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月9日，中国经济学家杜润生逝世，他曾经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称，对中国农村经济以及土地政策影响甚深。如何评价杜润生甚至他们那一代人，将是一个历史课题。杜润生自认不是改革家，只是个改革者，他认为中国改革要过两大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FT中文网刊出中国经济学家华生对杜润生的悼文，以飨读者。
杜润生杜老仙逝，一直想写点东西，但临到下笔，又觉得仍没把握，犹豫起来。是啊，纪念杜老的文字不少，我们有多少人真正读懂了杜老和按他自己的意思解读了他的事业和追求呢？但想到杜老生前的言传身教，我还是鼓起勇气勉力而为了。
初知杜老
比起农口那些早就在杜老麾下工作和努力的前辈同辈来说，我知道和认识杜老要晚了许多。1982年秋考进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进京后，得益于杜老倡导的组织有为年轻人下乡调研、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出力的大政策，我也在同学们的裹协下加入了农村调研的队伍。记得首次出差前到国家农业发展研究中心领取指示和差旅费，见到的是时任联络室负责人的王岐山，一番指导嘱咐之后，我即拿着盖着国家级大红章的介绍信独自回家乡江苏农村调研，所到之处当然倍受重视。调研中有一次似乎察觉到接待者略有犹豫怀疑的目光，自己赶紧倍作精神，摆出中央机关来人应有的视野宽阔和政策水平、同时又谦恭下问的姿态。当时自然既觉得兴奋也责任重大，处处尽力将自己摆在国家全局角度，考察下情，思考问题、寻求答案。但今天回想起来，就这调研一桩看起来的小事，让外面的学生而非本单位或体制内受过长期教育训练的干部，打着国家权威机构旗号去到社会上调研，调研者良莠不齐咋办？出了问题谁负责？你真不能不敬佩当年的杜老等老一代领导人的魄力和胸怀，在稳定不出事为大的今天，这样的事别说去做，真连想都不敢想。
不过，等到我真正见到杜老本人，那已经是好几年之后的事了。1986年4月的一天，突然接到社科院值班室通知，让我晚上去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开会，去了一看，全是国务院的部长们，听他们议论有的也是临时接到通知从外地赶回来。会上布置大家准备行装，跟随国务院领导外出考察两周。第二天上了专列，我才知道，这次国务院领导外出主要考察河南、湖北、四川等地农村，还要在四川万县与其他领导同志会合后沿江而下，在宜昌研究解决三峡工程和三峡省筹备组事宜。叫上我的原因是前一年我们写了一份“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的内部报告，后来发表在《经济研究》1986年第2、3期上。报告主要讲了两个观点，一个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不会在自由竞争的一般均衡中找到归宿，而多半可能在非均衡的自稳定系统中实现”。“这样要挣脱行政隶属和等级差别的羁绊，就需要一种形式或道路”，“双轨制是我国找到的风险较小、兼容性很大的特殊转换形式，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创造”。另一个是建议将国有企业的管理与政府的各个专业部脱钩，提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要依据城市改革的特殊规律，围绕资产这个核心，重新构造微观经济活动的细胞——企业”，主张“调整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国家对国有资金的直接干预权集中于资产管理部门”。“资产管理部门可以考虑按经济区设立，可以将自己管理的资产委托给企业、企业集团或专业化的投资公司经营，允许资产经营的交叉和竞争”，并“以资产安全性、增值率和收益的多寡作为挑选、评价企业家的最重要标准”。报告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关注，故让我在来回路上插空汇报。
这次出行除了国务院的几位大领导，部委的领导有时任中央农研室主任杜润生、农牧渔业部老部长林乎加、民政部部长崔乃夫、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等。由于首次跟领导外出，除秘书们又只有我一个年轻人，自然就会很拘谨。幸亏有大大咧咧的林乎加不时打趣，特别是慈祥如自家长辈的杜老对我耳提面命，我才自如了好多。第一次汇报后，杜老点拨我说，你看到没？你们写的报告，总理已经用红笔划了那么多杠杠，你下次汇报就要抓住重点。总理问你，我们已经有了那么多部包括财政部，你们又建议搞个资产总局，这就像把身上一个口袋的东西又装进另一个口袋，究竟有什么作用和意义，你下次要说清楚啊。一路上杜老与我聊天式的谈话使我获益良多。他提醒我，小伙子，领导让你来参加听这么多事，这样难得的学习机会，你要把眼睛、耳朵、脑袋瓜全用起来。正是从那次旅行之后，我和杜老有了个小小的忘年交。90年代中央农研室解散后，老农研室的人年年在杜老生日那天聚会叙旧，杜老的秘书高文斌主任也每年不忘通知我，我往往成了老研究室唯一的编外与会者。前几年大家还讨论发起成立了润生农村发展研究基金会，作为弘扬杜老精神的新载体，这些都是后话了。
南行回来后在会上见杜老多了起来。虽然我80年代并非研究农村问题，杜老有时也叫我去9号院他的办公室去开会，听听我们各方面意见。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夏天，中央确定要价格闯关，杜老在他的小院召集以农村发展组为主的年轻人开会，听取意见。不料遭到我们几乎一致责疑、反对，大家都认为价格改革强行闯关既不科学也不策略，凶多吉少，搞得不好会贻误改革大局。杜老说不服我们这伙人，拿这批他平日里“惯坏”了的小部下们也无可奈何，最后半责怪半疼爱地对我们说：看你们这批年轻人，平时你们总嫌改革步子不够大，这次中央好不容易真下了决心要迈大步，你们又都谨慎起来了。你们这些人哪！
90年代中我出国回来，杜老已经离休，但每天仍在9号院里他的办公室上班看材料想问题，我去看他与他交流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记得话题谈的最多的不是农民农村，就是苏东巨变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同时杜老对过去手下这批年青人四散各处、包括下海经商很是惋惜，但是也并不阻拦。一次听说我有办教育的打算，还拿起电话来对他一个老部下说，华生要搞教育，这是好事，你可能的话给些帮助。我当时真是不知说什么好，出来后还感慨万千。记得杜老晚年，有时已经不太认人，一次见到我也没有表情，身边照料他的人说，杜老，你不认识了？这是华生啊。杜老突然明白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噢，华生，你搞教育的，要把教育这个大事搞好啊。
与时俱进的求是派
杜老对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推动贡献和策略技巧，已有很多人介绍，自然不用我这个晚近的参与者去赘叙。不过，杜老对农村改革认识和递进的深度，特别是土地制度和人口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大意义，却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但杜老已经仙逝，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判断或并不可靠的记忆去解读他，故我下面主要依据杜老自己发表的文字来重述他给我留下的记忆和感受。
关于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除了80年代初姓公姓私的激烈意识形态争论之外，其实随着土地承包对粮食增产作用的递减（1985年后粮食产量就出现了几年的徘徊下降），对土地家庭经营的怀疑就曾经再起，近年来由于土地规模经营和土地流转的逐步发展，有人又责疑当初分田到户搞家庭经营的经济性必要性。杜老则始终一贯地捍卫家庭经营的基础作用。杜老一直强调，只有家庭经营，才能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005年他在参加陈云同志诞辰纪念会上还引用陈云同志的话说，公社是社长操心，包产到户是户户操心，有何不好？包产到户的意义就在于给了农民自己以主动权和选择权（见《杜润生文集》1398页，以下只注明页数）。实际上，正是在土地家庭承包之后，先是有粮食生产的快速增长，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紧接着就是农户多种经营的大发展，解决了城乡的副食品供应的丰裕问题，再其后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最后是几亿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民工潮”，全是土地承包经营之后的连锁反应，都是如杜老所说，这是让农民成为“自由人”的结果。因此，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其打破了人民公社集体劳作的制度束缚，给了农民以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
基于这个认识，杜老多次重申家庭经营的政策一定不能改变。而且家庭经营可以适应农业规模经济发展。他深刻地认识到，“经营规模受到限制，是由我国资源禀赋状况决定，并非受制于家庭经营”（ 1247—1248页），“家庭经营农业的机制废除不了，全世界都是如此。规模经营可以扩大，而其途径是减少农民。规模经营是农业劳动力减少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农业劳动力没有减少到一定程度之前，小规模农业生产经营如何变成大规模？”因此，他坚决反对人为扩大经营规模，搞“强迫致富”，也“不同意大企业承包土地”，认为“确实有些农民自己做不好，办不到的事情，”需要发展农民协会这样自己的中间组织（1248页，1220页）。
在90岁即席发表的生日感言中，杜老倾吐自己的肺腑之言，使我们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他说“我现在脑子里有两个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农村人口的转移”，“现在有近亿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摆动，城市要把这些人安排好。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全世界的经验，最好建立农民协会”（ 1330页）。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杜老是最早认识到和一贯坚持人口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前提的人。早在1986年，他就提出“农田集约经营的前提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生产部门转移”。“劳动力转移不出去，农业的现代化就搞不起来”（ 284、310页）。1999年4月，他又尖锐指出，“我国仍然是一个城市短缺的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瓶颈在于‘城市短缺’”。杜老的城市短缺当然主要不是指城市的土地和建筑，而恰恰是人的城市化也即我们今天说的新型城镇化的短缺。他说“农民问题很大，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城市化。我国城市严重滞后于工业发展和人口规模，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921-922页）。“记得10年前我曾经说过：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这个农业没有出路”（987页）。他指出，“过去有个时期我们曾害怕发展城市。直到现在，农民进城还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981页）。因此，他此后一直在各种场合呼吁如何给与农民进城的自由迁徙权问题，认为这是城市化转型期农民最重要的国民待遇和民主权利之一，认为“搞城市化必须实现人口有序转移”（922页）。在城市化道路选择上，他主张“大、中、小城市均不可缺，不能只建小城市、不建大城市”（655页）。“怕发展大城市出现‘城市病’，因而提出非城市化战略，想跳过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未必是可行的选择。至少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世界经验证明，只要重视搞好城市规划--------是可以防治至少是可以减轻‘城市病’”（923页）。他呼吁“我们欠农民兄弟太多！”“城市不论大小都要向农民开放，让他们可以在城市安家落户”（ 1174页-1175页）。“中国农民原来是一个‘物质贫困’的阶层，现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大家都有饭吃。但是，农民的‘权力贫困’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还没有破题”（ 1452页-1453页）。显然，杜老的这些意见，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杜老心胸开阔，对新事物永远充满好奇感和求知欲，特别是对所有年轻后辈的各种新想法给与了极大包容，但是他绝非一个简单盲从和随意附和时髦潮流和倾向的人。比如，杜老一贯为农民呼吁自由的权利和国民待遇，坚决支持土地的家庭经营模式，为此在历史上多次挨批受贬而不悔。他在文章和讲话中多次将农村土地承包总结为“集体土地、家庭经营”，还曾让我研究这种“公有私营”模式的更广泛适用性。不过，他对有人批评土地承包是残缺的产权，本来早就该搞土地私有的观点并不认同。这并不是出于思想保守或仅仅简单的策略需要，而是出于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更深刻的思考。他认为，土地家庭经营是使农民成为“自由人”的核心，土地使用权的长期稳定是关键，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其他权利完善是水到渠成，而土地所有权问题则要慎重，不要简单化。他多次回忆了毛泽东在集体化问题上的错误与急于求成，但他认为毛泽东关于“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李先念关于农民过去单干了几千年也不行”的认识并非全无道理。1999年他就评论，“有人说，残缺的所有制交易性是很低的。那么，什么是残缺？现在的承包制是不是残缺的所有制？假如有一点残缺能否完善呢？任何一种所有制都有残缺的可能。一种好的制度：一是要有明晰的产权界定，二是要有法律的保障。有这两者就可以避免残缺，否则都难避免残缺。私有制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但历来都是残缺的，这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东方专制主义政府侵犯它”（907页），所以不能脱离了历史和环境约束把土地私有理想化。他重视“人地关系越是紧张，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成本越高”的观点，认为要研究中国几千年来农民反复要求“均田地”这种逆土地私有的倾向，表示“我同意关于人地的紧张关系还要持续几十年的估计” （911页、987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私有化“容易产生土地垄断，对于土地稀缺的国家，这会引起更多的社会动荡”（1297页）。杜老看到了“农民人口数量和土地资源不匹配”这个“中国农业更基本的问题”（889页），思考为什么农民对政策强力推行、学者们大声叫好的“生不增田，死不减田”的反映远不如家庭承包那样热烈，农民甚至还有自行再调整均分土地的现象，认识到在城市化转型期农民转移进城有障碍，还不能安全地长期落户的情况下，“这种事实给出的信息就是，作为农村人留下一块土地是必要的，需要把它当做家庭保险依靠。因而继土改平分土地、改革平均承包土地之后，人人一份口粮田，‘生增死减’等也成为部分农民的要求。不是耕者有其田，而是有人就有田。”（829—830页，833—834页），“兼有生产和福利这种两重功能的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的首要问题”（987页）。可见，杜老的见解要比那种以为只要土地私有就可解决一切问题的观点要深刻得多。至于将来大多数农民转移了，土地规模经营，一个小集体的农地只由几家耕种了，土地制度怎么搞，可不可以私有，杜老就持一个完全开放的态度。从他对各种所有制混合经济的赞誉态度可以想见，既然城里的国有大企业可以将股份卖给个人，土地也可以农民私有肯定同样是一种国民待遇的权利。所以正如杜老总结，“任何一种制度，不可能万世不变，总会有更好的制度取代它，这是后话”（909页）。
忧党忧民的真诚改革家
杜老自己总说，他称不上改革家，只是一个改革者，但是他对改革的认识深度，是大家才能企及的。他对改革大局的关心和思考，也决不仅仅局限于农民及与农村发展相关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
2001年7月18日，在大家给杜老开的88岁生日会上，他坦诚地说，“我最初参加革命，不是出于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是出于对当时社会生活的不满。如鲁迅所说，一面是荒淫无度，一面是庄严的斗争。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厌恶前者，仰慕后者”（1161页）。作为一个亲历者，尽管他受到过不少不公正的对待，所谓“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但他一直无怨无悔，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同时不走极端，客观评价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过程。
比如在对土地改革的认识上，杜老说“有些人（包括一些国外学者）一直认为中国土改‘反封建’没有必要，因为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已经没有‘封建制’。确实那种典型的土地封建领主制，农民依附于土地的庄园经营形式，在中国已不存在。但地主占有制形成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到处可见”。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土地的集中度来评价旧中国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土改中确有过火和过激的问题，但土改对于中国，恐怕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必经的一个革命步骤。”共产党正是由于土改而获得农民这个“民主革命的主力军”的支持，否则就没法解释解放战争中农民参军、“5000万农民推着小车、赶着小毛驴”，帮助共产党打败了装备更好的国民党军队的历史（960-964页）。后来蒋介石到台湾总结失败的一大教训就是没有能在大陆痛下决心搞土改。从战后发展中国家来看，都是少数几个比较彻底地进行土地改革的国家和地区，后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才比较顺利。因此，杜老并不追随所谓历史考证的新结论新潮流，认为“中国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尽管经历多次曲折、犯过各种错误，但终究加速了历史的进步，成功是主流”（544页）。
大家知道，杜老晚年除了农民问题之外，说的最多的就是改革要过两个关，一个是市场关，一个是民主关。市场关人们知道的较多，但杜老说的民主关究竟是什么，很多人只是望文生义，并没有很好领会。
杜老关于民主的思考始于农村改革的争论。杜老多次回忆，自1950年代合作化时期起，土地家庭经营、包产到户的问题就在实践中反复被提起，但均因毛泽东同志认定土地家庭经营就是单干就是资本主义而屡屡受挫。改革开放开始的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也有许多争论，也经历了一个“不许”、“不要”和“也可以”的过程，也有“要群众，还是要社会主义”的争论。由于杜老坚信党的根本宗旨是为群众服务的，群众而不是教条才是更根本的尺度，故他坚定地支持土地家庭承包。但是，这个政策最终得以实施，离不开邓小平的默许和支持。杜老说“在当时的环境下，由于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包产到户的做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强大支持，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很可能被扼杀于摇篮之中，或者被大大推迟，甚至长期和农民顶牛。这就会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1363页）。
这种情况也触发了杜老进一步的思考。一个就是不能用僵死的教条来束缚实践发展。他说“深化改革，前提是解放思想，不搞本本主义” （899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一场争论，才明确下来的重大命题”（1056页）。另一个就是要允许独立思考，允许不同意见。“我们必须足够估计和重视长期以来东方专制主义造成的历史影响。中国历史是一个皇权大一统的社会。皇权至高无上，是天子，代表上天”。因此容不得不同意见，缺乏民主传统（856-857页）。但是，“没有独立思考，十亿颗脑袋等于一颗脑袋，要错大家一起错，我们有惨重的历史教训”（ 1464页）。
杜老属于真诚的理想主义追求者，早年为了改变黑暗的社会现实而投身革命，一辈子献身于人民特别是农民的解放和福祉，90年代以后反思的更深。他看到了历史的曲折、错误的代价，但他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他反对美化旧中国、丑化中国革命走过的道路。对我们有时急于求成和求全责备，他会说，年轻人，世界上不存在只有成功没有代价的发展，关键看我们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功。世界上和我们起点相同、今天还陷在落后和内乱中的国家太多了。因此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和致力于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他晚年对于中国能够在短短几十年内走到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望极为欣慰。他带着孩子般的天真对大家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活90岁（笑声）。想来想去，就是靠共产党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时代，使我们这些来自乡村的知识分子，生活条件得到不断改善”（ 1328页）。也正因为如此，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杜老陷入了对党和国家命运的长时期思考。
杜老认为“前苏联解体，乃是历史向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警示：一个人权力过分集中，搞个人崇拜，一言堂，凭借无产阶级专政名义滥用权力，打击异己，奴役群众。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绝对腐败，导致政权丧失”（ 1325页）。因此他不同意那种苏联巨变是因为个别领导人软弱退让的分析，因为前苏联后来左派的政变反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而如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那样一直用最严厉手段控制到最后垮台得还更惨。他提到，如果说是原苏共个别领导人起了重要作用，那么也是长时期一味提倡无条件服从、没有独立思考和不同意见、所有人的脑袋只能听一个脑袋，从而使党丧失了战斗力的结果。故他认为，苏联解体主要源于“苏共的三个垄断，即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意识形态”，从而故步自封、听不得不同意见，这样必定脱离群众，最终被人民抛弃。这样才会“当出现苏联解体剧变时刻，人民竟然坐视不救”（ 1137，1408，1427页），所以，中国要避免前苏联的覆辙，一定要走出自己的道路。他说，要“搞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前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1464页）。“如同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1137页）。
杜老认为，前苏联政治模式的主要问题就是民主程序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因而逐步脱离了人民。“不要认为只要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会自然而然地吸引住群众，党的一切活动，就可以不顾群众的意愿，不受约束、发号施令，任意为所欲为。这正是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要教训所在”（1300页）。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都是改朝换代不换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是皇权赖以维持其不容改变的‘家法’”（1427页）。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是“无数革命先驱为之牺牲奋斗的事业”，因此“必须批判历史上一切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民的精神污染。代之以人民民主政体，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使一度被轻视的人的价值和与生俱来的权利——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包括信仰和思想自由的权利，言论表达的权利，个人安全和尊严的权利，集会结社的权利，居住迁移的权利，言论表达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使之成为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基石”(1299页)。共产党领导改革、领导人民，要像恩格斯所说，“其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1143页）。杜老反复说，自由、民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我们百年来奋斗的理想，我们国家缺乏民主传统，政治民主化任重道远，我们的目标和美国金钱起很大作用的民主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同样需要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形成民主制衡的长效机制”，只有社会进步得越来越民主越自由，越开放，才能不被历史潮流所淘汰（1453页，1428页）。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我们要向这个方向努力（841-842页）。
杜老还深刻地看到“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需要通过民主政治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其原因还在于市场化形成的利益多元化，他指出“90年代，我国引入市场经济，使利益主体多元化，出现了多种经济主体，既要竞争，又要合作，也必须靠民主政治发挥社会整合作用。民主和经济是不可分的”（1310页）。因此，民主法治也是应对和顺应市场化、全球化的潮流和趋势（1058-1061页）。这是非常有深度和远见的。
杜老晚年还特别重视两极分化问题，他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比所有制更重要（1469页）。有人“正利用群众对两级分化的不满情绪，倡导回到毛泽东时代”，“一部分具有知识资本的人收入较高，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由垄断资源而致富的现象是应该予以限制的”。对于反腐败，杜老主张既要治标，也要治本，既要事后，也要事前。“现在的监督，主要是对贪污腐化的人给与严厉处置。这是一种事后的办法，事前的办法，就是要有民主监督。没有民主监督，很难保证不发生贪污腐化，没有民主，很难保证改革的果实让多数人受益”（1036页）。总之，杜老认为，共产党人如何走出黄炎培所说的“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还是毛主席当年回答的那样，就是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是他自己后来去搞阶级斗争，幸亏“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弦易张”（1137-1138页）。“怎样建设一个执政党，怎样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也就取决于如何对待民主政治”（1311页）。他反复地强调，我们一定“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自由的风险远小于专制主义的风险”。因为“不同的观点，就是在不同的方向上探索。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思想上的试错，可代替行动上的试错。-------这是最安全的。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民族就比较容易找到正确的道路，少走弯路，少走错路。理论思维活跃，有利于民族振兴。这是民族振兴的喜庆现象”（1389，1339，1463页）。
杜老走了，但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任务还摆在我们面前。杜老的真诚、理想、远见和智慧仍然可以给我们众多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