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世界政治思潮，民族主义始终是各国外交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无论这种民族主义是来自国内自身还是外交对象国家。在“信仰政治”特征明显的当代，民族主义思潮的研究价值愈加凸显。①然而，在关于中国外交的学术讨论中，民族主义问题获得的关注更多集中在中国国内民族主义上，少有研究超越某个单一国家，探讨具有一定共性特征的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外交的深刻影响。事实上，由于环境、制度和技术等要素的巨大变化，中国周边国家的民族主义近年呈现出一些新态势，直接或间接地给中国周边外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值得对此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
概而论之，民族主义可以指这样一类政治信条：对外具有独特性、对内具有同质性的族群，应当享有自治的权利，其他政治共同体不应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干涉其内部事务。②具体而言，民族主义又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庞杂的概念，领土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资源民族主义等纷繁的社会思潮均可视为其组成部分。因此，将不同文明和国度的民族主义同一而论显然是不适切的，讨论民族主义需要关注多样性。本文所指的周边国家民族主义，意思是中国的周边国家或区域内已有或正在生成的民族主义。在观察周边国家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的互动时，可以在周边各国的民族主义当中发现某些影响中国外交的规律性特征，归纳总结这些一般性现象，将更有利于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合理谋划。当然，民族主义本身是动态演进的思想过程，为了更好地把握当下周边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有必要首先厘清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对中国外交的历史影响，并明确这些历史影响在当今环境下的相对有限性。
(一)种族支配主义与海外华人安全
在族群构成上，众多周边国家呈现出鲜明的多元性，主体民族和若干少数民族往往共存于国家地理疆界之内。而在历史上，一些国家在建国初期的制度框架并不具备充分的包容性，主体民族和少数族裔的对立并不罕见。尤其是当国家政治精英将维护主体民族政治地位作为其政治合法性核心来源时，少数族裔就难以被吸纳进国家制度框架之内，种族支配主义倾向及由此带来的少数族裔分离主义倾向便会相伴而生。③基于历史上的文化纽带和经济联系，华人在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是极具影响力的少数族裔，但除了华人占主导地位的新加坡外，多数国家的华人族裔都在建国初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排挤和打压。历史上，印度尼西亚、越南和缅甸等国，甚至曾出现激进极端的“仇华”“排华”情绪，酿成过大规模的“排华运动”，严重恶化了中国与相应国家的双边关系，也给中国对当地华侨利益的外交保护造成了重大挑战。在马来西亚，尽管存在马华公会这样以促进华人政治经济权益为目标的政党组织，但华人政治地位长期低下，只能在承认马来人政治特权的前提下寻求自身的发展空间。④由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关系比较紧张，华人华侨的地位问题正是其中的一大阻碍，其社会层面的“仇华”“排华”情绪也给中国开展公共外交带来了困难。
种族支配主义在当今的东南亚社会大为减少，对中国外交的负面影响较以往已不可同日而语，形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制度包容度不断提高，对华人参政逐渐持较为开放的态度，并注意保持稳定的族裔关系，比如印度尼西亚在苏哈托政府倒台后致力于倡导民族平等，大大改善了华人的社会地位。⑤其二，经过前期对主体民族的制度性保护，华人在商业领域的优势已经不再明显，主体民族对华人群体的威胁认知也随之降低，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企业和马来人资本家的大量涌现，显著提升了马来人的经济实力，使曾经极力渲染华人威胁的马来民族主义渐趋温和。⑥其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不再怀有革命外交冲动，东南亚各国对中国实施政治渗透的担忧明显降低，更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国内华人族裔的地位提升。
(二)民族分裂主义与中国边疆安全
民族分裂主义是困扰诸多中国周边国家的长期安全威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中国的边疆安全。在一些周边国家，国内部分少数族裔怀有较为强烈的政治抱负，甚至追求独立建国的终极政治目标。而中国国内的部分少数民族与境外分裂势力同属一个民族，两者常常相互渗透，从而形成跨境联系，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完整同时造成威胁。最为突出的是，中亚地区的某些民族分裂势力与极端宗教思想相结合，形成了暴力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相互交织的“三股势力”，严重影响中国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
面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共同威胁，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过长期共同探索，基本上凝聚了协作应对的高度共识，以尽可能将民族分裂主义的危害降至最低。首先，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典型代表，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通过多边组织平台实现了在打击“三股势力”问题上的协调联动，在情报交流、军事训练、防务合作等领域开展了富有针对性的工作。⑦其次，中国在打击民族分裂主义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卓有成效地加强了对边疆安全的治理，最大限度地防范了境外民族分裂主义与境内敌对分裂势力的勾结。再者，以中亚国家为代表的周边国家通过经济建设，也在致力于改善少数族裔生活水平，消除极端分裂主义滋生的社会土壤，为中国边境管理和边疆治理减轻了外部压力。从这个意义上看，民族分裂主义尽管是周边国家民族主义中最为激进和最具破坏性的民族主义形式，但目前而言，烈度有所下降且整体可控。同时，以打击民族分裂主义为契机，中国与相关周边国家不断深化高政治议题上的合作，促进了中国周边外交在政治安全领域的突破。另外，虽然许多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着民族分离主义带来的矛盾，如泰国和马来西亚之间的泰南马来族穆斯林问题、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普什图尼斯坦”(Pakhtunistan)问题等，但历史上这些纠葛对中国外交的影响相对较小，它们与大多数周边国家内部的分离主义运动一样，并未在过去构成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峻威胁。
(三)民族独立意识与第三世界合作
尽管众多周边国家在早期经历了民族国家意识建构的艰难历程，部分国家还是形成了凝聚全体国民、指向外部世界的统合性的民族主义。这种对外民族主义来源于席卷亚非拉地区的反殖民浪潮，受到本国政治精英的倡导鼓舞，旨在追求民族经济的独立及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平等地位，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蓬勃发展的民族独立意识的推动下，诸多周边国家成了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会议和组织的重要发起者和参与者，使发展中国家群体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在部分国家，作为世界霸权的美国更多地成为这类民族主义的指涉对象，反美情绪一度盛行。⑧即便是韩国、菲律宾等美国的同盟国家，随着自身民族意识的觉醒，国内民众对美国在本国驻扎军队和干预内政的行为也愈发感到不满，开始以“反美”为手段来追求自身的国家自主性。⑨总体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民族独立意识上有着较强的相似性和契合性，这类思想主张也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超越意识形态、实现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其典范就是“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的达成。同时，中国也由此拓展了有限的国际活动空间，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获得了极为关键的政治支持，代表第三世界国家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自身国际影响力得到了空前提升。
然而，随着周边国家政治经济地位的普遍提高，以及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内部利益分化，反帝反殖民的政治思潮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褪色。同时，美国在越南战争结束后逐渐减少对东南亚地区的深度介入，适应“东盟方式”等地区性规范，也使周边国家的反美情绪呈现高潮褪去的迹象，此后的反美主义主要集中在对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黩武行径的抗议上。⑩奥巴马政府时期强调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再平衡，美国也开始鼓励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培育更广泛的战略伙伴关系，注重改善与历史上的敌对国家越南、缅甸的关系。在此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涉外民族主义问题上产生的共鸣减少。
二、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发展的新态势
周边国家的种族支配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等意识形态曾对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影响重大，但时至今日，其消极面基本上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换言之，将目光过分集中在前述周边国家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上，已经无法窥见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如何对当今中国外交产生影响。本文认为，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在近些年来萌生的新态势，具体包括自我动员能力的提升、民粹主义倾向的凸显、现代公民意识的展露，将为中国外交带来诸多新的挑战，亟待与时俱进地加以审视。
(一)自我动员能力的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的民族主义主要集中在族裔政治范畴，即国家内部的各个族群有较为强大的民族意识，但除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外，大部分周边国家都缺乏凝聚全体国民的民族主义。在此背景下，很多国家的普通民众对国家外交事务关心有限，一般的国际争端基本不会引起全国性的民族主义浪潮，比如菲律宾在2007年前并未因南海争端产生过高强度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然而，这种情况在各国民族和解与社会整合有所进步之后有了明显转变，以领土民族主义为突出代表，周边国家民众在涉外事务上更富凝聚力。并且，在新媒体技术的推动下，各国对外民族主义的自我动员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与以往世代不同，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国际议题已全方位地进入到公众视野，大众动员的规模和速度迅猛增加。一方面，新媒体技术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信息生产高度垄断与信息传播总体可控的特点，普通民众不再游离于国家的外交事务之外，国内观众眼中的国际事件不再仅仅呈现为政府舆论所塑造的形态。(11)新媒体使用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偏好甚至想象来加工相关信息，实现更为个体化的议程设置。在这种环境下，以领土争端为代表的国际事件由于涉及主权、安全、武力、尊严等各国民众高度敏感的维度，更容易成为普通民众利用新媒体工具进行加工和传播的焦点议题。故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客观上给各国涉外民族主义的勃兴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新媒体技术具有很强的社交属性，它不仅使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空前提高，也为大众意见的相互碰撞与交流沟通创造了便捷条件，更有可能形成同质化的意见群体，从而起到大众自我动员的效果。一旦有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愿意充当意见领袖，这种动员体系就会更加完整高效，这也是精英民族主义与大众民族主义实现整合的技术条件。尽管大众在社交媒体上的情绪表达与实际行为存在一定差距，但社交网络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显然会加大游行示威等民众活动发生的可能性。从大众-精英互动的视角看，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会增加政府管控国内民族主义舆论的困难，大众民族主义一旦爆发就难以逆转，即便在威权政体下，政府也很难在控制与利用民族主义的政策选项间自如切换。(12)
近年来周边国家的社交媒体用户数量不断攀升，多数国家互联网用户通过智能手机访问社交网络的比例和频率很高，脸书(Facebook)、照片墙(Instagram)、推特(Twitter)等西方社交媒体产品都广受欢迎。根据调查机构互随(hootsuite)和维奥思社(we are social)联合发布的《2018年全球数字调查》，如表1所示，很多统计指标都显示出社交媒体在周边国家扮演着日益突出的角色。此外，如表2所示，根据调查机构电子销售家(eMarketer)在2017年发布的关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四个东南亚国家的报告，各国社交媒体用户具有较为集中的社交平台使用偏好，排名靠前的社交平台拥有规模可观的用户群体。由此，社交网络中的热点议题更容易成为整个社会的关注焦点。
毋庸讳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社交媒体的普及对周边国家民族主义起到了助推作用，很多示威游行活动都依靠社交网络而得以组织、实施和扩大化。以越南曾发生的数次反华游行为例，诸如“爱国日记”等颇具煽动性的网络文章的大量转发激发了众多民众上街游行的冲动。(13)在新时期的技术条件下，这种自我动员能力极强的大众民族主义不仅难以被本国政府有效管控，也会使处于外交争端下的国家间关系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二)民粹主义倾向的凸显
民粹主义抬头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民族意识高涨而民主政治却不成熟的地区往往会成为民粹主义的生存土壤。中国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恰恰如此，民粹主义长期是该地区众多国家政治生态的组成部分。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联系紧密且常常共存，但民粹主义更突出反建制、反精英的平民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带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主要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在抵制反对外部民族的同时也抵制反对本民族的精英阶层；二是更强调大众民族主义的主体地位而非精英民族主义及其自上而下的大众动员。需要指出，与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右翼保守主义倾向的民粹主义不同，中国周边国家的民粹主义并不具备内生的种族主义倾向，在财富分配不公等社会经济问题突出的背景下，其在意识形态光谱上更偏向强调阶层间公平正义的左翼激进主义，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更大程度上是民主转型和民主政治不成熟运作的附带结果。(14)出于以下两种原因，一些周边国家的民族主义呈现出鲜明的民粹倾向，从而助长了民族主义的激进化。
一方面，在不成熟的党争民主环境下，动员民众力量是许多政治派别经常运用的竞争策略，加之涉外议题容易成为党派间相互攻击的要点，民族主义往往因此被裹挟进民粹主义的浪潮之中，变为政党和政治精英攫取权力的政治工具。正如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等人指出，在政府的舆论垄断开始瓦解的民主化初期，执政党和反对党都更有动力和机会在政治博弈中打出“民族主义牌”。(15)菲律宾就长期饱受民粹主义困扰，受国内政治斗争影响，其在南海问题上的民族主义表现出以往少见的民粹特征。(16)虽然中菲南海争端由来已久，但历史上菲律宾在社会大众层面并未形成激烈的反华情绪，其领土民族主义一直以较为温和的面貌呈现，中菲南海合作在阿罗约政府前期甚至取得了较大进展。然而，在阿罗约执政后期，菲律宾国内针对阿罗约贪腐舞弊的批评形成高潮，中菲南海合作也遭到捆绑式的“污名化”，反对派指责阿罗约以出卖国家主权的方式换取中国项目贷款和回扣。(17)迫于压力，阿罗约政府不得不停止中兴集团中标的宽带网络升级改造项目，放弃与中国达成的《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多项中资合作项目遭受影响。(18)此后上台执政的阿基诺三世为了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实施对阿罗约的“政治清算”，敏锐捕捉到了中菲合作与政治腐败相挂钩的国内舆论动向，极力借南海问题煽动菲律宾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此树立自身的“清廉爱国”形象。(19)结果，菲律宾社会原本温和的对华民族主义开始显露出民粹主义特征，自2012年之后屡次发生反华示威游行，对中菲民间关系造成了破坏。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威权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较弱，不能有效回应民族主义浪潮，就很可能发生从民族主义示威游行转变为反政府运动的现象，导致民粹色彩浓厚的大众民族主义出现。尤其当国家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突出，受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而产生的底层民众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就可能损害到执政集团的合法性，进而威胁到国家的政权稳固。这时，统治阶层往往会选择顺应民族主义的诉求，以免自身遭遇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围攻，但这类做法又会使得大众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不受控制，进而损害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在缅甸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尽管巩固与发展党通过大选执政，并出台了多项政治改革措施，但缅甸政府的国际国内合法性仍饱受质疑，缅甸大众的民主狂热通过反政府的民粹主义表现出来。(20)所以，在发生针对中国在缅投资项目密松水电站、莱比塘铜矿、昆明-皎漂铁路等的民众抗议运动时，吴登盛政府基本采取了迎合民意的做法，导致中缅各领域合作出现倒退。(21)再如，越南因南海争端多次爆发全国性的反华示威游行，在异见人士和反政府势力的推动下，民众宣泄对政府“外交软弱”的不满情绪，冲击到越南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一定程度上了降低了越南对华外交的灵活性。(22)
(三)现代公民意识的展露
在西方学界传统的民族主义研究中，一向存在对东、西方民族主义进行简化二分法处理的缺陷，即认为西方世界的民族主义就是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而东方世界的民族主义就是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这种二分法确实反映了历史上民族主义的某些事实，但已经不能概括当今世界民族主义的面貌。(23)对中国周边国家而言，尽管族裔政治仍是困扰各国的重要议题，但公民民族主义早已广泛存在且影响力日益上升，这不单单是因为各国的社会整合取得了一定成效，更是源于各国大众的现代公民意识的提升。当然，对很多国家民众而言，其显著增强的公民意识依然是不够健全的，其中最关键的缺陷便是理性精神的缺乏，这也导致其现代公民意识仍可能通过民粹政治的手段表达出来。
周边国家现代公民意识的增强，使得各国民族主义不再纯粹关注国家主权问题，还将目光投向了外国在本国的社会经济活动，一旦外国的贸易投资和人文交流活动触及其信奉的价值理念，就可能引起民族主义舆论和行动的反弹。容易激发民族主义倾向的周边国家公民意识大致包括以下几点：其一，政治参与意识强烈，推崇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愿意参加非政府组织和政治社会团体来表达自身诉求，敢于发起和参与民间抗议活动。其二，维权观念和责任观念突出，对损害个体、社区、族群和国家利益的外国行为十分敏感，乐于通过个体行动来维护族群和国家利益。其三，积极行使对政府的监督权利，要求政府办事规范透明，痛恨国内外政府或企业之间的暗箱操作、权钱交易等高腐败风险行为。其四，注重环境保护、人权保护、社群文化保护等原则理念，警惕外来投资等社会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和本土文化的破坏。上述几项现代公民意识相互促进，在推动周边国家的社会进步的同时，强化了很多国家本已存在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资源民族主义情绪，为外国政府和企业开展的投资合作行为制造了很多困难和障碍。
受上述现代公民意识影响，周边国家的民族主义在形式上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第一，知识精英对大众民族主义的影响力上升。许多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长期致力于引导社会舆论，宣传现代政治理念，虽然曾经与底层民众较为脱节，但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受认可度大为提高，一旦其发起民族主义活动的号召，便会有大批追随者响应。以越南民族主义为例，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多次反华示威游行的主要推动者。2012年12月9日，胡志明市的一些作家、画家和音乐家就曾以“越南文艺人士”为名向越南社会各界及海内外征集签名，倡议并组织了大规模市民参加的抗议中国设立三沙市的示威游行。(24)第二，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对大众民族主义的动员作用明显。众多非政府组织在培育当地民众的环保、人权等公民意识的同时，也会刻意夸大外来投资项目对当地自然环境和土著文化的破坏性，甚至专门组织民众抗议活动以阻止项目的实施。在柬埔寨，中国国电集团投资开发的柴阿润水电站项目早在2011年就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在2012年通过柬埔寨工业部审议，确认工程不存在重大环境问题。但非政府组织“自然母亲”(Mother Nature)坚持批评项目建设将迫使当地少数民族搬离并陷入生活困难，且威胁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在“自然母亲”及其他民间组织的支持下，当地200多名民众于2014年3月前往省政府递交请愿书，抗议水电站施工兴建，使洪森政府不得不承诺暂停柴阿润水电站的建设。(25)第三，国际势力深度介入民族主义运动，为抗议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指导。例如，在中国与缅甸合作进行流域开发的过程中，缅甸众多非政府组织将环境问题与政治问题相捆绑，掀起了民族主义色彩明显的大规模“反坝运动”。(26)在这背后，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河流组织扮演了关键推手的角色，其与缅甸非政府组织“缅甸河流网”(Burma Rivers Network)“萨尔温江观察组织”(Salween Watch)等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为缅甸的民间“反坝运动”提供了大量技巧性指导。除此之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也赞助抗议中国投资项目的民间组织，体现了美国对缅甸反华民族主义的大力支持。(27)
三、应对周边涉华民族主义：挑战与建议
伴随着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在目标诉求和表现方式上的新发展，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也呈现出新形态，其中尤其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周边国家民族主义的涉华目标指向正在显著增多。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中国有必要充分理解周边民族主义来源和挑战的复杂性，从而有针对性地制订应对之策。
图1 部分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威胁认知程度(2017年)
资料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How People in Asia-Pacific view China,"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10/16/how-people-in-asia-pacific-view-china/，访问日期：2018年：2018年8月30日。
周边国家民族主义中涉华目标指向增多，根源在于结构层面，即随着中国迅速崛起，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警惕和疑虑情绪不断上升。如图1所示，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7年的民意调查，在7个亚太国家中有平均多达47%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是其国家的主要威胁，韩国、越南、日本和澳大利亚受访民众“将中国视为威胁”的人数比例均超过85%。以这种对中国不利的舆论环境为背景，加之前文所述的周边国家民族主义诸多新特点的催化作用，中国的领土主权维护、区域战略制定、海外投资合作等行为就难免会触碰到周边国家民族主义的敏感神经。如表3所示，周边不同国家的涉华民族主义体现在不同的议题领域，其背后动因各有差异。①周边国家涉华民族主义，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刺激了周边国家领土民族主义的抬头。以南海岛屿争端为例，中国为转变领土主权被侵蚀的状况加速推进在所控岛礁的行政能力建设、军事力量投放和海洋资源开发，坚决抵制美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发起的巡航行动和仲裁方案，向相关声索国展示了较为坚决的态度。(29)其他争端当事国政府同样展开了一些“主权捍卫”活动，包括在国内的舆论宣传和动员工作。越南官方报纸《人民报》就在其官网上专门开辟“东海”(南海)新闻专辑，罗列内容涵盖越南外交部门官方表态、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反对中国的声明文件、关于“东海”(南海)问题的国际学术活动、关于“黄沙”和“长沙”主权的历史证据和法律依据资料展等等。(30)考虑到这样的舆论氛围，也就不难理解越南反华示威游行的反复发生。
第二，中国的部分海外投资项目在周边国家引发民众抗议，激起了当地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资源民族主义。首先，除了前文叙述的周边国家社会层面的原因外，部分中国企业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往往缺乏对当地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社会治安、生态环境、风俗文化等情况的考察评估，以致与当地政府和民众发生矛盾。其次，大量中国海外投资项目由国有企业主导，由双方高层领导人和政府部门洽谈成形，会造成底层民众眼中的“暗箱操作”和“利益交换”的偏执认知，容易引起大众的反感情绪。再者，一些西方国家以中国投资行为的政府和国有企业背景为话题，大肆渲染中国进行模式输出，将诸多经济行为政治化、安全化、意识形态化，为周边反华民族主义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叙事框架。(31)
第三，伴随着自身海外利益的扩展，中国有时也会被动地卷入周边国家的国内政治，遭受对方国内民族分离主义的波及。很多中国项目建设是在周边国家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却属于对方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部分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甚至会因此将中国视为其中央政府压制少数民族的外部支持者。例如，俾路支分离主义一直是影响巴基斯坦国内稳定的地方民族主义，不过在历史上其活动范围并不对中国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然而，在开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后，俾路支省内中巴合作的大型基建项目成为了俾路支民族主义者批评的目标。他们指责中巴经济走廊无法让俾路支人获得实惠，会加剧俾路支省的落后状态，一些俾路支省的激进武装团体甚至策划了针对中方人员的恐怖袭击。(32)
鉴于周边国家民族主义所呈现的新态势有诸多不利于中国的因素，中国周边外交应当未雨绸缪，直面由此衍生的外交新挑战。诚然，周边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有其客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土壤，难以为其他国家的外交行为所左右。但另一方面，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往往也是与外部环境互动的结果，中国外交的策略手段和行为模式完全可能对周边国家民族主义的强度产生影响。因此，中国在外交上宜细致筹划，恰当应对周边国家民族主义以塑造对中国有利的周边环境。
1.争端解决过程中的国际形象管理
中国领土边界漫长而邻国众多，陆上与海上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至今存在，因此难免与周边国家发生一些领土争端。凭借相对于周边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中国有能力在大部分争端中占据优势地位。但是，取得一次争端的军事胜利或外交胜利不一定能赢得长期的地区和平稳定，一旦在争端解决过程中激活对方国内民族主义的动员能力，或是使对方获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对方就有可能反复挑起争端。(33)因此，如何管理自身的国际形象，在解决争端的同时减少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认知，是中国周边外交需要思考的问题。首先，需要重视领土争端中以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为基础的解决方式。虽然许多国际法律规则背后隐含着西方大国的利益和价值考量，常常成为其他国家制约中国的政治工具，但考虑到很多规则规范在国际社会有较高的认同度，中国仍需认真对待其他国家提出的法理主张。在面临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层面的压力时，中国应当在充分研究相关规则规范的基础上，尽可能在法理层面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辩，适当参与其中以争取对中国有利的话语权，而不是简单地驳斥法理方案的公正性，以避免给周边国家造成中国不尊重现有国际秩序的形象。其次，在处理双边争端时，应当更多考虑第三方观众的印象。如需在争端中使用必要的强制手段，中国最好能够提前或事后给予其他周边中小国家一定的外交安抚，使其他国家认识到类似的强制手段只是特定情境下的选择，从而化解非当事方民众的忧惧心理。否则，在同一议题上有类似诉求的各国民众可能更加敌视中国，形成对中国“恃强凌弱”形象的偏执刻板认知。(34)最后，在向国际社会释放温和善意的政策信号的同时，中国也要注意观察和引导国内舆论，尽可能限制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在保证媒体和公民自由讨论的基础上，中国官方媒体可以针对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言论进行正式、明确、理性的批判，同时尽可能减少情绪化语言在官方媒体中的出现，以免刺激到周边国家民族主义的敏感神经。
2.海外经济社会活动的行为模式调整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中国的海外经济社会活动在周边国家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因此中国更应重视自身的行为模式，以免引起周边国家政府和民众的错误认知。同样的投资合作项目或人文交流活动，以不同的行为模式实施，可能会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然而，微观操作层面的技术细节恰恰是中国海外经济社会活动的薄弱环节，有必要加以调整和改进。首先，需要深入熟悉了解当地自然社会环境，这是开展海外活动开展的必要前提。海外投资项目尤其要清楚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尊重当地民众对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基本诉求，增加项目建设的透明度。也要对投资风险充分评估，以尽量规避族群冲突和社会动乱对中国投资项目的不利影响。其次，海外经济社会活动要充分考虑东道国民众的现实需求，将当地民众的利益纳入各类项目的前景目标之中。海外投资要加强与当地民众的互动，真正落实“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比如在建设投资项目时邀请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土著居民等参观座谈，在开展人文交流活动时，减少单向度的文化输出。(35)最后，淡化海外经济社会活动的政府色彩和战略色彩。在对外宣传中，不宜将所有的对外投资合作项目均提升到国家级战略性合作的层次，也不宜将所有人文交流活动赋予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意义，否则很容易引起东道国民众的反感和警惕，也容易在对方政府更迭之后遭遇政治风险。既然很多项目确实能够给当地百姓带来真真切切的利益，就可以更多宣传报道这些项目给东道国民众生活带来的切实改变，“走出去”的“中国故事”归根结底应当由对方国家的人民来书写讲述。
3.与周边国家在应对民族主义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
在应对周边国家民族主义问题上，周边国家与中国绝非是尖锐对立的双方，中国完全可以在很多问题上发掘与周边国家政府的合作空间。随着自我动员能力的提升，很多国家的对外民族主义都是自下而上发动起来的，并不全然是政治精英引导动员的产物，这也就意味着，在面对激进民粹主义和带有分离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时，中国与周边国家政府具有合作的潜在可能性。一方面，不少国家的涉华民族主义中隐含着反政府的政治主张，一些国内反对派和反政府人士利用了民族主义的民众力量，如何控制国内反华民族主义的烈度，也是困扰这些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官僚的棘手难题。在治理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可以与一些周边国家交流相关经验，同时也可以借此增进相互理解，在今后的双边互动中更清楚地认识到彼此被民族主义声浪遮蔽的实际政府立场。另一方面，部分周边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对本国政权稳固和社会稳定威胁巨大，国内民族治理一般被中央政府置于政治议程的优先位置，这正是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工作与对方中央政府的合作点。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可以向更了解当地实际情况的对方政府机构取经，讨论制定一些利用中国知识技术优势和实践经验来改善区域经济和民众生活的项目方案，促使中国投资项目更多地成为东道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器，而非加剧东道国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外部因素。当然，如果中国的海外基建项目可能给东道国分离主义运动带来便利条件，那么中国最好能够和东道国政府讨论相关预案，以免被东道国怀疑为中国的政治渗透。
随着中国参与区域合作的深度不断增加与海外利益的广泛拓展，周边国家的国内政治将愈加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因素，周边国家民族主义研究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不断增加。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在呈现出自我动员能力提升、民粹主义倾向凸显、现代公民意识展露等新态势的同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维度和影响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面对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带来的诸多新挑战，一味被动应对，往往会使自身陷入不利境地，由于周边国家民族主义的强度具有可塑性和可变性，主动地调整自身的外交思维和外交模式将是更优选择。民族主义是标榜特殊性的意识形态，在遵循民族主义萌生、累积和爆发的一般逻辑的同时，又是异常复杂多元的。民族主义也是体现国际社会互动性的意识形态，外界压力是激发其动能的关键。为此，中国应对周边国家民族主义的最重要原则可能是以下两条：其一在于实事求是，更深入地了解当地社会；其二在于民之相交，更密切地接触当地民众。尽量适应和恰当应对周边国家民族主义是新时期中国外交必须面对的新课题，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更需携手面对的共同挑战，唯有解决好这一难题，使各国民族主义中的激进和狭隘成分得到控制，让彼此关于国家昌盛、民族富强的自我诉求汇聚到合作共赢之路上，才能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在现实中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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