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引读
丘吉尔曾经说，一个人回顾的越远，展望的也就越远。为了帮助阿斯彭战略研究所展望美国在当前对华战略竞争中的处方，我们需要回顾之前的大国竞争。具体来说，他们给我分配了两个历史应用型的问题：
当两个大国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哪些教训?
美国应该从这些事件中学到什么来塑造其对华政策?
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在《注定一战 》中得到了详细的讨论 (2017) ，一个简洁的摘要，可能有助于分析战略和军事层面的大国关系，今天。本文从这一概述出发，随后对当前的战略和军事竞争进行简要的分析，最后提出一些具有争议和开放性的问题。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考虑五个问题：
什么才是真正的Big Idea？
地质构造式的剧变：自冷战结束后的单极时刻以来，中美的相对实力发生了什么变化？
对抗和竞争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
大国间的战争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
大国的政治家们能否找到一种方法来摆脱修昔底德陷阱？
出于对当今所谓美国优先采用的沟通方式的尊重，我以一个推特式的问答开始。
概 述
Big Idea源自于修昔底德的智慧。为什么前几届美国政府希望对手追随德国和日本的脚步；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愿望，都被颠覆了？一句话，答案是：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美国是一个巨大的统治守成力量。在美国的眼中，当崛起国威胁并可能取代守成国的时候，警钟就应该响起了。在历史上的十六个案例中,这种情况切切实实的发生了,其中十二个案例以战争而告终。正如亨利 · 基辛格所言，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最好的镜头，可以透过过去喧嚣复杂的讯息，看到当下大国关系中潜在的动态变化。
自从美国在冷战中获得胜利，大多数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所认同的单极时代到来以来，中美的相对实力发生的变化——用地质构造式的变动来形容毫不夸张。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崛起的大国如此迅速地，在如此众多的层面上，如此之远地获得如此的提升。而从来没有一个守成行为体的相对地位发生过如此戏剧性地、如此迅速地的改变。用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话来说，事情突如其来，以至于我们来不及惊讶。
对抗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吗？随着崛起国的崛起，它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到守成国已经引以为常和自以为是的地位和权限中。守成国将变得越来越警觉,并产生一定的反应。特朗普式的迂回只是一个幻觉。
战争——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如果我们向往常一样去期待历史——这可能就意味着战争，甚至引发全球冲突。但是，如果双方认识到问题的严肃性，那么战略家和政治家们就可以追随并超越前辈们的脚步。
三年来，我一直在寻找逃离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我已经确定了九条潜在的“逃避途径”——虽然没有一条我准备完全接受的。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在这个问题上，华盛顿、北京、剑桥都没有垄断的战略智慧！
可能还需要几段解释和论证。阿斯彭(Aspen Strategy Group)的成员几乎不需要再提及修昔底德(Thucydides)。作为创始人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分析了战争摧毁古希腊两大城邦的根本原因。关于那场战争，他有句名言：“正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在斯巴达灌输的恐惧，使得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是我在十年前创造的，用来诠释修昔底德的见解。修昔底德陷阱是当一个崛起的大国(比如雅典、德国)威胁要取代一个统治大国(比如斯巴达、英国)时发生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特别容易受到第三方挑衅，甚至意外伤害的困扰。还记得1914年，费迪南大公遇刺身亡，引发了一场“大火”，最终烧毁了欧洲所有大国的房屋。在危险的修昔底德动态中，误解被放大，误算成倍增加，风险的升级性也同样被放大。本来可以控制的无关事件，迫使一方或另一方作出极端反应，并引发反应的恶性循环，可能将他们拖入一场双方都不希望看到的战争或冲突中。
正如修昔底德解释的那样，这种危险的动态是由三个因素驱动的：物质现实、心理现实和政治现实。 在物质层面上， 许多守成国认为，崛起国的崛起，本身就是对自身的攻击。而心理学将感知和误解与情感和身份结合在一起ーー往往产生修昔底德所说的守成力量的“恐惧”和崛起力量的“傲慢”。(在希腊人眼中，恐惧之外是偏执，傲慢之外是狂妄。) 正如我的同事奈(Joe Nye)所指出的，当竞争对手将对方视为敌人时，这可能会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循环，在这个循环中，不管对方做了什么，都会被对方视为试图取代或压制的恶意企图。第三个驱动因素是政治。在每个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斗争中，有一条基本准则：绝不允许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侵犯你的任何权利。
国际权力结构的戏剧性转变是另外一个主题了。权力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术语，一连串的形容词使它变得更加难以捉摸。衡量权力的尺度常常引发学界的争论。尽管如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只需要三个硬性的事实就足够了。国内生产总值创造了国际力量的子结构。美国在全球 GDP 中所占的份额，已经从1950年的一半缩减到1991年冷战结束时的四分之一，现在是七分之一，并且在本世纪中叶将会达到十分之一。1991年，中国几乎没有出现在任何国际排行榜上。从那时起，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每年100亿购买力的平价速度飙升（PPP），目前已经超过了美国ーーCIA和IMF都认为，这是比较国家经济的最佳衡量标准之一。这种结构性转变的影响，体现在每一种关系的每一个方面ーー不仅仅是美国和中国，还包括它们与邻国之间的关系。贸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美国是亚洲各主要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今天，每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又是谁呢？
2015年，在“转向”或“再平衡”的旗帜下，奥巴马呼吁美国(在中东战争中)减少对“左脚”的施力，以便在未来所在的亚洲竞争中，增加对“右脚”的施力。在为这个目标鼓掌的同时，为了说明结构和变化带来的影响，我建议我们想象一下中美两国，好像两个小孩子坐在操场上的跷跷板的两端，每个跷跷板代表其GDP (PPP)的大小。当我们在讨论愿景的时候，几乎没有注意到的是，他们的双脚都离开了地面。
表2总结了，我在哈佛大学的课程中给学生们的一个问卷（如下表）。主题是：对方什么时候能成为世界第一？ 这些调查，目前有80个小项，10个大项。学生们在右边的栏目中写出他们的猜测，诸如，2025、2040，或者“不知道”等等。
图表：相关十个大项的综合问调结果
值得强调的是，战争并非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目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预防未来。哈佛大学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文件，回顾了过去500年中一个崛起的大国威胁取代一个守成大国的例子。迄今为止，已经确定了十六个符合标准的案例。档案的目的不是开发用于统计分析的数据库。相反，它是通过历史类比的分析，以阐明一个现象：在崛起和守成力量之间的动态竞争。尽管如此，其中四个没有发生战争的事实案例，支持了某种观点，即如果双方发生战争，他们的领导人将无法指责修昔底德或某种历史铁律的必然性。
在未来，避免一场战争，需要极度的谨慎，需要在预防危机和风险管理方面进行切实的合作。 我们都应该深刻反思1914年发生的事情。从更广泛的案例中得出最具体的结论和教训，这些教训归纳为五C：谨慎、沟通、约束、妥协和合作。谨慎并不意味着惊讶，比如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赌博行为。为了确保及时、安全的沟通，双方创建了“热线”。约翰 · 肯尼迪称之为“不稳定的现状规则” 。此外，这些案例突显了防止可能引发致命事件的第三方行动的重要性。
太平洋的竞赛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大课题，过于简单化的认识会引发争论，笔者谨慎的做出了对这一地区的几个关键的、重要的评估。
1. 对军事力量的考验在于在战斗中的表现。战争游戏提供了最好的指标。美国体制的一个特点是，前任官员有时候说话会更加直率。据《纽约时报》报道“在最近五角大楼涉及相关国家的十八次军事推演中，美国都以失败告终。” 这些结果使人们对美国军队的战斗力产生了疑问。”
2.最权威的公开评估仍然是兰德公司的“军事记分卡” 。如图所示,报告发现,截止2017年，在冲突的9个常规能力领域中，中国将在6个领域拥有绝对的“优势”或“均势”。报告的结论是，“亚太地区将见证美国主导地位的逐渐衰退。”
3.对美国来说，在台海或南海的军事冲突，是一个遥远的区域性的偶然事件。正如军事规划者所说，深蓝战略面临着“距离的压迫”。
4.台湾的利害关系。对中国来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美国的国防预算是全球性的。为了应对东亚的突发事件，美国太平洋司令部(PACOM)——现在的美国印太司令部(INDOPACOM)——的指挥官与其他四名战斗指挥官展开了资源、军队和船只的角力。而对方在国防现代化方面的投资，强调新技术、非对称战略和“跨越式发展”。
6. 尽管美国人自誉为所谓的“世界上最优秀的战斗力量”，但1945以来，美国又赢得了多少场战争呢？
7.为了解决关于二十一世纪大国之间战略军事竞争的问题，我们必须努力应对核时代出现的任何新的现实。在核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中，大家都没有在常规战争升级阶梯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可能，使用绝对非常规军事力量攻击对手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除了对国家行为体生存构成质的威胁。
来自中国的现实
1.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动机是战之必胜。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需要“国富民强”的统一， “强军梦”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军队将“完全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
2.虽然讲求战之必胜。但在中国传统的战略学说中，他们更加信奉不战而胜。这一学说可以追溯到孙子，他第一次认识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中国的战略家通常不是在一场决定性的战斗中寻求胜利，而是通过渐进式的步骤，逐步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像在围棋游戏中一样，胜利就是通过创造一种力量的相互关系来彰显的，在这种关系中，对手唯一明智的选择是不战而屈服。
3.在21世纪，“经济力量的平衡将比军事力量的平衡更重要。”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与两个经济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演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例子。虽然一些美国人现在敦促“游戏的开始” ，但该地区最精明的领导人已经断定了“游戏的结束” ——美国需要明白，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将成为事实。
4.相应事态的发展对中国和美国的相对地位将产生影响。stephen Bosworth的一句评论令人难忘：“在“过去” ，当出现危机或问题时，亚洲领导人经常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华盛顿会怎么想？今天，当再有什么事情发生时，他们却首先会问：北京怎么想？”
5.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是一个地方和区域概念，而非全球。尤其是在经历了屈辱和退让的历史之后。
6.中国的思维方式并不“和美国一样” ，反之亦然。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估计，中国目前的战略力量已经足以实现他们的想要实现的任何目标。
7.中国的战略思想反映了其战略文化和历史的演进。应该考虑的是长期而不是短期，把挑战看作是几十年前或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的不断发展的进程，而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好似《星球大战》中的“武力”。奥巴马的“历史弧线” ，或者俾斯麦的“上帝足迹”。
8.中国人始终坚信，他们的政府有能力制定长期的战略目标、制定连贯的发展计划、达成并对结果负责。
9.中国将技术，尤其是先进技术视为二十一世纪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通过分析美国在21世纪的行为我们发现，世界已经进入了“新时代” 。中国制造2025引发了热议。他们在技术领域引领潮流，包括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机器人技术、航空航天、海洋工程、高速铁路和生物医学等等。
结 语
总而言之，美国全球战略的能力与政策界对承诺理解之间的差距，是一个典型的“过度扩张”和战略“不匹配”的明证，构成了其他行为体不可接受的全球风险。中美必须认识到，地球在日益缩小，技术已经让两国变得不可切割。这要求双方在竞争中保持严格的克制，以确保自己的生存，并努力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安全世界” 。用李光耀的话说，中美能否找到一种全新的方式，以期共享二十一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