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次危机是系统性停摆，不能用传统观点来认识
这一次危机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范畴，是一种超级外生冲击下导致的经济体系出现的剧烈震荡。大家看到，第一是供给损失，第二表现为需求的急剧收缩。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供求急剧收缩的过程中，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对病疫扩散的不确定性以及经济的不确定性所产生超级恐慌。这种恐慌和预期，直接导致大家的交易模式和行为模式发生变异，诱发经济金融系统发生急剧收缩。
因此，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冲击，必须用一种新框架来认识它，而不能用传统观点。在传统经济危机理论中，由于经济的高涨，经济系统产生内在缺陷和问题，导致经济循环在某个环节出现断裂，引发典型的货币危机、银行危机、支付危机以及信用危机等等，从而导致资金链断裂，最后引发经济萎缩和经济萧条。这种分析范式显然不适合于当前面临的超级疫情。新冠疫情其本质是一种强劲的外生冲击。
目前很重要的一点是，疫情导致大家对未来世界经济的状况预期十分悲观，由于疫情的超级扩散性，使各个国家很可能采取严格的隔离、封城、封国的举措来进行疫情控制，这种疫情控制方式直接会导致各国生产停摆、全球生产体系崩溃，出现短期休克，生产链和供应链出现断裂。这种断裂与经济萧条所带来的经济运行减缓、经济生产的下降有本质性差别——它是休克，即突然一下经济社会停止循环，而非转得慢的问题。
这种现象以往没出现过，大部分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不知如何应对，也不知其运行规律。从目前看到的中国2月份数据，这种现象所带来的经济冲击会超过以往历次经济危机条件下的冲击，2月底到3月下旬出现的欧美金融市场的超级大动荡充分证明了这次冲击的超级黑天鹅属性。虽然金融动荡与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本身存在脆弱性有关，但产生这次大动荡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依然是疫情的超级冲击以及对这种冲击的超级悲观预期。对疫情的认知，一定要看到它不是周期性冲击，也不是内生性冲击或外部扰动的冲击，而是系统出现停摆的冲击。
二、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本来就存在深层次矛盾
3月下旬，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动作，包括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股市还是不断地熔断。这不仅与超级疫情冲击有根本性联系，而且也暴露了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本身就有一系列深层的矛盾。
很重要的一点，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但是上一轮所产生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又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非金融公司债的债务率和杠杆率不断攀升，较2008年还要高。第二，在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相关基金的资产负债表里，高收益债、垃圾债、BB级的债务占比太高。第三，美国的金融市场已经在长期的低利率下出现了系统性的资产错配和系统性套利行为。近几年美国市场主体通过发行高收益债获取相应的资金，再到股票市场上进行回购，以套取利差。这一方面导致债务市场的发行量、债务率大幅上扬，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股票市场出现泡沫，市盈率达到了历史新高。从而导致美国高收益债比重大幅度上升，股票价格创下新高，泡沫问题凸显。第四，全球目前的债务率太高，债务总量已接近260万亿美金，债务率已经超过320%的水平。特别是我们看到一些关键的经济体，它们的相关债务指标超过了警戒线。例如法国、俄罗斯的非金融债务率不仅很高，同时在过去几年中上升得也非常猛；另外，需要关注的就是新兴经济体的债务问题，这些国家近几年来以美元计价的主权债务大幅度上升，在全球美元荒的冲击下，这些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从而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大幅度上升，各项外债很可能出现违约。
关于下一步的政策应该怎么去处理停摆，目前大家要认识到，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本质上还是短期冲击，不会像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那样持续好几年，或者是像大萧条那样持续十几年，它的冲击是一个强劲的外生冲击。如果我们在疫情过程中，对经济系统、经济主体的保护到位的话，那么在短期休克停摆之后，它的影响可能就不会特别剧烈。因此从中长期来讲，它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的潜在增速和中国发展的态势，大家应当对于这种规律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因此，我们在疫情猛烈冲击下，最为重要的就是要防止这种一次性的、短期的剧烈冲击会演变成趋势性的、系统性、内生性和中长期的冲击。
一是要对经济主体给予足够保护，不能让它在疫情期间由于市场需求下降、资产价格的变化、产业链的变化和资金链的变化而倒闭，要对经济主体进行足够的救助，使它能够渡过疫情的短暂困难时期，保持这些经济主体在疫情之后具有自我复苏的能力。
二是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必须通过大力推动快速重启经济循环，避免经济体系陷入低水平均衡。经济循环的重启时间越短越好，如果时间过长或者推动力太小，可能就会带来系统性的损伤，导致经济主体预期和信心低迷，经济在低水平循环上徘徊。
三是要充分认识到世界经济停摆带来的冲击，必须维护以中国制造为核心的世界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顺畅，防止供应链断裂之后出现的产业链漂移和去中国化。在疫情冲击下，世界的产业链由于各个国家疫情的进展状况不一样会面临一轮轮各种冲击， 我们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一种具有弹性的，有备胎的供应链体系。要对冲外部需求下降和产业链断裂带来的冲击。一是要开辟一些新的投资和贸易市场；二是在内外贸一体化进程中适度地进行内外需转换，用内需补足外需；三是必须根据欧美疫情持续时间的长度，对我国庞大的外向型经济进行充分救助，避免外贸主体受到过度冲击。
四、新基建可能是这一轮扩张性投资的先锋，但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体
应对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加大新基建投资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新基建是否能够承担起疫情救助、复工复产与保增长的重任却存在严重的疑虑。
第一，要评估在疫情控制常态化过程中，新基建是不是有利于缓解疫情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冲击？是否有利于展开中小企业救助、低收入阶层帮扶与重灾区救助？一个确定的答案是，新基建以需求刺激为主，很难起到供给扶持、经济社会主体救助的功效。
第二，要评估在全面复工复产阶段和全面启动经济循环的关键期，新基建是否有利于通过扩大需求打通复工复产的断点和赌点，是否有利于经济循环在同步启动中客服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约束？新基建在本质上是一个偏向型的需求刺激，很难产生整体产业链和供应链同步复苏的效应。复工复产阶段一方面需要行政的大推动，通过各个部门、各个区域同步取消战“疫”过程中采取的各种经济社会隔离措施，使物流、人流、资金流能够同步常态化；另一方面还需要消费、投资以及外需等方面进行同步拉动和刺激，以通过需求大拉动产生破冰效应，防止企业行政性复工复产之后内有内生的需求市场。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很难简单依托给“新基建”这个小马之上。
新基建可能是这一轮扩张性投资的一个先锋，但是它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体。因为它的规模量太小，经济启动的时滞太长，刺激的面太窄。因此新基建的核心问题不是应不应当做的问题，而是我们是不是应当把经济一揽子计划托付于一个新基建的问题。当然，新基建的实施过程中还必须关注另外几个问题：一是不宜为了经济刺激而违背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规律，简单扩大新基建的规模；二是新基建必须旗帜鲜明实施，但不一定都要政府来实施，新基建必须要超越传统的旧基建，要用多元的方式来进行。因为很多新产业的运行模式跟旧产业是不一样的，新产业的运营和基础建设之间好多是分不开的，单纯的靠政府来进行，可能会导致很多的挤出效应。三是新基建它的资金来源也要多元化，而不是简单的财政兜底。
在未来，中国的扩张政策一定是根据不同的阶段所面临的不同问题，来进行的多元组合的政策救助体系，而不是单一的。
这次受损最大的还是服务业，并不是所谓的基建行业，服务业才是我们真正要关注的重点，包括一些小微企业。对服务业和小微企业进行救助，要用一些超常规的方式来进行，而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政府工具。比如说个体工商户的复工复产就不可能像大型制造业，不能经过简单的减税降费来刺激它扩大生产、扩大需求，因为很多小业主并不常规地缴纳税费，更重要的是它们往往在税赋救济之前以及由于现金流的断裂而破产，所以对于这些主体进行直接救助补贴和专项资金扶持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五、调整供应链，开辟“一带一路”新战场迎来新契机
在发达经济体出现全面停摆，中国外需和供应链受到强烈冲击的状况下，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冲这种外部冲击，除了部分需求通过内外贸一体化向内部市场转移，更为重要的是要开辟新战场，与 “一带一路”战略相衔接，进一步扩展外需空间，构建更有弹性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战略构思。当然，“一带一路”面比较广，一是要进行分类，因为这里面也有的国家疫情很严重。二是还必须进行中期布局，疫情本身是短期冲击，如果短期冲击导致我们整个战略体系马上出现一些大调整，可能也会得不偿失。
六、疫情管控发挥制度优势，但是基层治理也要有所反思
疫情是对我们的一次大考，特别是对治理体系是一次大的检验。目前看来，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我们“党管一切”的举国体系显示了强大的制度优势。但同时，我们治理体系在过分行政化、过多层级化、过分一刀切等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在这次超级疫情冲击下这些问题凸显得十分明显，并形成了全面改革和全面优化的共识。这是一个绝佳的化疫为机的窗口期。一是基层治理必须更加透明，必须强力推行阳光化治理和法治化治理；二是很多技术性决策必须科学化，而不能让很多技术管理和技术决策事项行政化；三是在现代信息社会和数字化管理时代，国家治理的管理层级可以大大压缩，特别是一些专业化预警和防控体系；四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基层的治理关键不仅仅在于内部更严厉的管控体系，也在于新型激励体系和外部监督体系的建设之上。其中最为典型案列就是卫生防疫警报系统的建设需要新思路。卫生防疫警报系统纯粹是一个技术化的管理体系，要满足科学的决策程序，而不必要在地方过度地受制于行政的权衡，因此其管理的行政层级要短，决策模式要专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