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美关系恶化至两国建交以来的最差状态。虽然中国不愿意与美国全面脱钩，但在新冠疫情刺激下，美国不断砍断两国在贸易、投资、金融市场、关键产业、科技、教育等领域的联系。美国在全球打压华为5G业务并对华为实行芯片断供，强制TikTok出售美国业务，制裁多家中国科技公司，让中国在关键技术和关键产品领域深刻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不只是商业利益或技术限制问题，更是对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抑制。
由于美国已确定将中国列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基本上等同于地缘政治领域的“准敌人”，使得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压力迅速增大。面对压力，中国开始调整发展策略——从过去较高依赖外部市场和全球化的“国际国内双循环”模式，转向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内循环”模式。在此背景下，“自主创新”、“自力更生”的原则再度被赋予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一些指望在全球化之下能买来技术的观点再度受到批判。可以肯定的是，以“举国之力”谋求在一些关键产业和关键领域的突破，将成为中国未来重要的集体行动。
以举国之力寻求自主创新，中国有成功的例子。远的有“两弹一星”，中间有航天系统，近的有“北斗系统”，在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系统领域，虽然有严酷的外部封锁，但中国集全国之力，仍然基本独立地成功发展出了自己的战略系统项目。
那么，在美国推动的科技“围剿”之下，中国能否在类似半导体产业领域，再度重现“举国之力”的成效呢？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对此需要理性而客观的分析，不能以愿望来代替行动，更不能以愿望代替结果。
在看到以举国之力成功地搞出“两弹一星”和“北斗系统”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在更多的产业领域里，奋斗了几十年，投入了几万亿，仍然没有成功地掌握核心技术，没有拿到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没有形成有控制力的产业体系。汽车制造和半导体产业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汽车制造并不是典型的“国家安全”产业，中国秉持“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引进外资，德国汽车业在中国市场拔得头筹。但从实际结果看，中国的汽车产业虽然撑起了一个庞大的市场，但“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并未实现。相对于中国汽车消费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中国自主掌握的核心技术极不相称。迄今为止，中国汽车产业在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设计能力方面，都与先进国家和先进企业相差甚远，这种差距是代际差距。
半导体领域就更是如此。中国发展半导体产业的想法并非这几天才有。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在谋划以国家之力发展半导体产业；到90年代，在国家支持之下，中国在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域的产业行动就已在持续发力。几十年来，在全球化最顺利的发展环境下，中国在半导体产业投入了不计其数的资金（不严格的估计，应该有上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投入），以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政策，但发展至今，中国在半导体产业领域仍然是严重的受制于人。从华为芯片断供的例子来看，在半导体产业的高端领域，美国政府仍然能轻易地对中国进行“锁喉”。
为什么同样是举国之力，结果却完全不同呢？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认为，不同产业的市场化程度不同、全球化程度不同，“举国之力”的效果就完全不同。“两弹一星”和“北斗系统”都是战略型产业领域，其市场化程度不高。严格来说，这些战略型产业系统的直接客户只有一个——国家。这意味着，相关的产业系统是封闭的，不需要考虑成本，不需要考虑市场化竞争。因此，相关的产业虽然复杂、技术含量极高，但从包括市场在内的产业系统来说，“两弹一星”和“北斗系统”却是简单的。
但对于半导体产业来说，情况却完全不同。虽然其主要产品是小小的芯片，但半导体芯片涉及的则是市场化的开放的产业大系统。从芯片基础架构、IC设计、芯片制造、封装测试、半导体设备、关键材料等，半导体产业链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产业链，完全不是一个国家以举国之力就能搞成的，必须以合作的方式才能实现产业目标。就此而言，搞半导体芯片比搞航天系统要更复杂，它是靠着“举世之力”——集合了全世界之力才能搞出来的产品。就此而言，“举国之力”难以真正抗衡“举世之力”。
我们想强调的是，在逆全球化时代，在地缘政治压力之下，我们可能会更多地考虑举国之力、独立自主、自主创新等发展策略，从公共政策角度，这完全可以理解，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很多事情是需要“举世之力”才能干成的。我们在特殊领域中需要“举国之力”，但不能与“举世之力”相对抗。在深度全球化的时代，对二者的关系要有理性认知。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实际上，今年中央在提发展“国内大循环”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模式。就此而言，举国之力要与举世之力结合，才是有效的公共政策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