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出版了《风险社会》，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和风险社会的理论。贝克认为，现代社会人们面对着诸多与传统社会不一样的风险和危机，如核危机、全球变暖、基因食品等。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从现代性的视角考察了风险社会。他把风险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外部风险”，像旱灾、地震、暴风雨等来自自然界、与人类行为无关的风险；第二类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即人为风险，是由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对自然界的影响而引发的风险。如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人为事故，2003年亚洲特别是中国的SARS肆虐，再到当下2019-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世界范围内的大流行都属于此类风险。与外部风险有着确定的原因和可预测的结果不同，人为风险无论在起源上还是在后果上都有其不确定性。
如今我们就置身于这样的“风险社会”之中，那么面对风险社会中总是存在着不确定性的风险危机，人类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对策呢？事实上，面对不确定性风险，人类在选择应对危机的时候都有可能犯下“弃真”或“纳伪”的错误。所谓“弃真”就是事件风险危机是真，但人们却不当真拒绝了；而“纳伪”，则是风险危机不是真，但我们却当真接受了。考察这次世界范围内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大流行，中国在疫情初期就犯了“弃真”的错误，但令人困惑的是后来知情者欧洲和美国，差不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再次犯了同样的“弃真”错误。虽然制度不同国情不同，但面对同样的疫情，普遍都采取了“弃真”的选择。何故？
现如今我们虽然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还不清楚，但已基本上了解了新冠病毒的性质和特点：
首先这是人类未知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具有传染速度快（基本传染数R0为2-3）和病死率高等特点（如我国湖北病死率高达4.65%，欧洲如意大利更高接近10%，当然有人口年龄结构等因素）。
其次，新冠病毒对人类是“平等”的，其传染性不分地域、不分国籍、不分民族、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阶层等，人人面前平等。
再次，新冠病毒疫情变化轨迹在前期、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这种增长具有潜伏的欺骗性和迅猛的爆发性特点。对于“欺骗性”的特点，常会引述一个故事来说明：话说古代某国一位大臣献给国王一幅精美的棋盘，国王甚喜。为表达谢意，国王答应满足臣子一个要求,于是臣子说：“尊敬的陛下,就请您在棋盘上放一些米粒吧。第1格放1粒米，第2格放2粒米，第3格放4粒米，然后放8粒，16粒，32粒……一直到第64格。”国王听了大笑，心想我粮仓大米无数，你这小小的愿望算什么。然而，不幸的是国王的大米远在没有放够棋盘的64格之前，国王的粮仓就彻底倾空了；对于“爆发性”的特点则以另一个故事提问示人：话说一个生长着荷花荷叶的池塘，每天荷叶都在增长，第1天是一片荷叶，第2天是两片，第3天是四片，到第29天时，荷叶覆盖了池塘的一半，请问还需要多少天荷叶才会长满整个池塘？答案是只需一天。
因此，我们看到新冠病毒对于各级政府和民众不仅是全新的，其潜伏性特点更是会麻痹和欺骗政府和民众（如疫情初期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都存在着轻视和漠视的反应），而爆发性特点则令所有准备措手不及猝不及防（无论是疫情首发的武汉还是后来的西方如意大利，疫情大爆发瞬间摧垮了完好的医疗体系）。
我们不妨简略还原这次武汉疫情认知和决策的过程。2019年12月30日武汉医生做出疫情警报，1月8日国家卫健委正式宣布确认新型冠状病毒，16日中国研发的检测试剂送至武汉，在此期间两拨专家下武汉诊断疫情都得出了比较“乐观”的结论，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发声明确疫情“人传人”，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随后政府下令总动员全民抗击疫情开始。在疫情事件全程复盘清楚之后，普遍认为从12月30日到1月23日封城20多天里，固然各级政府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武汉错失了控制疫情的最好时机，这实际上是一个“弃真”的决策过程。
那么是如何“弃真”选择的呢？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完全搞清楚疫情本身是需要时间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性质和特点是一步一步搞清楚的。搞清楚是决策者能够做出正确决策的必要条件。其次，在事态未清楚过程中，政府决策者要在不确定的情形下做出选择。面对着疫情的不确定性，决策者需要做出判断，如果疫情是真的但我们选择不当真即“弃真”，那么后果可能是人传人，疫情爆发导致死亡，引起恐慌；如果疫情是假的但我们选择当真即“纳伪”，即刻采取措施封城那意味要放弃一年一度的两会（政治任务），放弃蓄势待发的火爆春节消费（经济任务）、放弃民众旅游度假探亲访友的春节喜庆生活（社会祥和），最终可能民众怨声载道经济社会崩溃。所以对于政府决策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两难选择。
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宁愿会抱着侥幸心理“弃真”，也不愿意放弃已经规划好的美好生活，如在武汉城内疫情人传人的信息满城风雨之时的1月18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仍然如期举办“万家宴”。在这种情境之下，各级政府部门更倾向于不放弃明确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而接受专家团队的“可防可控”“有限人传人”的结论，最终做出了“弃真”的选择。
再来看西方世界各国疫情的发展变化。按理说对于后发的西方世界疫情不会重蹈覆辙，因为一方面有中国“弃真”失误的经验教训在先，另一方面也有世卫组织后来的结论：中国疫情有效防控不仅为世界各国争取了时间，而且防控和治疗疫情的成功经验值得各国借鉴。但令人遗憾的是结果大家已经看到了，西方各个发达国家还是不幸纷纷在疫情面前中枪倒下了。人们不禁会问，西方社会面对已经确认的新冠病毒传染疫情，为何还会犯下“弃真”的错误，这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不可否认，西方社会对我国成功的防控经验存在着意识形态上“傲慢与偏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西方政客们振振有词的不屑：“我们民主国家将人权和自由看得很重，我们不可能实现像中国那样的管控程度。”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事实是，这是风险社会中面对不确定性的风险危机，各国政府根据自身国情权衡利弊选择的结果。2月下旬意大利疫情局部爆发，意大利防控遭到抗议“要自由，不要戴口罩”；英国首相3月12日为坚持其自由主义原则而一度选择“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防控策略；法国为政治选举隐瞒疫情不报（前卫生部部长布赞曾在1月份就对总理做出了专业性的预警，但为了政治选举政府不得不隐瞒事实）；德国不愿过多干预采取佛系防控，失效后3月18日默克尔发表了全国防控动员令讲话；美国这次疫情决策更是被动。美国今年是选举年，也是特朗普实现其“美国再次伟大”施政方略实现的关键一年。所以一开始美国政府对疫情就是持无视轻视的态度。1月23日美国境内确诊了第一例新冠肺炎，进入2月美国多名高官以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伯尔为代表对疫情严重性知情不报却私下抛售股票。决策者把疫情定位为“大号流感”不足挂齿会“奇迹般地消失”，至到3月13日疫情爆发无法掩盖，特朗普才宣布进入应对新冠病毒紧急状态并赞扬中国的抗疫和向美国分享数据的合作。然而3月17日却话锋一转为缓解国内疫情压力特朗普抛出了“中国病毒”甩锅论，最后3月19日特朗普为集中权力发表“战时总统”讲话，从1月23日确诊第一病例到3月13日进入应对疫情紧急状态，历时50天，这就是美国面对已知的疫情现实一步一趋被动地选择决策过程。要知道，欧洲和美国是在世卫组织已明确把新型冠状病毒列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是在中国与世界各国分享了经验教训之后，犯“弃真”错误的。
在整个决策过程中，西方社会都在防控疫情与民主政治选举、与保持经济繁荣、与民众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着尖锐矛盾，存在着两难选择，最后是综合权衡各种利弊不得已的选择结果。
在人类面对不确定性的风险危机时，似乎存在着选择“弃真”的必然性，因为在人类认知过程中“弃真”的代价是远期的、且仍有不确定性，而“纳伪”的代价则是眼前的、明确可计算的。所以，各个国家虽然选择“弃真”背后的具体原因很不同，但选择的机制是相同的，最终都是一番权衡利弊之后选择“弃真”的结果。
面对此次疫情，可圈点的是中国在武汉疫情大爆发之后，及时汲取了经验教训，迅速组织动员各方力量遏制了疫情在湖北省以外其他地区的重蹈覆辙。虽然在这次全面防控疫情过程中，也不免又犯了“纳伪”错误，如一些没有疫情的地区唯上负责一刀切式地严防死守，让民众失去了正常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各级政府也在不断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调整政策，谋求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回复正常生产生活之间的政策平衡，在失误试错中不断地反思和纠错。如今中国疫情防控和治疗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开始有能力向国外其他疫情严重国家伸出援助之手，彰显大国担当。
这次新冠病毒或许是人类这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疫情灾难还在继续。也许人类身处风险世界，不可避免地犯下“弃真”或“纳伪”的错误，但重要的是人类需要直面我们身陷其境的风险社会，需要对我们人类行为进行反思和纠错，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之下，新冠病毒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人们需要摒弃前嫌、放下“傲慢与偏见”，携手并肩，休戚与共，打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