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是需求端的周期性调节工具，如果使用得当，可以烫平经济波动，改善福利。但既然是周期性的调控手段，就既不宜过度使用，也不应长期依赖。支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靠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但结构性改革往往是知易行难，世界各国概莫能外。但如果老是靠刺激，经济也会出问题，就像人总是吃抗生素，肯定会影响身体健康。当然，一旦经济面临大的下行压力，政府就应当尽快加大逆周期调控的力度，稳定经济。而眼下，中国经济就处于这样的时刻。
发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现在已经快速地蔓延到全国，海外不少国家也确认了病例。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尚未将此列为全球突发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而对中国而言，毫无疑问这已经成为一场公共卫生危机。
根据现有医学知识的判断，与2003年的非典相比，这个病毒的致死率要低一些，但传播性更强。这场疫情究竟会如何演变、多久才能得到控制？可能取决于如下三个因素：一是病毒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二是科学家何时能确定病原并形成有效的治疗方案；三是公共卫生部门的工作效率。无论何种情形，现在看来，有较大概率是整个事件会持续到第二季度。
现在还没法分析新型肺炎会给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但如果参考之前我们对2003年“非典”影响的分析，可以大致明确其作用渠道。最重要的机制是担心病毒传染，自动或被动地限制人员流动：第一，服务需求减少；第二，生产、投资与出口中断；第三，失业人口增加；第四， 财政与金融环境恶化。
可以肯定的是，疫情拖得越久，经济影响也就越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做了一个“初步的评估”，认为新型肺炎可能令中国的GDP减少1.2个百分点。作为对比，2003年“非典”期间，几家大的国际投行将当年的GDP增长预测平均降低了0.5个百分点。当然，后来的结果是2003年的GDP增速比2002年还要快，但这并不改变“非典”冲击经济的事实。
新型肺炎对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出门减少，很多地方已经实施“隔离”措施，不少疫情严重的城市甚至直接“封城”，甚至有报道称，一些地方把公路给挖断了。不出门会影响消费，特别是服务品的消费，包括旅游、交通、娱乐、零售、餐饮等，加上现在适逢春节假期，影响就更大。根据美团等机构之前发布的《2020年春节假期旅游消费预测报告》，春节期间，全国酒店预订需求较平日明显增长，异地用户占比较平时上涨16%，而文博馆类景区门票销量同比增长五成。现在这些恐怕都已经泡汤。许多企业为春节假期预先储备了许多物资，这个打击就可能是双重的。
人不能出门，生产、投资都会受影响，部分地区已经宣布春节假期后推迟开学，工厂、企业推迟节后开工也是大概率事件（编者注：国务院办公厅已于今日凌晨发布关于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的通知），更何况全国两亿多的农民工，绝大部分现在都在老家欢度春节，估计大部分无法按原计划回到就业的城市。香港已经宣布二月底之前暂停所有来往武汉的高铁与航班，相信来华的外国旅客数量也会急剧减少，其中包括商务旅客，这就会影响出口与直接投资。企业经营受到冲击，必定会影响到就业。2018年全国服务业的就业人数是3亿6千万人，即便只有5%的就业人员因此失去工作，那也有将近2千万人。
消费减少、部分经济活动中断、失业率提高以及GDP增长减速，这样宏观经济形势恶化就比较容易理解。一方面，经济不好，财政收入势必减少，但同时对财政补贴的要求反而增加，这些都会导致财政赤字增加、国家财政能力减弱。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可能会大幅增加，而随着经济基数缩水，杠杆率反而会进一步上升，增加宏观、微观层面的金融风险。
不巧的是，上面这些冲击正好发生在一个比较敏感的时间点。2019年经济增长明显下滑，从一季度的6.4%回落到三季度的6.0%，普遍的预期是四季度可能会跌到6.0%以下，并且因此触发了是否需要“保六”的争论。所幸的是经济在四季度稳住了，消费、投资与生产的环比增速还出现了小幅度回升。但如果受疫情影响，2020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再次加大，势必会直接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与投资者的信心。因此，政府在努力控制疫情的同时，也应该考虑采取一些政策应对措施。
相比较而言，宏观政策的重头戏应该放在财政政策方面。关于财政政策，先要想清楚三件事情。
首先，经合组织为财政健康划过两道边界线，一是财政赤字不超过GDP的3%，二是公共债务低于GDP的60%，这两条线的关键是政府的整体资产负债表，僵硬地死守3%的赤字率，可能没有必要。
其次，中央、地方的财政要算总账，过去几年中央财政扩大赤字，但地方平台融资收缩，总体看来政府的总开支不仅没有扩张，反而还减少了。
最后，财政扩张不能总是重复“铁公机”那老一套，这次应对疫情尤其如此，宏观政策要稳增长，但更关键的是要稳民生、稳社会。参照美国在全球危机期间的做法，国务院或许可以经全国人大授权，建立一个专项的紧急“救助基金”。
具体可以考虑在如下五个方面采取一些措施：
第一，央行应该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包括增加注入流动性与引导LPR往下走。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财务压力，扩大融资规模，降低资金成本。财政与监管部门也应该支持金融机构加快处置不良资产，补充资本金，这样才能让金融机构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需要注意的是，政府不宜强制要求金融机构为困难的中小企业增加贷款，尤其不能行政命令降低贷款利率。若有需要，财政部门可以考虑为困难企业的贷款提供临时性的贴息。
第二，为新经济渠道提供各种政策支持，增加网络消费。与2003年非典时期相比，新经济形态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网购已经占到社会零售总额的20%以上，这为化解疫情冲击提供了缓冲空间。老百姓不出门，可以叫外卖，在京东、淘宝购物，甚至到网上看新电影《囧妈》。但所有这些服务仍然需要人来提供，包括加工、投递。如果政府可以为这些新经济渠道提供防护、消毒器材，甚至经济补贴，可以帮助降低疫情对消费的冲击。
第三，为中小企业提供税收等优惠，帮助它们渡过难关。许多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本来已经岌岌可危，这次受到疫情的影响，也许会让相当一部分餐饮、交通、旅游、零售、制造等领域的中小企业更加难过，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也可能遭遇很大的财务困难，但这些困难很可能都是暂时的。政府应该考虑采取一些措施缓解所有这些企业的困境，比如大规模地减免它们的税收，甚至为部分企业提供一次性的补贴。
第四，帮助受疫情冲击而失去工作的人员，特别是缺乏良好的社会保障的农民工。过去农村是农民工的蓄水池，城市经济形势好，大家都出来打工，万一经济形势不好，很多农民工就会暂时返乡。但现在这样的功能越来越弱，无论是在城市就业多年的年长一些的农民工，还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大多很难长期回乡生活。政府的帮助可以形式多样，包括帮助安排返乡，就地寻找再就业的机会，甚至提供临时性的生活补助。
最后，有针对性地增加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包括医院、学校和城市交通。这次疫情暴露出一个问题，即在大部分中部地区城市包括武汉，人均医疗设施偏少。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靠提高管理水平，但同时也应该抓紧时间补短板，多建一些医院。最近全国开始推开户口制度改革，特别是在地级市层面，将来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对于医疗、教育、交通和住房能力都可能构成挑战，政府应该未雨绸缪，降低未来公共卫生风险事件的概率。
未来疫情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政府在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对策的时候可以考虑分步走，将来根据进展渐次推出。如果在两周内疫情真的控制住了，那么只需采取一些短期的补助与减税即可，如果疫情延续较长时间甚至不断恶化，那就可能需要规模大、力度大的刺激措施。
参考文献：
Don Hanna and Yiping Huang, 2004, "The impacts of SARS on Asian economies", Asian Economic Papers, 3(1): 102-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