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向低度均衡路径收敛，是大规模工业化之后发达国家的普遍经历，现在和未来较长时期，中国将面临类似的局面，这是城市化发展和结构条件变化的必然。借助“公共政策-经济效率”的一体化协调，实现低度均衡路径上人口增长的补偿，以免人口增长长期滑出合意的均衡路径。政策次序上应以人口质量提升为先、兼顾质量提升和数量增长的再平衡，是理解中国城市化人口问题的根本切入点。
上述判断是基于发达国家人口模式的考察得出的。欧洲老牌发达国家低度均衡模式、东亚发达国家向低度均衡快速收敛的模式以及开放的美国模式，但从长期人口增长趋势看，这些模式具有一些共性因素，我们归纳为4个假设：（1）增长和发展对于人口增长的诱致效应存在递减趋势。即数量型增长的驱动力减弱，迫使人口增长向低度均衡路径演进，人口数量型扩张让位于质量型增长。（2）人口低速增长时期，存在围绕低度均衡路径的增长波动，此时的人口增长表现为补偿性增长，工业化时代的加速趋势消失。（3）社会职业群体中知识技术阶层的扩张对于人口更新率的提高具有挤出效应。（4）经济社会条件变化诱致的人口增长下降和生育意愿降低，需要公共政策提供有效补偿。
城市化时期对人口质量的重视，与分析视角由工业化阶段“从生产看待消费”转向城市化阶段“从消费看待生产”的观念变化有关。人口-消费-效率-政策相互作用的机制，在两个发展阶段有本质的区别，具体到中国城市化深度推进及其对人口增长造成的多方面冲击，本文认为，要维持中国未来的人口低均衡路径，必须重视如下协调机制：强制性政策失灵的条件下，人口政策总基调应转向民生-经济效率一体化；促进消费-投资一体化的公共政策体系；促进服务业要素化与高质量生产一体化。
经济匮乏对于发展中国家人们思维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跳出正统经济学理想模型和经济学寓言框架而采用一种更加现实的眼光观察发展历史，那么发展的逻辑应为：到了物质匮乏问题得到解决的阶段，产出扩张的思维让位于产品质量的思维，以生产看待发展的思维让位于以消费看待发展的思维，人口规模增长思维让位于人口质量提高思维。上述逻辑是结构条件变化的自然结果，这些变化包括后工业化时期城市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城市化所导致的消费者群体分化等等。这个过程中，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外部影响在人们意见形成过程中的权重逐渐增大，示范效应的主导力量开始显现。
两个阶段的思维有着显著不同。从发展经验看，由物质匮乏到中等收入阶段的工业化加速时期，资本积累、劳动力需求增加和就业的稳定性预期与较高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快速提高相一致。后工业化时期，基于物质匮乏消失的城市化过程通常呈现低增长和高成本并存的态势，城市生活费用的提高以及消费示范效应的增强，抑制了人口的较快增长。对于家庭和社会而言，孩子抚养逐渐成为一种奢侈品和投资品，对人口质量的关注超过了人口数量，并因此影响了公共政策和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由此引发了后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人口变动及其与社会经济结构条件相互作用的多种方式和结果。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参照理斯曼等（1988）的人口变动趋势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把长期人口增长的“S型”曲线分为三个阶段：传统农业社会的“人口高度增长潜力阶段”，特征为人口增长缓慢；工业革命以来的“人口增长过渡阶段”，表现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大致对应于工业化过程；“人口初期下降阶段”发生在服务业主导和后工业化时期，二战后随着发达国家城市化步入成熟，这种现象越来越显著。根据人口增长和长期趋势，发达国家人口模式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欧洲老牌强国的低度均衡和补偿模式，也就是发达经济社会对意外人口下降的有效遏制；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较为稳定的增长模式，与发达经济水平和移民政策有关；三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增长率快速下降模式。其中，欧洲强国和东亚人口模式，与我们对中国人口增长问题的比较分析和结论直接相关。
❐ 历史上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一致性：各国共性与人口统计趋势
首先看一下“S型”人口增长曲线的长期表现（理斯曼等，1988）。图1（a）、（b）和表1提供了1821-2016年间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2011年不变价美元）的HP滤波趋势，两百年的人口增长变化基本囊括了发达国家为工业化起飞准备、起飞直至后工业化的整个历史图景，呈现了“人口增长过渡阶段”向“人口下降阶段”的转换动态。这个统计概览主要是想籍此对不同国家人口增长的共性因素给出一个说明。
图1（a） 1821—2016年人口增长率（实线）与人均GDP增长率
（虚线）：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
图1（b） 1921—2016年人口增长率（实线）与人均GDP 增长率
（虚线）：意大利、日本、韩国、美国
注：图中各变量序列为HP 滤波趋势；数据来源：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数据库，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original-maddison：MPD（2018）。
表1 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 增长率（%）的长期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数据库，https://www.rug.nl/ggdc/histor- icaldevelopment/maddison/original-maddison：MPD（2018）。
其次，从长期来看，人口增长率变动与GDP增长率变化之间存在着趋势上的一致性。这种判断暗含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一些认识，如库兹涅茨（1989）就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巨大人口规模基础上的高速增长。人口的加速增长最早出现在率先受到现代经济增长影响的欧洲，欧洲人向北美洲的移居加速了该地区人口增长率的同时，也提高了欧洲人居住地区总人口的加速增长，这个过程至20世纪结束，大大低于1世纪后半叶的最高水平。总之，现代类型的人口高速增长在不同时间出现在世界不同地区，人口加速的地区是不断变换的，一旦现代增长扩展到所有地区，人口加速增长将成为常态。虑及战争和石油危机等重大事件的影响，表1把200年的人口和经济增长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21-1913）根据Rostow（1960）的理论，这个阶段中欧美列强和日本先后步入从起飞到持续增长的工业化过程，该阶段城市化率较低，主要得益于农业生活条件改善带来的人口增长。第二阶段至第三阶段（1920-1973）城市化率提高，农村人口增加的空间收缩，城市化人口增长空间打开，但是比不上农村提供的人口增长空间，此时人口质量的提高开始提上日程。第四阶段（1974-2011）是人口质量阶段。生活水平改进速度降低，城市人口数量型增长让位于质量型增长，生产型的人口观念让位于消费型的人口观念。总体印象是，与1920-1973年发达国家工业化加速阶段相比，1970年代中期进入经济减速之后，人口增长速度出现了显著的降低。因此，城市化成熟时期低速人口增长率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
表2 1800-2016 年主要发达国家城市化率
数据来源：麦迪逊（2003），表B14；Histori- 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 lonial Times to 1970；WDI。注：1800 年和 1890年英国数据口径是英格兰和威尔士。
最后，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存在诱致效应的边际递减倾向。作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我们认为各个演化阶段上人均GDP对于人口增长的诱致效应存在递减趋势：即数量型增长的驱动力减弱，迫使人口增长向低度均衡路径演进，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人口数量型扩张让位于质量型增长。作为后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重要特征，人口质量型增长这一主题的经济含义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涉及“城市化阶段人口补偿性增长”假设。在这里，我们暂就第一个假设提供进一步的数据补充和说明。强调的基本认识是：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人口增长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作为诱致效应边际递减的推动因素存在。如表2所示，除了工业化起飞最早的英国外，老牌发达国家大致在19世纪末期开始进入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时期，直至二战后结束，逐渐趋于城市化率“S型”曲线的顶端，1960-1970年代之后进入高城市化率的成熟期。沿着这条城市化率“S型”曲线，人口增长的格局如下：（1）在19世纪早期阶段，欧洲发达国家相对较高的人口增长主要是在农村地区，此时城市化率较低，经济的持续发展不仅为人口增长提供了营养改善的条件，而且也提供了广阔的农村就业空间，当这种生存空间受到压迫时，向区域外移民也成为缓解就业和生存压力的重要手段。比较而言，现代经济增长在工业化起飞至成熟过程中，为人口增长提供了较大的诱致效应。（2）随着城市化率的提升，人口增长的经济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抑制人口增长的因素，如就业机会、生活成本和消费态度等，其影响逐渐显现。传统农业社会和工业化时期为生产而生育的观念，被消费和生活质量提高的观念替代。尤其是197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化步入成熟，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使得养育变成“高档品”，一改工业化之前把孩子视为家庭生产力的观念。此时尽管生活水平和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但是人口增长的抑制因素也同样强大。
❐ 二战后发达国家城市化因素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补偿性增长假设（第2个假设）
数据来源：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数据库，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 maddison/ original-maddison：MPD（2018）。
回顾前文述及的人口增长的第一个假设——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的诱致效应存在边际递减倾向，这种说法在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得到普遍的数据支持，这个时期较之于以前更高的人均GDP和更好生活水平，只是提供了人口低增长均衡的保证。这点在欧洲老牌发达国家表现得尤其突出，表3提供的德国和意大利人口增长波动较为频繁的情景，只是为了突出低度增长均衡路径上的补偿效应，实际上，这种低度均衡路径上的增长波动在英法等其他欧洲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只是波动幅度较小。由此引申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即人口低速增长时期，存在围绕低度均衡路径的增长波动，此时的人口增长表现为补偿性增长，工业化时代的加速趋势消失。
我们依据理斯曼等（1988）和罗斯托（1960）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思想，继续针对发达国家人口变动的两个假设及其描述提供理论分析。回顾前文，人口长期增长趋势性变动的假设1，即随着工业化向更高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演进，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持续提高对人口增长的诱致效应是递减的。这会进一步导致发达国家当代城市化阶段人口增长向低度均衡路径收敛，并且高收入水平是提供人口增长补偿进而维持低度均衡路径的必要条件，这是假设2的内容。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具有丰富的发展内涵，涉及以下具有启发性的思考：第一个问题涉及不同发展阶段个体和家庭观念的变化，不同于工业化及其以前的生产观念，富裕的城市化阶段转向了从消费角度看待生育和人口增长。第二，伴随家庭观念转变的一个悖论是，追求生活质量提高导致家庭生育意愿下降，与社会总体对生产可持续的要求之间存在分歧，国家不得不借助一系列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遏制下降的人口趋势，生育问题在发达的城市化阶段发生转变，即从早期家庭负担为主变为国家负担为主，这是发达国家城市化人口问题最值得关注的变化。
❐ 理斯曼-格拉泽-戴尼模型
上文第一个问题源于理斯曼等（1988）关于人口增长与社会条件关系的看法。归纳起来，即在后工业化或城市化阶段，人们一改工业化时代以生产为中心的观念，逐渐学会用消费的眼光看待生产和产品，并变为积极的、挑剔的消费者。消费者和家庭这种心理倾向的变化源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经济社会条件的动态演进。鉴于本文目的，表4撷取了理斯曼-格拉泽-戴尼模型中（对应于人口“S型”曲线）工业化和城市化两个阶段的情景，并与罗斯托的类似思想进行比较。理斯曼等的初衷是通过人口增长不同阶段上经济社会结构条件的变化，观察社会性格和个体行为的变化机制。此处，我们综合这些启发性结论，以分析结构条件和个体行为的变化对人口增长带来的潜在影响。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1970年前后工业化加速和后工业化或发达城市化减速两个时期，阐释本文人口增长假设之于发展的理论含义。
表4 发达国家人口变动与发展阶段的对应性及发展特征
资料来源：理斯曼等（1988），Rostow（1960）。
1. 工业化支持较高人口增长率的经济社会条件。整体来看，相对于1970年代中期以后低度均衡收敛现象的发生，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普遍表现为较快速的人口增长，毋庸置疑，这种现象与工业化起飞至工业化成熟这个过程的结构条件密切相关，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发展特征及其影响方面。产出-供给导向的增长是工业化加速的基本特征，工业化的持续加速建立在资本积累之上，产品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的目的是从根本上解除物质匮乏对生存和发展的制约，这个过程中产业分工的深化和消费围绕生产观念展开，收入水平快速提高而不是消费选择多样化构成消费者的主要追求目标。也正是“生产中心”的观念，使得家庭和社会在看待人口增长的态度具有基本一致性：规模化、标准化的大生产，部分替代了个体知识技能（即通常所谓工业化只需要较低的教育水平），节约了家庭的生育和抚养成本；持续快速增加的收入提高了家庭养育能力；（至少在二战前）普遍较低的社会保障没有为社会带来更多的负担，这三个因素降低了人口再生产成本。第二，职业特征和消费行为。理斯曼等（1988）把工业化过程中个人发展的可预见性和职业稳定看作与人口增长相伴随的重要现象，这种可预见性源于分工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加速。实际上，在产出-供给导向的工业化过程中，职业的稳定和分工扩大是收入较快增长并覆盖生活成本的前提，这一点根本上不同于后现代时期服务、休闲和消费导向的发展路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中追求物品占有的消费观念也与工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方式相一致，“从生产的角度看待消费”不仅成为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也成为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基础。
2. 后工业化阶段结构条件的变化，迫使人口增长向低度均衡路径收敛。结构条件的变化以个体和家庭面临的三种压力的增强为标志：即收入改进速度下降，生活成本上升，生活节奏加快。这三种压力导致服务业和消费主导的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增长诱致效应的显著下降，直接表现为低度均衡路径上的波动，以及高收入水平上的补偿性增长（即本文假设1和假设2）。第一，发达国家1970年代中期以后普遍的经济减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均GDP增速的显著放缓发生在结构服务化和消费主导的经济社会环境之中，这个阶段最本质的特征是大规模、有组织、预期稳定的工业部门就业，被自主性、相对分散性的服务业就业替代，促使社会对人口潜力进行重新评估：即大规模、粗放型的劳动力需求下降了，代之以高技能和白领就业需求的增加，后者的再生产需要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收入改进能力支撑，这就与经济减速导致的收入增长速度下降趋势矛盾。第二，城市化阶段导致生活成本上升的压力，在需求方面表现为消费结构升级，在供给方面主要是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和城市租金成本的上升，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发达国家服务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结构升级是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尤其是科教文卫等高端消费项目比重的上升，在使得人们注重消费质量提高的同时，也迫使生育观念改变——新增人口再生产过程中由于知识积累因素的加入，在很大程度上把孩子抚养变为奢侈品，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孩子教育成本的上升恰恰是维持经济结构知识化和高端化的必要前提。联系到城市化阶段生产率和收入增长减速的现实，家庭生育意愿降低是合理的趋势。第三，生活节奏加快。不同于理斯曼等所处的时代及其“生产/休闲”二分法的时间观念，步入经济减速时代的城市化，面临着生活节奏持续加速的趋势[8]，时间资源迫使个体在工作、消费体验和下一代抚养之间进行时间再平衡，现实的情况是，这种再平衡不利于生育数量的提高。
❐ 示范效应在降低个体和家庭生育意愿上的作用：理斯曼、杜森贝利、默顿
除了上述绝对收入水平和个体自身对压力的感觉构成人口增长放缓的影响因素外，还有更加广泛的结构条件和机制强化这种意愿，它们主要与城市化阶段群体分化、社会流动性和示范效应的影响有关。这一点在表4的对比中得到了简要说明：理斯曼等对不同阶段个体观念和行为的塑造机制，分为工业化时期内部引导和后工业化时期他人引导两种机制，这种分析具有丰富的发展和人口变动含义，分析如下：
1. 个体和家庭与社会群体的关联方式的变化，推动预期和观念的变化。工业化时期群体内塑造个人意愿的机制在后工业化时期移交给多重参考群体机制。即在向谁看齐这个预期社会化问题上，个体和家庭现在拥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开阔的比较视野。这不仅与城市化所呈现出来的更大的开放和流动性有关，而且与特定发展阶段社会评价标准有关，特别是诸如与“生活富裕”相联系的标准如职业成功、道德水平等，直接左右了个体的选择方式。个人生活于社会群体中的多重参考标准的建立发挥了示范效应，杜森贝利（1969）对此给出了最为系统的深刻分析。在他那里，示范效应概念的设置是为了解释个体偏好相互依赖的心理与社会条件，这些条件与罗斯托和理斯曼等对结构条件变化的考察是一致的。
2. 由示范效应的长远影响，引出本文人口增长的第3个假设。上述消费示范效应导致的社会化预期在长期中将促使习惯和态度的变化，并最终导致理斯曼等所谓“以消费眼光看待公司（或生产）”观念的确立，这种观念本质上不同于工业化阶段“生产中心”的观念。因此，表面上看，发达国家大规模工业化之后低增长时期消费倾向和观念的变化，与收入增长速度下降等减速压力有关，深层次的推动力是社会群体的分化及群体变动。这种趋势涉及后工业化时期知识技术阶层的崛起和扩大再生产。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服务业主导和消费主导的新格局的定型，中产阶级比重扩张过程中的知识属性越来越显著，由此知识技术层再生产及其示范效应改变了个体和家庭消费行为和观念。偏好多样性及消费结构升级在结构服务化时代意味着消费行为和观念的转变具有持续的生产率和补偿效应，或者说促进“消费能力-资本深化能力-劳动生产率提高”这个良性循环在城市化阶段的持续达成，这个循环的内生动力根本上源于高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供给。个体和家庭向知识技术阶层的攀升以及维持阶层身份的愿望对生育和意愿形成抑制，也即随着知识技术阶层的扩大，人口再生产的特征由这一部分人群赋予。
总体上来看，在发达的城市化阶段，由于知识再生产机制比重的提供，不仅提高了人口再生产成本，而且消费高端化（即用于科教文卫消费的提高）对人口再生产造成了时间、资源诸方面的挤压，人口自然增长的趋势在这个阶段进一步受到抑制，生育决策越来越受到经济社会条件和价值观念的制约，于是得出以下判断：
假设3：社会职业群体中知识技术阶层的扩张对于人口更新率的提高具有挤出效应。
❐ 家庭和社会对生育和人口增长的意见分歧：运用公共政策缓冲示范效应的影响
让我们把视野继续扩大，放到家庭、群体及其与公共政策的联系中去考察发达国家人口增长低度均衡路径形成的必然性，以及低度均衡路径上增量补偿有效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在示范效应扩散和日益受到强化的城市化阶段，我们的这种想法一开始就遇到如下矛盾：即，家庭与社会对生育和人口增长意见的分歧。对此，进一步的机制和条件分析还需要暂时回到家庭和社会对供给与消费不同要求上去。首先明确的一点是，在发达国家，作为高度现代化的根本表征，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是最综合的指标。这个指标在个体层面表示收入增长和消费能力的维持，在社会层面表示生产率的持续改进与要素投入的更新。对于社会总体而言，尽管知识技术层扩大是必然的趋势，但是不论知识属性附加程度如何，总体劳动力投入维持一个合意的水平是必要的。“合意”意味着劳动力短缺不至于对持续增长带来不可逆转的威胁。
面对家庭生育意愿的下降，改变预期和缓解示范效应的影响构成公共政策的目的。仅仅从这一点上来看，发达城市化阶段的公共政策带有更加综合性的特征，它本质上不是大政府小政府的问题，而是一个政策实施有效性的问题。即针对补偿性人口增长的有效达成，至少做到低度均衡状态的可持续。由此，我们进一步得到如下推论：
假设4：经济社会条件变化诱致的人口增长下降和生育意愿降低，需要公共政策提供有效补偿。
在结构服务化过程中，经济社会条件对人口增长的诱致替代了人口的自然增长，既然如此，用经济公共政策抵消结构条件变化的冲击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需要强调两点：一是人口增长补偿的有效性问题，这种有效性立足于发达水平；二是就发达国家历史和经验来说，压力和示范效应的扩散导致家庭生育意愿下降，人口自然增长趋势让位于外部的宏观政策，这是客观必然的。由此，我们看待公共服务的眼光便发生了变化，典型的，二战后至1970年代欧洲老牌发达国家迅速提高的公共支出，根本上是为了稳定未来人口增长预期。以人口增长补偿效应的有效为目标，公共服务支出成为高度现代化阶段生产率提高、就业稳定、财政平衡的枢纽。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已经讨论过的人口增长的四个假设暗含了这样的问题：即后工业化或城市化阶段的人口增长，数量和质量哪个选择更加重要的问题。城市化过程中的群体分化和示范效应，使得家庭更易受到他人引导的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降低，不仅出于日常生活负担的考虑，也与其对后代成长和发展的期望有关。公共政策中人口数量型思维模式，无疑属于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生产中心”思维，这种纯粹立足于传统劳动力供给之上的观念，虽然契合劳动力短缺的工业化逻辑，但在城市化时代却是被误置的认识，错误的原因是没有认识到城市化是以高素质的人口为支撑并维系的。这个阶段的劳动力价值不仅要求有生存价值，更表现为一种发展属性，人口质量成为经济社会的优先选项。
❐ 现代化过程中人口质量含义的嬗变
1. 概念。为了避免混淆，首先征引罗斯（2014）的人口质量概念，这个概念随着发展阶段不同而存在变化，可归纳为两种理解——传统的和现代的，其中个体健康评价准则替代传统的个体-社会联系评价准则，可视为当代人口质量概念上的一个认识突破。
传统的人口质量提高基于个体-社会联系，这个概念流行的时期大致覆盖了人口增长S型曲线的底端和中段，即人口增长潜力阶段和人口高增长阶段。具体地，西方发达国家18世纪-20世纪20年代，人口质量的主题是健康和疾病预防；20世纪30年代，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更新了人口质量内涵，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工业化进程在全世界的扩散，使得贫穷国家日益认识到人口膨胀导致的诸多问题， 优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人口增长受到社会关注，个体可能的生育愿望受到限制，典型如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几乎与后工业化时期步调一致，发达国家在步入成熟城市化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口质量内涵再次发生变化。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一方面保留了传统责任或保证公民健康的一般条件（食品管理、卫生等），另一方面政府角色从控制群体型转变到促进个体发展型，鼓励个体进行自身的生命、生活质量管理。
罗斯把人口质量问题的考察置于个体能力和发展权利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再一次向我们表明了社会条件变化这一主题在理解人口增长趋势上的重要性，宏观发展环境的变化蕴含了决定人口变动的其他力量，个体家庭主观的生育意愿反而因此居于从属地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质量观念的意义非常重大，它涉及到社会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选择与调整，说到底就是沿着代际传递路径保证人口在教育、消费、就业方面的质量持续提高，这正是罗斯托所谓（大众高消费时代）发展政策再平衡的主旨（见表4）。
2. 人口质量与消费观念的联系。正如前文所述，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逻辑看，现代化过程中人口增长观念的转变与生产、消费观念的转变是一致的，我们把表4中隐含的思想明晰表述为这样的理念：从生产角度看待消费转向从消费角度看待生产，是贯穿于后工业化时期和发达城市化过程的核心理念，这样的理念源于群体示范效应的扩散及其对个体的影响，之后推动针对消费主导的公共政策的变化。这里的假设是相对于个体和群体的需求变化，公共政策的反应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滞后，至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假设有其合理性。
以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情景作为参照，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人口质量提升环节的缺失导致多种可持续发展问题。首先，囿于大规模粗放型工业化规模扩张的理念，发达国家的人们一般习惯于把注意力放在传统增长核算框架内思考，人口增长的政策建议往往以传统的劳动力供给为主，而不考虑这种未来劳动力的特征与成长前景。其次，与这种短视的、不顾发展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的观念相比较，发展中国家公共政策的失误最集中体现为不能为知识技术阶层的再生产提供助益，这个阶层的持续扩大连同社会流动性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人口问题上的根本区别之一。这里的意思是鉴于结构服务化不同于大规模工业化的特征，有效率的服务业乃至服务业发展之于整体经济所提供的效率补偿能力，已经不能由工业化意义上的劳动力投入所提供，否则将陷入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和增长长期停滞的困境。最后，从消费角度看待生产在城市化阶段的经济意义，主要是通过消费结构升级提供可持续的知识过程循环和人力资本积累，也就是我们前期研究中所谓消费的效率补偿，当然，这种补偿的实现，本质上与知识技术层扩大再生产具有效率上的等价性。
❐ 中国人口向低度均衡路径收敛的必然性
中国人口增长依据经济社会结构条件变化的趋势，类似于日本的情景。受到大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影响，人口更新速度将比小国更加缓慢，人口红利快速耗竭之后出现大幅度下降。当然，这种态势与普遍城市化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示范效应等社会心理都有关系。我们强调的是，在人口增长下降时期的公共政策及其实施力度，对于人口低度均衡增长的补偿效应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国进入收敛通道，2018 年中国人均GDP为9700美元，同时城市化率达到60%，根据前文发达国家人口统计规律，这是比较典型的迫使人口低度均衡增长路径发生的推力。
1. 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直至成熟阶段，人口增长趋势将呈现出向低度均衡路径的收敛。事实上，这种趋势在1990年代就开始了，伴随着改革开放深化和城市规模扩张的加速，中国人口增长率开始在“倒U型”曲线的右边部分运行。历史的相似性再度呈现，正如发达国家一度经历的那样，1950年代以来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医疗卫生的进步，推动了中国人口保持了一个较大的速度（尽管受到计划生育的控制）。但是，中国的人口“倒U型”趋势特性，是以时间压缩的工业化冲击下传统农业社会迅速解体为代价的，这点类似于日本的人口增长趋势和背景。以往支撑人口快速增长的传统生育观念，随着城市化加速受到进一步削弱。不同于日本已经处于发达水平的经济条件，中国现阶段较低的人均收入和迅速膨胀的城市生活成本，又对生育意愿施加了更为现实的约束（如图2）。也有一些学者指出，无积累的现收现付制度也会降低生育率和劳动流动率。可以推测，现阶段直至迈向高收入水平的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人口将会处于持续的向低度均衡路径收敛的状态。同时，为了避免（可能的）人口持续负增长，公共政策支持和经济效率必须同时发挥作用，这是中国未来人口-经济-社会联系的最核心的问题。
图2（b） 各国房地产价格指数增长趋势（2015=100）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 抑制生育意愿的几个重要因素。再强调一下我们对于中国正在进入低度均衡人口增长路径和效率补偿的认识。结合养老、养小、养自己这个现实，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发展阶段及相应结构性条件变了，无论是社会总体层面还是个体、家庭层面，都不可能回到曾经的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的理念上去了，由个人和家庭生育意愿保证的人口增长是基于工业化的职业稳定、收入增长和低成本预期，在城市化阶段，这一切都将因为城市集聚的示范效应和高成本而改变。不仅仅是处于阶层流动中的城市户籍居民，第三代农民工也由于更加强烈的城市认同感而受到示范效应扩散的影响。在个体身份由多样性参考群体决定的城市化时代，城市居民在“养自己”上，将会把时间、资金更多资源用于终身教育、阶层上升机会捕捉和职业竞争上，这一点在中国的大城市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大龄剩女、大龄剩男、推迟婚育即是最好的例子。中国现阶段经济的脱实向虚，把两代人的养老问题推到风口浪尖。首先，高企的房价往往耗尽上一代老年的储蓄以支持子女购房；其次，在城市化经济减速时代，高房价伴随着收入提高放缓和工作不稳定预期，致使当代人对未来养老左支右绌。虑及少儿抚养的教育和未来发展的压力，生育意愿只有在少数生活宽松的家庭才能自动发生。
3. 人口质量问题。更为艰巨的发展任务是中国必须在增量人口的素质提升和数量增长之间进行再平衡。具体到中国发展历史，这涉及如何看待过去和未来的一些重大认识问题。中国的工业化走的是设备引进的“复制”的技术进步，文献中成为“干中学”、“投中学”，这种大规模工业化的好处是可以充分利用过剩劳动力，由此，中国工业化时期的劳动力和人口扩大再生产集中于数量或粗放型劳动力投入方面。随着劳动力人口拐点出现，这种以要素粗放使用为动力的模式越来越受到边界约束。我们的前期研究把这种工业化模式的后果称为中低教育程度人力资本“壅塞”。中国使用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教育人口铸造了世界排名第二的GDP，但却不能把这种奇迹的因素复制到城市化之中，因为城市化本质是服务业主导的要素化过程，特别是劳动力要素质量的提升，是城市化可持续的关键。因此：（1）就生活质量而言，相对应于工业化的大规模、标准化，中国生活质量总体水平主要是基于物质生活的满足，即匮乏问题得到解决。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最综合的生活质量提高是立足于教育、文化等服务品消费能力提高之上的。（2）就生命质量而言，工业化时期的收入和公共服务，提供的是基本的个体健康和疾病预防，城市化阶段的生命质量的含义是上文述及的生命的自我管理等一系列事项。（3）就业能力方面，城市化阶段就业政策的目的是围绕知识技术阶层再生产的塑造，而非工业化阶段“边疆拓展”的粗放型职业增长模式。这些质量要求不是自动从工业化路径中演进出来的，而是围绕以人口质量提升再造的经济社会体系。
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结束和人口红利的耗竭是在短短40年里发生的，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从人的发展方面，国家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集中化的资源动员和物质生产而设立的。毋庸置疑，这是上文所述围绕人口质量提升再造经济社会体系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与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的低度均衡路径上人口增长补偿的条件和效果做一比较反思就会发现，在城市化阶段（或者换一种说法，在物质匮乏问题得到解决而步入富裕社会），有效激发起家庭生育意愿进而弥合社会整体和个体的意见分歧，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再次强调：虑及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再平衡的挑战问题，中国城市化阶段的人口增长不可能再恢复到以前的较高人口增长速度，实行效率-公共政策协调以发挥人口低度均衡增长的维持，这已经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了。限于篇幅，我们这里提示一下城市化阶段公共政策在人口增长补偿方面达到有效性的几个一体化问题。
1. 强制性政策失灵的条件下，人口政策总基调应转向民生-经济效率一体化协调。我们赞同罗斯托（1960）的下述思想：城市化的特征不是产品生产供给主导，而是围绕消费多样性和人的发展所进行的选择再平衡。以此反观国内关于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声音，我们只能说，以强制和说服性的办法提高个体生育意愿不可行。城市化的示范效应、城市化对人的发展质量要求的提高以及城市化的高成本，这些已经构成了最有力的客观说服。即使如此，我们认为，公共政策仍然有其巨大控制力和说服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化阶段的公共政策的作用领域集中于生活质量提升，实现民生保障-经济效率的一体化协调。这个判断的核心旨在说明这样的机制：第一，中国仍处于发展阶段，只有经济效率才能为不断扩张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支持；第二，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公共总政策的核心，本质上是为了稳定个体和家庭生活预期。效率和保障环节良性循环，有利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的平稳，这是人口低度均衡路径可持续的前提。
2. 促进消费-投资一体化的公共政策体系。这涉及城市化阶段对消费认识的改变。就像我们前期研究反复强调的那样，城市化阶段的个体和家庭消费之所以不同于工业化阶段，就在于消费结构的高端化。以科教文卫为代表的高端消费项目具有跨期性，这意味着投资和未来的收益性质。城市化阶段科教文卫等项目的消费不同于普通商品的即时性市场买卖，同时也是投资。典型如教育（无论是个体终身学习，还是代际教育投资）、医疗和社会保障投资等。消费-投资的这种一体化形式，与高度发达的城市公共服务高端化相联系，这也是高质量的人的再生产机制。
3. 促进服务业要素化与高质量生产一体化。消费-投资一体化的个体高端化倾向，投射到产业上即高端服务业发展中所蕴含的服务业要素化趋势。我们的这种认识基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如下事实，即城市化不断向成熟推进过程中，以高端服务业发展为代表的要素市场发展是新的导向，即改变了传统工业化阶段产品生产供给导向。这种认识更新的目的，即是为了进一步解释创新驱动城市化的资源配置新机制。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服务业要素化与高质量生产一体化的真实含义：城市化阶段消费-投资一体化中蕴含的人力资本和知识开发潜力，用于商品市场上就为达成高质量生产提供了可能。也可以进一步明晰如下：（1）成本-商品是工业化概念，降低劳动力成本是效率的重要途径，但是通常忽略劳动力质量提升以及人口质量的重要性，中国大规模工业化阶段就是这样；（2）要素服务化-人力资本是城市化概念，城市化的核心就是促进要素化趋势的形成，建立和巩固创新基础。
4. 促进知识技术层再生产与职业发展一体化。作为人口质量提升的标志，知识技术阶层扩张的再生产，乃至在社会群体中占据主要地位，是城市化可持续的基本前提。由此，我们认为职业发展是一个与知识积累相联系的概念，也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目标。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前期研究已有分析，这里不做赘述。
结论
立足于发展阶段转换和经济社会结构条件的变化，本文对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模式给出了一个概览，目的是通过比照找出中国人口增长向低度均衡路径收敛的一些论据。鉴于中国仍然处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发展风险的挑战，本文特别关注中国未来人口趋势中数量增长和质量增长的平衡。我们给出了中国人口向低度增长路径收敛的必然性这样一个较强的判断，并且对维持低度均衡路径的公共政策的补偿能力应予以特别的重视。可以很明确地说，为了达成新阶段发展的可持续性，在服务业要素化趋势成为必要条件的情境下，人口质量提高无疑是政策优先选项，只有这样才有望实现“经济效率-民生保障”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