调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包容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共同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早日达成。三国领导人强调挖掘潜能，为未来合作拓展空间，包括：以三国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为契机加强文化、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扩大旅游交流，努力实现到2020年三国人员往来达到3000万人次的目标；决心通过三方对话磋商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合作，促进东亚整体发展；加强在供应链互联互通、电子商务、内容产业和标准化等领域合作，提升竞争力；继续通过深度交流与协调应对可能的金融波动；共同探讨“中日韩+1”合作模式。［11］
（五）“一带一路”拓展了新的合作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将经济全球化的软硬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自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来，该倡议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至2019年4月，中国已经与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4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第二届圆桌峰会上，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90多个国际组织代表，包括4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及360多位部级官员出席，日本、韩国均派高级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12］
“一带一路”为推动实现东北亚多元化、可持续发展打开了“机遇之窗”。韩方表示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文在寅政府提出的朝鲜半岛经济合作构想以及东北亚合作构想，与“一带一路”有不少契合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多个场合提出，希望与中方积极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随着日本对“一带一路”认识的加深，中日事实上也在围绕相关领域商讨合作计划。中俄正在积极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中蒙继续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同“发展之路”对接，日韩可以参与更大范围东北亚经济圈的建设。
“一带一路”一个重要合作领域就是推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紧密的互联互通，加强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鉴于亚洲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对基础公共服务，尤其是交通、电力和供水的需求日益增加，这一领域的合作空间巨大。亚洲开发银行预计，到2030年，亚洲每年需要高达1.7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13］不少发达国家认识到，有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需求的亚洲国家，是发展的洼地，更是发展的机会，纷纷加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来。中日韩共处东亚，与亚洲国家地缘相近，人文密切联系，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具有资金、技术等优势，可以相互补充。中韩均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可以在机制内加强合作。尽管日本尚不是亚投行成员国，但可以通过商业银行、债券和股票市场等发挥作用，推动商业，促进贸易融资。
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逐步从理念变成现实，中国改革开放也在进一步走向深入。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将继续扩大开放、加强合作，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同时，还宣布扩大开放四项重大举措，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14］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中呈现出几大明显的特征，其中包括在产业上的开放，几乎是各工业领域的全产业链开放，以及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全方位开放；国家的开放，不仅是适应国际经济组织规则，也参与制定各种规则。韩日作为中国近邻，将首先受益于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带来的合作机遇。
随着各组关系的调整，各方力量折冲加剧，地区形势不确定性一面也显露出来，进而影响中日韩合作环境及合作动力。
（一）美朝矛盾发展不确定性
当前，朝美矛盾虽有缓和，但依然面临多重困难。
一是双方互信关系仍然脆弱。双方首脑就无核化达成原则性交易，但要落实下来实际上非常困难。由于缺乏互信，双方都难以把手中的撒手锏先扔掉，美国的撒手锏就是极限施压，朝鲜的撒手锏就是有条件无核化。双方僵局未破，河内第二次“特金会”，双方未能达成妥协。中日韩当务之急就是要继续努力促进朝美首先建立信任关系，为双方妥协创造政治环境。
二是无核化选择方式不一样。朝鲜方面希望“分阶段同步走”，慢慢来，而美国坚持“一锅端”，快步走。“一锅端”解决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尤其是在朝美没有一点互信的情况下，美国要求朝鲜把该做的事情都先全做了，而自己一点都不行动，这根本不可能达成任何交易。朝鲜怀疑美国的真实动机，如果是要其完全缴械投降，必定不会接受。中日韩需要继续劝说双方在无核化路径选择上达成折中意见。
目前，美朝对于无核化的程度和解除制裁的幅度尚未达成共识，两次“特金会”只能说是“斗而不破”，双方只好在困难的对峙中找寻自己的定位。如果朝核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美国极有可能再次以朝核问题为借口在韩国重新部署各类武器和恢复大规模军演；而朝鲜因美国缺乏诚信，也将对美韩的逆动做出反应，包括试射导弹，甚至恢复已经拆除的核设施。如此一来，半岛问题将重新回到“紧张—缓和—紧张”的周期怪圈。事实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施政演说中已经发出警告，“如果美国仍执着于现在的政治计算方法，解决问题的前景就会变得暗淡而危险”。［15］美朝之间戒心增加，双方任何错误的举动，均有可能将朝半岛核问题推回到原点。
美朝矛盾不仅影响半岛局势走向，也影响中日韩构建地区合作的努力。美朝关系恶化，将使中日韩三国疲于斡旋，分散三国合作精力。
东北亚是美国在亚太霸权实施的敏感地区，中日韩互动变化将深刻影响地区形势走向，触及美国亚太战略神经。中日韩三国合作渐强，显示三国黏合力增强，从而引起美国的不安，担忧失去地区主导权，从而削弱在该地区影响力。
当前，美国东北亚战略依然是以安全问题为抓手，掌控安全议题设置权，借助双边同盟牵制地区安全关系发展。抓住朝核问题，炒作中俄威胁，使日韩增强对其安全依赖，迫使其在军费问题上做出让步，美国退出《中导条约》，进一步显露出以增强在东北亚导弹防御部署为切入点，翻版冷战模式，分割东北亚安全结构的企图。
特朗普政府不愿回到六方会谈，防止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化牵制其在东北亚安全主导权。六方会谈是包括朝核问题的所有各方对话推进半岛无核化的机制，体现东北亚各国共同安全关切。在美不回到六方会谈情况下，中日韩难以在同一个地区架构下讨论半岛无核化问题。
美国警惕中日韩自由贸易谈判取得进展。目前，中日韩之间的贸易早已超过美日、美韩贸易总和，在全球范围内，三国贸易规模已经超过欧盟，仅次于北美自贸区。如果中日韩的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实现，将形成一个拥有15.2亿消费者、GDP总量达到20.19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20%和东亚九成的巨大经济圈。［16］这将标志着东亚自由经济圈的形成。东亚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使美担心对其经济地位构成挑战。
中日韩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还涉及美元的地位问题。当年欧元的建立，就打破了美元一统天下的局面。现在支撑美元天下的是整个泛亚太地区。如果中日韩走得近，三国之间的金融关系将进一步增强，用本币计算贸易的总额比例提高。同时，三国将进一步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提高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的可用性和有效性，促进亚洲债券市场倡议（ABMI）的发展，强化联合融资。三国金融合作加强，势必削弱美元对地区金融市场的影响力。
中日韩走近，造成中日韩合作与美日韩合作之间的竞争。美国一旦认为日本和韩国的离心倾向增强，将阻挠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防止初露萌芽的中日韩区域合作威胁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地位。随着东北亚合作深入，美国干预力度可能增加，尤其可能通过利用地区安全情势，强化对日韩的控制，分化中日韩合作。
（三）韩日如何管控矛盾与分歧
韩日关系如何发展也是影响三边合作的重要因素。两国矛盾加剧，势必制约中日韩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利于三边合作机制化建设和相关领域合作的推进。
历史问题依然是韩日间悬而未决的老问题。2018年的事态表明，这一问题又在发酵。10月，韩国最高法院判决相关日企应当对二战时期强征韩国劳工赔偿，引发日方强烈不满，让韩日关系急剧降温。11月，韩国宣布解散此前依据《韩日慰安妇协议》设立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遭到日方强烈反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多名高官指责韩方不遵守有关约定。双方积怨继续加深，令脆弱的关系雪上加霜。［17］
日韩摩擦也体现在对半岛无核化策略方式争执当中。韩国努力游说特朗普政府，希望利用韩国与朝鲜的经济合作促成朝鲜弃核，让韩方能发挥作用，日本则坚持对朝鲜极限施压。日方还极力把绑架问题塞进“金特会”，被韩方认为是搅局者，双方在对朝政策上迥异，矛盾不断增加。
近来，双方矛盾还在延展到军事领域。12月，韩国海军“广开土大王级”驱逐舰在进行警戒监视活动时，向日本海上自卫队P1巡逻机使用火控雷达进行照射。此事被日本视为挑衅，要求韩方道歉。韩方则指出，日机低空飞行抵近威胁妨碍救援，日方应立即停止歪曲事实，并向韩方道歉。双方相互指责，令双边关系再添新忧。
日韩摩擦冲击东北亚稳定，如果日韩矛盾升级，三方合作动力势必减速。中国需要思考如何利用好东道国作用，促进日韩改善关系，管控老问题，避免新问题，通过合作来增进互信，化解分歧；努力积聚三国合力，落实好领导人会议达成的各项共识和成果。
（四）中日如何将竞争转向协调
安倍首相访问中国期间，中日双方就包括“由竞争转向协调”在内的双边关系新三原则达成共识。［18］但双边关系再怎么回暖，也难以回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双方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苏联，双方合作更多的是日本援助加中国改革开放，合作空间巨大，基本上是在中国国内展开。而现在双方没有共同安全威胁，某种程度上说视对方为安全威胁，同时中日力量结构发生变化，中国经济上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体量的变化，造成竞争上升的事实。竞争不仅在中国国内市场展开，也辐射到东南亚等周边地区，所以需要协调，协调是为了缓和竞争，谋求合作。
尽管日本将“印太战略”改为“印太构想（vision）”，不再特意使用含有“敌视政策”色彩的“战略”，安倍2018年10月历访欧洲期间出席会议时，也反复使用“印太”的说法。说明日方顾及中国的感受，以缓解中国的不信任感。［19］但日方如何将对地区合作的构想和“一带一路”对接起来，如何让两个国在地区实现共存相融，切实让双边关系从竞争走向协调，安倍首相在访华期间，双方确认加强区域合作的方向，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在首场第三方合作国际论坛上，双方也签订了几十项合作协议。但具体怎么落实还有待观察，比如合作标准的定义，是根据日本的ODA标准还是AIIB的标准。
中日关系目前最大的障碍还是缺乏政治互信。尽管日本高层访华增多，对中国发展不乏溢美之词，但日方也在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2019年美日“2+2”会议，还将安全合作扩展到太空和网络领域，并将升级导弹防御体系。强化冷战思维安全结构一定程度上也冲抵了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效应。中国仍然警惕日美同盟的针对性。日本作为美国盟友，的确要慎重考虑东北亚安全困境，思考如何平衡自身利益、地区利益与同盟利益。日本真想使中日关系从敏感脆弱逐渐走向有韧性、成熟包容，需要真正从战略高度、长远发展角度呵护两国关系。
中日关系脆弱性一面还包括日方受国内政治因素驱动，在台湾问题上拓展政策空间或者配合美国制华战略，制造政治障碍。另外，还存在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开发上如何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问题。这些敏感问题都需要稳妥处理，一朝不慎，将引发大局震动。
东北亚形势出现积极向好的发展态势，中日韩需要抓住机遇，解决矛盾和分歧，加强相互协作，强化区域共生意识，创新合作内涵，扩大合作外延，巩固合作存量，拓展合作增量，携手共创合作共赢的新时代。
（一）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塑造良好的合作环境
三国需要继续促进朝美增强互信建设，就解决无核化问题达成一个合理、可行的框架。支持朝美不拘泥于形式的对话，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智库之间的二轨交流。早日就无核化路径选择达成折中协议，比如是否可以达成“分阶段、同步走、一揽子”协议。无核化路径选择确认后，还需要“中间措施”来推进，比如争取首先实现可核查的朝核冻结和部分核设施的去功能化，同时推进半岛和平条约谈判。
继续支持朝韩继续改善关系，推进南北和解合作。加强中韩之间密切互动，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促朝韩在加强沟通对话时努力固化已取得的成果，将其纳入立法、机制建设轨道。支持朝韩在互联互通、军事互信等方面的积极举措，使朝韩关系的改善成为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机制建设的强劲内在动力。
继续全面执行安理会对朝制裁相关决议，但也要根据朝鲜遵守、履行决议情况，调整制裁措施。需要认识到，随着朝鲜采取停止核导试验等无核化措施和半岛局势全面缓和，国际社会在制裁朝鲜问题上的意见会有差异，安理会应开会评估，在保持对朝持续的压力同时，也要对朝进一步采取的无核化措施做出善意回应，引导其加速弃核。
要在既有合作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思路，拓宽合作领域，进一步推进务实合作，为强化三边关系提供强大的支撑。
加快推进区域自由贸易谈判进程。在当前国际贸易大环境趋紧的背景下，中日韩三国要发出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积极信号，为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共同努力。中国已经宣布今后所有的谈判、开放都基于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还有一些敏感领域也将大幅度开放，为中日韩和地区合作注入新的动力。三方通力合作，早日缔结“中日韩自贸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使区域自贸体系成为地区繁荣与和平“推进器”和“稳定猫”。
大力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充分利用在经贸领域积累多年的合作基础，在社会保障、医疗养老、高新科技等领域开展更多务实合作，打造更多的三边合作新“品牌”。拓展绿色发展合作领域，尽早签署“液化天然气（LNG）合作备忘录”，探讨建立能源政策协商机制，促进新能源产业合作。推动在空气污染防治、海洋垃圾等领域合作，打造循环产业经济合作区。探讨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智慧城市、大数据、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加强联合研发等合作。利用汉字文化圈优势，实现在创意经济领域优势互补。
（三）利用“一带一路”平台，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不断拓展中日韩合作外延，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创新合作模式，推动“一带一路”与日韩合作对接。
积极推动“一带一路”与韩国“新北方政策”“新南方政策”对接。中韩可以在中国东北相关项目如珲春国际物流园、大图们江开发等展开合作。两国企业可以共同进军东南亚、非洲等地区，消除第三方东道国的怀疑。比如，中国与相关国家合建的国际工业园，可邀请韩国企业入驻，中韩进出口银行可以选定若干项目，以财务投资的方式开始试验。
中日也可推进区域发展战略融通，避免相互拆台，增加成本。比如在基础设施方面，可以优选东南亚方向合作，尤其是加强澜湄合作与日湄合作的对接，优势互补。双方可与东盟一起制定基础设施的共同技术标准，在10+3合作框架下规定行业的合作标准，提供一样的管理系统、一样的框架设计。双方探索在东南亚、中亚、非洲第三方合作，努力将泰国东部经济走廊项目打造成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示范区，共同打造“产业+技术+资本+市场”的合作模式。
此外，还可积极探索“中日韩+X”合作模式，共同开拓第四方甚至多方市场。发挥三方在装备、技术、资金、工程建设等方面的各自优势，在产能合作、减贫、灾害管理、节能环保等领域实施联合项目。比如，可设立中日韩共同投资基金，发挥杠杠效应，为第四方市场项目提供融资支撑，推动三方在高铁、核电、火电、港口、物流等方面合作。通过建设示范工程，培养合作文化，共同打造宽领域、高层次、多路径的共生互利合作体系。
（四）推进地区安全合作，积累政治互信
中日韩作为东北亚主要国家，需要引导培育合作安全文化。加强高层对话引领，进一步增进互信。推进一轨和二轨交流，探讨安全合作议题，增强东北亚命运相依的安全共识。
加强舆论引导，客观看待对方的发展，形成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互动氛围。充分发挥智库在中日关系中建设性作用，把冷静、客观、全面的分析观点通过媒体广泛传播。避免将对方标签化、污名化，而要通过具体的事实、生动的故事引导舆论。
谨慎处理敏感问题。汲取历史经验与教训，避免触碰和刺激伤疤。在涉及敏感问题时多从对方角度考虑，以免造成始料不及的紧张，损害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在处理分歧问题上要保持良好的沟通，切实管控危机。
加强中日韩合作秘书处在区域安全秩序构建中的作用，提升安全合作在三国合作议事日程中的地位。以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机制构建为契机，共同构筑稳定的区域安全架构，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化建设。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