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7年以来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中国周边外交环境面临着新的挑战。2017年12月，美国政府在其官方文件中正式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和首要的安全威胁；2018年3月，美国政府挑起中美贸易争端，此后中美关系不断下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非传统安全危机不仅未能推动中美两国合作，反而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2020年5月，美国发布的《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直指中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三大方面对美国发起的强烈挑战。美国处理对华关系中的零和思维，以及在政策手段上不断突破底线的做法，影响了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所处的周边外交环境。
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周边外交环境复杂化
中国周边有不少国家是美国的盟国和安全伙伴，这在战后一直是美国在该地区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也是美国当前抑制中国影响力提升、阻碍中国在本地区发挥与自身实力相适应国际作用的重要资源。在中美战略竞争明显加剧的背景下，美国积极动员其在该地区的同盟与安全伙伴关系网络，试图助力其在本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游说更多周边国家站在中国的对立面，通过挑动周边热点问题，恶化中国安全环境，不对称地消耗中国的战略资源。
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以及压力的传导，使得周边国家也面临着比过去更复杂的艰难选择。在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前，“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本是许多周边国家的平衡外交选择，可以同时与中美两个大国在不同领域开展颇为深入的合作。随着美国对华战略零和思维的日益突显，周边国家试图在中美之间“脚踩两只船”变得越来越困难。某种意义上，美国加大对中国的战略压力，所挤压的不仅是中国的战略空间，也包括许多周边国家特别是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战略空间，压缩了他们在国际上的政策选择余地，降低了其游走在大国关系中的舒适感。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020年6月在《外交》杂志上撰文强调：“亚太国家不希望被迫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他们希望与美中双方培养良好关系。”李显龙总理的文章代表了不少亚太国家的想法和顾虑。但在美国以权力转移视角看待中美关系的背景下，其更倾向于选择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不会产生有利于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认知。
美国的战略施压不仅加剧了中国周边外交环境的复杂化，也使其与盟国的关系面临重要调整。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通过承担高昂的军事开支来保护盟国，并在经济领域受到盟国同质冲击，特朗普政府不遗余力地调整与盟国关系的连贯性政策，实质是要求盟国向美国进行更大规模和更加公开的利益输送。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盟国对与美国结盟成本收益的认识。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对盟国政策更缺乏包容性的情况下，盟国一方面可能被迫卷入美国与中国的争端；另一方面，由于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政策，在盟国需要美国的保护时，被抛弃的风险加大。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实际收益的思维，无疑会影响亚太盟国的战略考量，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盟国对美国政策支持的坚定性。
大国责任与担当稳固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信心
虽然存在具体利益上的差异，但从宏观层面上看，大多数周边国家的整体利益在于维持稳定、能够确保国际规则有序执行的地区秩序。曾经他们普遍认为美国是维护既有国际秩序稳定性的最重要力量，而中国的崛起却是冲击该秩序的重要变量。但特朗普执政三年多来的政策显示，美国政府的行径明显增大了国际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并构成对既有国际秩序稳定性的最大冲击。相比之下，在周边热点问题时起彼伏、中美贸易战持续进行、疫情对全球经济与世界各国关系形成巨大冲击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推动不同形式的经济合作，积极为周边地区提供经济、安全公共产品，致力于维护与周边国家外交政策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靠性，以切实行动展现大国责任与担当。尤其是在抵御美国极限施压方面展现出的坚定态度和应对能力，增强了部分国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信心。
后疫情时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关键性考量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后疫情时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将出现新的合作领域和合作重点。
首先，加强与周边国家非传统安全合作，逐步优化本地区安全思维及合作模式。此次疫情充分证明了非传统安全对当前国际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非传统安全合作将会成为未来国际安全合作中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推动国际安全合作理念的转变。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严峻性提醒我们，对于国家安全问题需采取更为全面与综合的视角。外国入侵、领土争端在威胁一国安危的同时，由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经济衰退、社会失序等非传统安全带来的风险或许更会成为致千里之堤于一溃的“蚁穴”，而事实上打造传统安全同盟的方式并不足以应对这些更为现实的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所凸显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对周边各国形成挑战的同时，也为地区安全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特别是它会影响周边国家对主要安全威胁来源的认知，以及提出有效应对措施的新思路。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可以联合东盟等在周边地区推进非传统安全合作，切实解决周边国家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现实关切，提升集体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能力。通过推动本地区国家安全理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安全领域的零和思维。
其次，提升与周边国家的产业链合作，增强利益融合的程度，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打下更坚实的利益基础。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及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全球产业链造成巨大冲击，也给各国以新的启示：此前的全球化分工导致供应链条过于分散及冗长，其中某个环节出现问题便会导致生产中断。除此之外，为提高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需要有备份和替代性的方案，以确保危机状态下生产的正常进行。未来，全球产业链区域化趋势加强，面对全球产业链重组，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可以在已有产业链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优势互补，通过更加紧密、深入的产业链合作，降低自身面对风险的脆弱性，提升应对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性的能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这些产业链合作，既有助于增进双方之间的利益融合，也有助于使中国更好地应对美国在高技术领域实施强行“脱钩”带来的不利影响。
最后，提高与周边国家合作的自主性，以更好地排除不利因素的干扰。随着美国对华战略思维的进一步调整，其越来越倾向于从权力转移、零和博弈的角度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本地区国家与中国的合作强化，被美国视为对其自身在该地区领导权的挑战及国家影响力的争夺，这种认知为美国制造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障碍提供了原始动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未来合作能否取得明显成效，一个关键的因素取决于双方是否有能力、有定力排除美国不利因素的干扰，这不仅取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政治意愿，也考验着双方的政治智慧。
但是，这样的政策选择并不意味着中国与周边国家联合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相反，这是为了实现双方共同利益发展，维护和推动本地区实现和平、稳定与繁荣的有效路径。避免将一切问题纳入中美权力转移的狭隘思维倾向，警惕经济合作被过度“安全化”。只有这样，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才能行稳致远，最终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