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提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中是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内循环”为主的基础是中国市场很大。中国有14亿人口，可以支持一个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但是中国现有的收入水平较低，与之相应的产业体系应该是怎样的？
根据国家统计资料，我们目前月收入2000元以下人群有9亿，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口可能还不到3亿。在这样的条件下，要使我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达到中产阶级占人口大部分的状态，还需要多少时间？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如果是这样，我们这个产业体系究竟应该发展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产业体系？
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经济学中争论不休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二战后曾经有几十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但是真正能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只有13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这些经济体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后，其增长速度都遭遇突然大幅下落，下落以后很多的经济体爬不出来，收入不能再增长，落在陷阱中。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大家有争论，我认为陷阱是存在的，但是要研究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实际上，我以为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经济体的结构性问题，我称之为产业体系的结构陷阱。
产业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传统产业，还有一类是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产业。我们发现，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基本上都呈衰落态势，而他们的新兴产业也开始增长，速度也很快。然而最后可以看到，凡是没有进入高收入行列的经济体都是因为新兴产业发展不起来，成不了经济的支柱产业。据此，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产业发展结构性陷阱。
从2016年开始，我们观察了中国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一些数据，发现传统产业下行明显，新兴产业发展很快。但是新兴产业在整个GDP所占比重较小，不足以支撑整个GDP增长。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新兴产业实际上还是处在成长中的幼稚性产业。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兴产业恰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为此，我们目前的产业发展也开始面临如此结构性困境。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中国现代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凭借自然禀赋，劳动力多，资源低价，加入了全球的产业分工体系，我们的产业发展战略主要是出口为主，基本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劳动密集产业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原来凭借人口红利的优势逐步消减，以至于现行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发展的逻辑难以持续下去，于是传统产业在下滑和衰落。一方面，美国从经济和产业发展打压中国，其策略就是想一方面把中国锁在产业价值链底端端；另一方面就是通过科技上的竞争使我们的新兴产业发展缺乏技术支撑，发展不起来。
更何况，随着新一轮科学技术进步，新一轮工业革命展开，中国产业还面临数字化、智能化、互联网化等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挑战。目前发展的数字经济的背后实际上是新一轮技术的产生和挑战。数字经济的本质是什么？数字是社会资源配置中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数字经济最核心的东西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新的生产方式，这个生产方式是以互联网为平台支撑的智能化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全球领先的一些企业在生产中已经有所运用。数字经济发展需要一种新型的基础产业支持，我把新基础产业用硬、软、联三个字来表达，这三者都非常重要。
产业链治理权在跨国公司，存在分裂可能
新一轮的产业竞争实际上前些年在全球已经展开，我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产业标准制定的竞争。过去几乎所有的产业标准都是欧美发达国家制定，我们的工业生产甚至服务业的运行，大部分依据西方的产业标准。唯一有话语权的是，华为5G通讯方面提出的标准被认为是国际标准。所以我觉得标准的竞争是新一轮非常关键的一项竞争。
二是产业链治理权的竞争。我们虽然加入了全球分工体系，但是产业链、价值链的治理权基本上掌握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里。在目前情况下，全球产业链存在分裂的可能性，因为治理权在这些跨国公司手中。
三是产业发展平台的竞争。平台是产业发展的各种要素交易、信息数据交互、创新等的一个重要组织者，平台竞争已经展开。我们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虽然我们有BAT等大型互联网公司，但是BAT只是在消费领域，在工业、制造、其他平台领域，我们与发达国家仍有距离，所以我们要制定工业互联网发展战略。未来另一个重要的平台就是C2M，即顾客直接对着制造商，这样的平台我们才刚刚开始起步。四是产业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制度竞争。举国体制是我们的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做很多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为什么？因为创新的背后还有效率问题，如果投入多产出少，速度慢这样我们也会失去竞争力。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发达国家也在不断对技术、科技、产业创新的制度做一些改革。比如日本，日本各种研究机构在研究不断改革制度，放权让利，让研究机构有更大的自主权去面向市场、面向未来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变化。我们要去研究和分析他们的制度，批判地吸收，完善我们的举国体制，用新的举国体制来支持产业和技术创新上的竞争。
五是产业人才竞争。我们在产业创新上的人才还是很缺乏。我们要思考支持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体系、教育课程的设置等是否需要调整，这些非常关键。
怎么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在最新一轮产业国际竞争的背景下，一定要研究“双循环”的战略以及我们怎么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问题。
“双循环”战略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进博会也展示了我们进一步开放和国内大循环继续推进的事实。“双循环”战略的另一个核心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能否建立高质量发展、安全的现代产业体系，并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怎么做？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扬长补短。
第一，从产业体系的根部补短。如从产业体系的基础产业中选择高端的产业补短板。比如新能源，在氢动力源方面我们有短板，在无人驾驶和新能源方面我们也有短板。在软基础方面，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尤其是软件操作系统方面，我们更有短板。上海要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首先要把上海的新基础产业做好做强，把短板补起来，形成面向未来的高端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
第二，从产业体系的头部补短。头部是指最终产品的产业。最终产品的产业可以简单分成两类，一类是最终消费品，还有一类是主要提供最终生产用的生产设备、办公设施等产业，这些产业当中也有短板。最终产品方面的补短实际上一方面是老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这对产业结构的提升和产品附加值升级也都非常关键。从最终消费品来讲，上海更多应该关注智能互联、新能源汽车产业，这是上海产业的一个重点。从最终生产品的补短来说，商用大飞机的引擎、智能生产设备、智能操作系统、高端医疗设备方面，智能装备操作系统的软件方面都要补短。上海人才济济，应该可以成为全国软件产业重要的创新生产基地。
第三，从产业体系的腰部补短。这主要是指产业体系中生产中间产品的产业，也就是零部件产业。比如高端芯片，有很多“卡脖子”的地方，这些能不能补起来？如果能够补起来，“内循环”才能够真正展开，我们才能够获得所谓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权，否则永远是在低端价值链环节上运作。
现行产业体系进行扬长补短的核心是创新，创新驱动发展是中国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路径。我以为现代产业体系领先的国际竞争力可以用产业体系的三个能力来反映。第一是全球产业链治理能力。第二是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第三是持续合作创新能力。科学技术是在不断迭代的，所以要求产业体系要能够持续合作创新。从现行产业体系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上海都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唯有坚持深化改革，不断开放，扬长补短，创新进取方为可能。
（本文系作者于11月7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的“2020年产业国际竞争力合作论坛”上的主题演讲。文章经作者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