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问题都是逻辑问题。理解新冠肺炎疫情与抗疫策略亦不例外。本文无力讨论新冠肺炎的医学特征，但从社会科学角度看，决定一种传染性病毒的关键指标是传染率和死亡率。
凡是传染率低的病毒，无论死亡率高低，都不会酿成重大危机，因为病毒会较快消失。一种传染率高的病毒，若重症率和死亡率较低，就像在美国、中国秋冬季盛行的普通流感，一般也不会引发重大危机。普通流感传播范围固然广，但危害不那么重。但如果一种病毒不仅传染率高，而且重症率和死亡率较高，就会引发重大灾难。特别是，如果再叠加潜伏期较长、最终病死患者的存活期较长这两个特征，人类在应对疫情上就会面临巨大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就有着这样的特征。
“群体免疫”方案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吗？
2020年1月底、2月份，当新冠肺炎疫情主要发生在中国境内时，由于起初死亡率的数据并不明朗，欧美国家甚至有一种论调，认为新冠肺炎不过是一个“大号的流感”。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上旬的演讲中，甚至还把新冠肺炎跟流感相提并论。流感及其并发症每年导致约36000名美国人死亡，为什么要担心新冠肺炎呢？特朗普讲这个话的时候，美国的确诊病例还不到500人。实际上，特朗普当时的认知，是他所获得的外部信息和美国疫情还不严重这两个因素共同塑造的。
而英国的应对策略，起初也受到了他们错误认知的影响。3月12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在讲话中说，“患者数量将急剧上升”，“更多家庭将会失去他们心爱的人”，但他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抗击疫情策略，反而认为多数英国人会被感染，而这将是英国人战胜病毒的主要方法。这就是所谓的“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
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爵士（Sir Patrick Vallance）开始就是“群体免疫”法的倡导者。他说，群体免疫在长期中是最有效的策略，但前提是需要60%的英国人感染这种病毒。当足够多的人感染这种病毒并具有免疫力之后，病毒就会停止传播。这样，英国就能构筑了再也无法被病毒突破的防火墙。这种说法听起来耳目一新。
然而，只有当死亡率很低时，比如低于0.5%，“群体免疫”方案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当死亡率很高时，“群体免疫”的代价是任何社会无法承受的。到2020年2月底，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死亡率还不明朗。按照中国官方数据，湖北以外省份的死亡率略低于1%。考虑到许多病毒在传播过程中效力会减弱，加上英国的经济和医疗条件更好，“群体免疫”法可行吗？
但几周以后，当欧洲国家的死亡率数据披露时，“群体免疫”法就彻底破产了。按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数据，截至北京时间4月10日早晨8点，6个欧洲发达国家的死亡率已经超过9%，其中意大利高达12.7%，英国高达11.6%。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教授较早时曾估算，根据他设定的模型，英国的疫情死亡人数可能高达25万。这已经是一个很惊人的数据了。
但是，如果真的实行“群体免疫”法，英国6600万人口最终实现60%的感染率，即便按照5%的确诊患者死亡率计算，最终死亡人数将高达150万！这将会是一个导致政府垮台、社会崩溃的数据，结果将是整个英国社会的哀鸿遍野。
为了避免恐慌，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Matt Hancock）后来马上澄清：“群体免疫既不是我们的政策，也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保护生命。”约翰逊首相的再次公开讲话也明确表示，鼓励个人呆在家里，反对聚集性活动，并开始实行关闭学校、关闭非必要经营场所等措施。
一句话，英国的抗疫政策从可能的“群体免疫”法迅速转向了“封锁”（lockdown）和“隔离”（isolation）政策。当然，民间的一个猜测是，约翰逊公开讲话的目的，就是要让英国人引起高度的警觉，实行主动的自我隔离，从而为英国后续的抗疫政策做好铺垫。
疫情从无到有或者说疫情的源起及其控制，是一回事；疫情已然发生并大规模扩散及其控制，是另一回事。既然疫情首先发生在武汉，那么中国既面临着第一个问题，又面临着第二个问题，但这两个问题是不一样的。
就第一阶段的问题而言，我们至今仍然有很多事实与真相尚不清楚，这方面的反思与总结仍然是不够的。从政府到社会，从医学界到社会科学界，我们还需要做很多事情。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需要在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实现体制改善，促成社会进步，防止未来可能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可能还需要直面国际社会的质疑，惟有客观的数据、可信的逻辑、诚恳的态度才能帮助中国赢得更多的信任。
就第二阶段的问题而言，面对疫情的大规模暴发和扩散，中国于2020年1月20日正式拉响警报，整个国家开始进入紧急状态。我们先是经历了确诊病例数的爆炸性攀升，比如2月13日一天确诊数就高达15000例，而后局面逐渐受到控制，新增确诊病例数从2月19日起基本上回落至每天1000例以下（2月23日仍然为1500例），3月7日起每天境内新增病例基本上回落至100例以下。截至4月10日早晨，中国官方公布的确诊病例数为83000余例，死亡人数为3300余例。目前，中国本土新增病例数量已经不多，主要压力来自于境外输入病例，以及防止可能的反弹。
这样，中国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终于基本控制住了疫情。我将这套抗击疫情的中国方案总结为政府主导型的全封闭全隔离模式。这种模式有四根支柱：
第一，在疫情高峰期，政府坚决采取封城、封村、封校、封厂措施，目的是通过全封闭实现人与人的全隔离，从而在根本上阻断病毒的传播链条。
第二，医疗卫生系统全面动员，努力救治患者，最终实现“应收尽收”，包括为重症患者提供充分救治，为轻症患者提供隔离、医学观察和辅助治疗。
第三，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密切接触者、疑似病例、疫区旅行者的隔离观察，包括医院隔离、集中隔离点隔离和居家隔离等。
第四，中央政府统筹协调，调配各种医疗资源，包括快速建设专门医院和方舱医院，以及组织各省市医疗卫生系统对湖北各地市进行对口支援。
在疫情高峰期，中国的这种抗疫模式产生了显著成效，既做到了用两个月基本控制了疫情，又做到了将湖北以外省份的死亡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上。
既然抗击疫情的中国方案是有效的，那么，当疫情开始肆虐全球后，其他国家是否应该“抄作业”呢？所谓“抄作业”，就是复制中国抗击疫情的模式和策略。
但问题是，这种全封闭全隔离的抗疫模式成为可能，跟中国后全能主义的政治社会模式是分不开的。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政府拥有极大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比如，随时根据需要设定车辆和个人出行的管制规则；政府掌控着巨大的经济资源，特别是直接控制大量优质的公立医院，以及拥有随时建设临时应急性医疗机构的能力；政府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网格化管理能力，这能够保证管控措施在每个城市社区和自然村、每个企业和单位得以落实；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高度一体化的控制协调能力，比如能够直接安排外省医疗资源支援湖北等。
这样一分析，你就会发现，中国这份“作业”是许多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和西式民主政体的国家既不能抄，又不想抄的。不能抄，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从来就不拥有这样的权力和资源。不想抄，是因为这种全封闭全隔离模式容易导致经济社会的全面停摆。当然，在疫情高峰期，控制疫情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所以，当时采用全封闭全隔离模式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毕竟导致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停顿。学校、商场、饭店、公司、工厂长期歇业，许多员工无班可上，学生无法到校上学。这种抗疫模式注定是无法长期持续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2月21日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就强调“抗疫要尊重市场秩序与权利秩序”。
按照目前的全球疫情趋势，在人类发明疫苗和对症药物之前，全球主要国家可能不得不考虑如何跟新冠肺炎疫情长期作战的问题。问题是，当中国解除全封闭全隔离模式之后，如果疫情出现零星和局部的反弹，中国又该如何抗击疫情呢？中国能否走出一条新路——既能有效控制可能多发的小规模疫情，又能尽可能恢复经济社会的正常化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问题。
东亚地区的抗击疫情方案
从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路径来看，中国大陆的周围地区首先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出乎意料的是，跟欧洲国家相比，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日本在这波疫情中的感染率数据和死亡率数据都相对较低。尽管东亚地区的首发病例要远早于多数欧洲国家，但东亚地区的防控局面总体上做得更好。
比如，台湾地区的第1个病例出现在1月21日，但直到3月18日才出现第100个病例，截至4月10日早晨，仅有380个确诊病例。再比如，日本1月22日首次出现两个病例，2月21日出现第100个病例，目前确诊病例为4667个。又比如，韩国尽管目前确诊病例超过10000人，但经过2月底、3月初的高增长以后，韩国很快就将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到了100人以内。
总体上，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大致代表了东亚地区抗疫的三种类型。台湾地区在这一轮抗击疫情中表现不俗。考虑到人口不及台湾地区三分之一的丹麦、挪威、瑞典等国确诊病例已经高达5800-9000多人，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人口数量超过德国的日本，目前确诊病例不到5000例，而德国已经逼近12万例。当然，许多人担心日本是否正在进入快速暴发的通道。韩国起初被认为是一个管控措施滞后、局面一度失控的国家，但仅仅用了两周，韩国就将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控制到了100以内。人口数量跟韩国具有可比性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国的确诊病例数已经位于6万至15万例的区间。
尽管中国大陆以外的东亚地区在抗击疫情的具体做法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行事逻辑其实是相似的。跟抗击疫情的中国大陆方案相比，台湾地区、日本与韩国的抗疫模式可以总结为四条主要经验：
第一，认识疫情的严重性，尽早采取行动。武汉疫情发生以后，跟欧美国家的“看客心态”不同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对中国大陆的情况更为了解，也有着更强的威胁感知。比如，台湾地区1月中旬就派出两名防控专员赴武汉进行调查，随后马上着手安排应对措施。
第二，及时检测相关人群，锁定患者并加以有效救治。比如，韩国在2月底、3月初遭遇了疫情高峰，随后就进行了大面积的检测。到3月20日为止，韩国对大量有症状者、接触者和相关人群进行了检测，检测比例高达总人口的千分之六。这样，就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锁定确诊病例和排除疑似人群。
第三，建立非常时期入境者等移动人口的追踪档案，及时发现密切接触者。一旦发生疫情，就可以追踪到相关人群，安排相应的检测，以及执行或建议相关的隔离措施。
第四，倡导个人的自我隔离，部分实行社会隔离政策，以及采取其他辅助性措施。这里的辅助性措施包括设置热线电话答疑解惑，为生活有困难的老人提供生活救助，以及为隔离者提供生活协助等。
2020年3月，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台湾在抗击疫情上为世界树立了榜样”；《纽约时报》的调查报道则试图回答，“韩国是如何抑平新冠病毒曲线的？”；福克斯新闻网这样问，“日本为什么能避免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暴发？”这些报道都说明，到3月份为止，东亚地区的抗疫方案和经验已经引起了欧美主流社会的关注。
为什么东亚地区做得更好呢？一个直接原因是，在武汉的疫情风暴期，他们要比欧美国家更了解中国大陆正在发生什么。另一个直接原因是，亚洲四小龙与日本要么有过2003年SARS疫情的经验与记忆，要么最近有过处置重大疫情的经验。比如，韩国2015年就出现了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疫情，该疫情导致186个确诊病例和36个死亡病例，隔离人群超过10000人。
当然，东亚地区的抗疫成效也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社会条件有关。这里最重要的三个社会条件是政府能力、社会自治能力和医疗能力。过去，东亚地区以“发展型政府”著称，这意味着东亚社会普遍拥有比较强的政府能力。当重大的公共危机到来时，这种政府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东亚社会的自治能力也很重要。这些地方普遍拥有比较发达的市民社会与自治性社会网络，公民素质较高，守法意识和规则意识较强，具有良好的自我保护意识，并且还具有邻里互助的社会传统。这就有利于在政府作为和公民作为之间搭建起一个良性的互动网络。
当然，医疗设施与医疗能力同样非常重要。以千人病床数量来衡量，日本、韩国的数据是全球最高水平，分别高达13.4张和11.5张，而欧洲最高的德国也仅为8.3张；台湾地区的千人病床数量是5张左右，略低于法国，但显著高于美国、英国约3张的水平。
所以，此次东亚地区的出色表现，既有正确认知、及早准备和抗疫经验方面的原因，又离不开政府能力、社会自治能力和医疗能力这个“铁三角”。两者共同决定东亚地区能够把新冠肺炎疫情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都控制远低于欧洲国家的水平上。
有人可能会说，东亚地区的做法不过向中国大陆“抄作业”而已。是否真的如此呢？比较中国大陆方案和东亚地区方案，我们会发现，两者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那就是：认识疫情的严重性，政府积极作为，尽早检测与锁定患者并进行救治，对疑似病例和接触人群采取隔离措施，同时倡导个人社会行为模式的改变。
即便如此，两种方案的差别仍然很大。中国大陆在疫情高峰期采用的是全封闭全隔离模式，属于抗击疫情的激进休克疗法，管理方式上起初对潜在病毒携带者和普通民众不加甄别地统一封闭隔离，较为粗放。而中国大陆以外的东亚地区从来没有实行过全封闭全隔离模式，而是尽可能维持经济社会的基本运转，同时通过检测和其他技术手段锁定患者和密切接触人群，并对其进行必要的检测、救治和隔离。所以，东亚地区的抗疫模式更接近于“精益管理”，他们试图通过快速检测和技术追踪及时甄别、锁定潜在患者与患者。这就做到了既能有效抗击疫情，又能实现对经济社会运转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就具体管控措施而言，东亚地区的方案也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当疫情变得更为严重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7日宣布东京、大阪等多地进入紧急状态。这意味着日本抗疫措施的进一步升级。
而对中国大陆来说，进入3月份以后，随着复产复工复学被提上议事日程，疫情高峰期的全封闭全隔离模式已经行不通，经济社会正常化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目标。这意味着中国必须要对抗击疫情的管控模式进行调整。那么，能够更精准地锁定潜在目标同时经济社会生活更具自由度的东亚地区方案，是否可以成为中国下一步的借鉴呢？
如果说疫情初期，东亚地区部分地向中国大陆“抄作业”，那么疫情进入中场以后，中国大陆是否可以放下身段，部分地向东亚地区“抄作业”呢？在管理学上，这完全不涉及所谓的“面子”问题，这种做法被普遍地称为“模仿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
欧美国家的错误认知与政策转向
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确实让人大跌眼镜。目前美国确诊人数已经突破45万，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的确诊人数已全部超过11万，英国的确诊人数已超过6万，人口规模较小的比利时和瑞士的确诊人数都已超过2万。就死亡率数据来说，目前欧洲六国的死亡率已经突破9%。无论疫情是如何源起的，可以肯定的是，欧美发达国家过去两个月里上演了一场疫情防控的“大败局”。
如今，西方主流媒体纷纷指责欧美国家政治领导力的缺乏、官僚体系的反应迟缓，以及民主政体的制度掣肘和党派斗争妨碍了他们对疫情做出及时的应对。《华盛顿邮报》最近的长篇报道称，从白宫到美国疾控中心的政治失败，导致了美国错失了控制这一重大疫情的机会。
单就政治领导力而言，历史经验表明，当一个社会面临一场非常罕见的重大危机时，政治领导力往往都是非常稀缺的，因为很少有人时刻准备着要应付百年不遇的突发危机。而这种关键时刻一旦到来，就要求政治家做出快速反应，形成准确判断，克服重重阻力，采取果断行动。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政治家能够做到这一点——无论在何种体制之下。
现在回头看，欧美发达国家应对疫情扩散的早期失误，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首先是政治家的认知问题，就是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性和跨国扩散可能性的估计不足。2020年2月，中国疫情已经非常严重。但当时我在美国观察到的现象是，英美主流新闻媒体普遍抱有一种“看客心理”：“这是他们（中国）的事情，不是我们（欧美）的事情。”考虑到多数欧美国家过去几十年里不像中国一样经历过SARS危机，大规模的传染性疫情主要出现在好莱坞大片中，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美国股市甚至还在2月中旬创出了历史新高。
所以，从新闻媒体到政治家，从官僚体系到普通民众，没有人为这一次百年不遇的重大疫情做好了准备。直到3月上旬，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一直认为，美国形势不错，疫情“可控”（under control），甚至指责媒体人为制造恐慌。客观地说，欧美国家的政府、媒体和医学界，根本没有足够重视当时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没有准确地评估这场疫情的严重性，从而形成了他们的错误认知。
其次是政治家的目标多样性。抗击疫情固然是他们的政策目标，但当疫情变得真正严重之前，他们往往需要兼顾其他目标，比如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和就业稳定等。特朗普总统不仅一直以美国最近几年的经济数据和股市表现为傲，而且他还面临着11月份总统大选的压力。如果特朗普宣布美国出现重大疫情，不仅意味着金融市场的牛市终结，而且还意味着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其实，包括约翰逊在内的欧洲政治家也面临着类似的结构。
最后是政治家的约束条件。欧美国家的政治家往往面临更多的外部约束条件。从宪法约束到国会制衡、再到新闻媒体的监督，欧美政治家们不仅在处置危机时不容易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足够权力，而且还时时需要在各种场合为自己的决定和策略做辩护。如果一个国家只是面临可能的重大威胁，但当这种威胁还没有实际发生时，几乎没有哪一个总统或首相能够宣布实行“封城”或“封锁”（lockdown）政策。无论关于紧急状态的法律条款是怎样规定的，在政治实践上，只要问题还不够严重，而只是医学专家或新闻媒体预见“问题将会变得非常严重”时，政治家们就无法在国会、在反对党或在社会公众那里获得足够的支持来采取他们认为正确的行动。比如，特朗普1月底决定实施中美之间的旅行禁令时，就遭到了部分国会议员和媒体的批评，更不用说再实行进一步的限制措施或隔离政策了。
此外，还以美国为例，总统的权力主要集中来联邦层面，他很难直接管控或干预州一级的具体抗疫措施和医疗救治。美国联邦政府能够直接掌握的医疗资源非常有限，主要是美国军方的医疗资源。这也是特朗普把两艘美国军用医疗船开到东、西海岸的原因。在具体政策上，特朗普甚至连试图限制3M公司的医疗产品出口都不一定能做到。所以，这些约束条件就注定了欧美国家的抗击疫情，不可能是中央政府高度管控的模式，而只能依赖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政府与企业的合作。
正是因为这种种问题导致了欧美国家错失了防控疫情的最佳时机。结果是，这些国家不仅出现了感染和确诊人数的爆炸式增长，而且还出现了较高的死亡率。为什么欧洲发达国家会出现高死亡率呢？除了新冠肺炎病毒本身的“毒性”，这些国家的高死亡率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人口的老龄化结构，二是患者激增和医疗资源有限导致的“踩踏效应”。
从现有数据看，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之后更容易面临生命危险。纽约市的数据显示，80%以上的死者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而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恰恰是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从新冠肺炎的规律来看，可能有不到20%的患者会演变为重症。如果重症患者得到有效救治，死亡率就能得以控制，但当患者剧增对医疗资源造成的“踩踏效应”时，就会出现较高的死亡率。这种患者数量与医疗资源的紧张关系，恰恰是导致高死亡率的关键。
直到2020年3月中旬，当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疫情已经成为一场社会灾难，欧美主要国家的确诊病例数急剧攀升时，这种局面才开始改变。欧美发达国家的抗击疫情政策终于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向。真实的危机一旦降临，欧美国家就开始了快速行动。目前，尽管各国具体政策不同，但他们的主要措施可以被归为两大类：
一方面是整个政府机器开始快速开动起来，采取多种措施来抗击疫情。具体做法包括推广大规模的检测，提供便利的检测通道，医院收治重症患者，居家隔离轻症患者，加快包括口罩、防护服、呼吸机、重症监护室、临时医院在内的医疗物质或设施的生产或建设，颁布疫区普通民众居家隔离和非必要不外出的行政命令，关闭学校、体育场馆、娱乐场所以及综合性商场等。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要尽快控制疫情。
另一方面是许多国家都推出经济刺激和社会救济计划，主要包括降低基准利率，为中小企业和大企业提供贷款与进行“输血”，定向扶持航空、旅游等受损严重的产业，为全民或中等收入以下家庭提供一次性补贴，甚至为企业提供员工薪水补贴等。以美国为例，3月27日，美国一举推出了高达2.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与社会救助计划，其中直接为美国家庭和个人提供的一次性经济补贴就高达2900亿美元。
这一危机时刻的快速救助方案反映了美国政治的一个有趣现象。当平安无事、岁月静安时，首都华盛顿经常是两党互斗，互相扯皮。而一旦美国面临严重危机，两党突然就会变得步调一致，国会能够以超快速度通过总统提交的经济救济法案。所有这些，就是要把疫情对美国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防止疫情带来进一步的次生灾害。
从疫情数据来看，尽管目前欧美主要国家的每日疫情新增数仍在高位徘徊，但好消息是，确诊病例的增速已经开始下降。按照目前的趋势，我的一个乐观估计是，包括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英国在内的欧美发达国家可能会在未来两三周内控制疫情的快速增长势头，五月份经过巩固，六月份也许能够恢复经济社会的基本正常化。当然，此次重大疫情对欧美发达国家方方面面的影响，一定要比我们今天能够想到得更为深远。
有人说欧美国家疫情变得如此严重，主要原因是他们浪费了两个月时间，没有做到及时跟中国“抄作业”。这种说法当然有些道理。由于起初对于疫情的错误认知，欧美国家没有及时做好准备和采取应对措施，导致了本国疫情的失控。但就抗击疫情本身的模式来说，欧美发达国家后来抄的“作业”更接近东亚地区的抗疫模式，而不是中国大陆全封闭全隔离的抗疫模式。
3月中旬以后，欧美国家的政府就普遍采取了积极的作为，但他们的做法是渐进的、根据疫情进展逐渐调整的模式，而非激进休克疗法。他们开始大规模地投放试剂盒，安排非常便利的检测，来精准地锁定患者，然后对重症患者进行积极救治，要求轻症患者进行隔离。当疫情数据进一步上升以后，欧美国家对重点城市或疫区还采取了关闭学校、商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的封锁政策，并要求居民自行居家隔离，努力做到“非必要不外出”。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公共交通系统仍然维持着正常运转，食品和超市的销售与配送系统仍然运转如常，支持社会运转的市场力量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此过程中，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欧美发达国家在科技和组织方式上的创新。比如，拿美、英两国来说，科研机构和医药公司在几天内就对新冠肺炎核酸检测试剂盒做了多次技术改进，最终实现检测的准确率越来越高和检测的时间越来越短。再比如，美国白宫跟几大超市合作，在遍布全国的超市停车场建设了车主不下车就能实现快速核酸检测的通道。这就避免了大量潜在患者涌向医院可能导致的“踩踏效应”和互相传染效应。所有这些都是抗击疫情的创新做法。
更重要的是，如今欧美国家的主要生物科研机构、大型医药公司和大学病毒实验室已经快速运转起来，他们试图实现第一时间完成病毒疫苗与对症药物的研发。当然，要在短时间内完成疫苗或对症药物的研发并不容易。但是，考虑到欧美发达国家一流大学和大型医药公司的科研实力，如果人类有朝一日能成功研发疫苗或对症药物，那么这些国家还是更有可能首先完成该领域的技术突破。而一旦未来疫苗或对症药物研发成功，疫情就会迎刃而解。
如果说欧美发达国家在疫情初期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判断失误、行动迟缓和领导力的缺失，那么自3月中旬以来，这些国家表现出来的更是危机意识、内部协调和卓有成效的行动。当然，这种政策调整的结果得到显现，大概还需要两三周左右的时间。
顺便说一句，随着3月份欧美疫情的大规模暴发，中国国内舆情竟然出现了转向。民意从2月份普遍的反思和追责心态，开始产生巨大的反转，变成了某种暗自庆幸的心态——“我们还不错”，“否则，就成了意大利”。甚至还有网友开始以“看戏不嫌事大”的心态来评判欧美国家的疫情。但实际上，欧美的疫情越严重、时间拖得越久，中国的进出口市场就越难实现正常化。进一步说，如果欧美国家的疫情继续恶化和升级，那么中国跟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也一定会受到更严重的负面影响。
发展中世界即将到来的疫情风暴
当欧美发达国家抗击疫情的曙光若隐若现的时候，发展中世界的苦难岁月才刚刚开始。从全球范围内看，新冠肺炎疫情呈现梯次传播的模式。如果说东亚是全球疫情的第一波，欧洲和美国是第二波，那么接下来，发展中世界将是全球疫情的第三波。从3月份到4月初，当国际主流新闻媒体的头条被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的疫情消息占据的时候，许多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疫情其实正在快速进展。截至4月10日早晨，土耳其确诊人数已经突破42000例，巴西突破18000例，俄罗斯突破10000例，印度已经超过6200例，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都已经超过4000例，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都已经超过3000例，乌克兰和埃及位于1700到1900例的区间。
根据这些数据来推断，2020年4月到5月，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以外的亚洲地区将会成为全球疫情的风暴中心。如果控制不力，今天数千病例的国家未来很快会出现数万病例，甚至十万级的病例。未来几周，中国以外的发展中世界的新冠肺炎患者规模很可能不会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现有患者的规模。从绝对数量上说，如果按全球人口万分之五的感染率计算，全球患者总量将超过350万。而从结构上说，未来半数以上的新增患者很可能是出现在发展中世界。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力、社会自治能力和医疗能力都比较有限，恐怕这第三波全球疫情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当然，跟欧洲相比，这些国家的优势是人口相对比较年轻，而年轻患者的死亡率一般较低。但即便如此，如果患者总量不断攀升，最终可能导致的死亡人口仍然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那么，面对这样的可能前景，发展中国家究竟应该如何抗击疫情呢？这仍然是一个逻辑问题。基于前面对抗击疫情的中国大陆方案、东亚地区方案和欧美国家方案的分析，一个成功抗击疫情的国家方案离不开七条原则：
第一，面对严重的公共危机，政府需要积极作为，而不是任由病毒自然传播；
第二，大规模投放试剂盒，开发快速检测模式，及时检测并锁定患者；
第三，统筹医疗资源，包括准备和培训尽可能多的医生和护士，包括建设或准备尽可能多的医院、病床、口罩、药物、防护服和呼吸机，为患者提供及时与充分的救治；
第四，建立一个疑似病例和可能接触者的追踪系统；
第五，疫情早期需要建立一套疑似病例和接触者的隔离制度，大规模暴发期则需要建立一套重点城市和疫区的社会隔离制度；
第六，实行必要的经济刺激政策和提供必要的社会救济措施，防止因为失业、贫困和企业倒闭而产生大规模的次生灾难；
第七，在疫情严重地区尽可能维持维系社会基本运转的必要经济活动，在疫情不太严重的地区尽可能设法兼顾经济社会的正常化。
我将它们称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七条基本原则”。但问题是，在未来非常宝贵的几周中，究竟有多少被疫情袭击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实践这些条原则并成功地抗击疫情呢？
这既取决于个别政治家的领导力，特别是今天处在关键政治职位上的总统、总理、卫生部长、州长或市长们能否发挥出色的领导力，按照这里总结的七条基本原则进行卓有成效的行动；又取决于这些国家的“铁三角”组合——就是上文分析的政府能力、社会自治能力和医疗能力。从概率上讲，那些拥有更强大的政治领导阶层的国家，那些政府能力较强、社会自治能力较强、医疗能力较强的国家，更有机会控制疫情的规模，并把死亡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上；相比而言，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就更容易导致严重的社会灾难和人道主义危机。
单就如何控制疫情导致的死亡率来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肺炎研究资源中心的报告认为，影响死亡率的是三个已知因素和若干未知因素。这三个已知因素分别是：已检测人口的规模，人口的年龄结构，以及医疗系统的承受力。实际上，这里能够人为干预的因素，主要是医疗系统的承受力。如果疫情集中暴发，加上医疗资源准备不充分和供给不及时，在救治大量蜂拥而至的重症患者过程中容易导致“踩踏效应”，结果是大量患者就会由于得不到救治而死亡。因此，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现有条件，尽可能提前准备、提供充足的医疗资料，为可能到来的疫情高峰做好准备，成为控制死亡率的关键。
进一步说，考虑到严重疫情可能引发的经济萧条、金融危机、油价暴跌和社会混乱，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域未来几周还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不排除少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因为严重的疫情而导致政局动荡、政体变更、甚至面临国家崩溃。特别是，考虑到在“脆弱国家指数”（Fragile States Index）排名中，排名最靠后的40-50个国家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中亚一线，未来不排除这一地区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政治动荡和暴力冲突。
固然，今天的欧美发达国家在控制疫情上有些自身难保。但是，一旦他们自身的疫情危机得以缓解，这些主要发达国家，再加上其他的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应该在帮助更落后的发展中世界抗击疫情、缓解人道主义灾难以及避免政治冲突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那么，欧美发达国家、中国这样的大国、主要国际组织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到底应该做什么呢？这里提出四条主要的建议：
第一，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和主要大国无暇他顾，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控制本国的疫情。只有本国疫情缓解，他们才有条件和能力去帮助那些即将处在疫情风暴中心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面对这样一场百年不遇的全球危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应该暂停其他非必要性的工作，把人力资源、资金和物质投入到帮助发展中世界抗击疫情的努力中去。当务之急是，这些组织首先要为知识和准备不足的发展中世界提供一整套有效抗击疫情的原则、指南、操作方案和具体方法。然后，这些国际组织要采取实际行动来帮助一个个医疗资源无比匮乏的发展中国家，而非仅仅召开会议或发出号召。把医生和医疗物资送达现场，比什么都重要。
第三，欧美发达国家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在解决自身问题之后，应该及时设定援助发展中世界的议事日程。这既需要人道主义精神，又需要有效的领导力和资源协调能力。还需要提醒的是，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来说，时间就意味着一切，所有的有效规划都需要尽快付诸行动。
第四，全球医疗器械和医疗物资的生产企业、大型医药企业要为疫情向发展中世界的大规模扩散做好准备，各种大型基金会、慈善机构和非营利组织应该积极设立新冠肺炎疫情的项目组，通过提供知识、技术、物资、人力资源和资金来帮助那些已经或即将面临疫情风暴的落后国家。
我的估计是，从4月下旬开始，如何帮助处在疫情风暴中心的发展中世界将会成为最重要的全球性议题。但是，如果要等到疫情在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暴发之后再采取行动，人类恐怕又要错失一次避免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的重大机会了。
总之，在人类成功开发出新冠肺炎疫苗与对症药物之前，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如何在较长时期内与病毒共舞的问题。通过彻底的社会隔离来消灭病毒，固然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但如果考虑到疫情全球扩散，这种可能性要么越来越低，要么其代价是我们所无法承受的。所以，一种更务实的战略选择是，一方面要基于正确的逻辑、有效的模式来抗击疫情，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兼顾经济社会的正常化，减少疫情对社会正常运转的冲击。
对于那些即将进入疫情风暴中心的落后国家，全球发达经济体和主要大国需要在控制自身疫情的基础上及时伸出援助之手。这才是真正考验人类的人道主义时刻。即便面对无比重大的苦难与风险，人类还能用爱、知识和能力去实现自助和互助吗？人类还能再次证明自己身为万物之灵的荣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