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在最新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中，也明确提出，“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社会各界的共识，但是如何应对却颇多分歧。有鉴于人口问题的复杂性，社会各界的观点各有不同，甚至于完全针锋相对。
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会呈现出两种相反的观点。
观点的一方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已经出现短缺和断代现象，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逼迫我们尽快调整人口政策，放开生育限制，从而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充足动力。
观点的另一方则认为，作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在有限的资源空间下承载了过多的人口，对于人口生育的限制在当前依然是有必要的。
从历史经验来看，人口周期和经济周期高度重叠，人口增长的曲线往往也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曲线。今天，我们之所以在人口问题上有如此巨大的争议，是因为对于人口推动经济发展的适用前提存在巨大分歧。
简单来看，人口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分为“财富创造效应”W和“财富消耗效应”N，W/N就是人均财富。一部分人认为人口是财富，“人多力量大”，所以倡导多生育，主要是看到了分子上的财富创造效应W部分。另一部分人认为人口是负担，所以倡导管制生育，主要是看到了分母上的财富消耗效应N的部分，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很多人口学者、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就是基于这种思维。
主张放宽生育限制的经济学家们，主要是从“时间序列”的角度看问题，重点考虑的是通过人口在时间序列上的连续性来保障经济的稳定平滑增长。这是因为，给定中国已经存在着巨大的人口规模和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前提，如果我们继续严格管控生育，必然引起人口的“断档”，从而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因而，通过人口生育的释放，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创造“财富”的队伍中来，可以保证经济增长。
而主张继续严格管制生育的一些经济学家则主要是在“横截面”的角度看问题，如果从横向对比来看的话，我国的人口的确是多的，人均资源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在短期内又存在一些就业压力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放开生育，则很可能使得人均资源进一步下降，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负担”，因而需要继续管控。
如果单纯从各自立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观点，似乎都有一些道理，但如果换个角度看，又似乎都有一些问题。这其中产生分歧的关键是，我们将“人口”理解为“财富”还是理解为“负担”，并不取决于人口本身，而是取决于我们所选择的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
如果我们选择的发展战略和制度能够使得W比N增长的快，那么，自然而然人均财富就多，经济发展就快，人口就是财富；但如果我们选择的发展战略和制度使得我们的财富创造W比人口的增长还慢，那么，人口自然就被理解为了负担。
现实中，之所以大家有这么大的分歧，是因为所讨论的前提不一样。在前述的决定人口是否能够创造财富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能否实现“就业”，从而从“财富消耗者”变成“财富创造者”。如果财富创造效应大于财富消耗效应，那么人口自然就是财富；如果反过来，那么人口自然就被理解为负担。而什么又决定了我们的人口能否就业呢？这就取决于经济发展战略和制度模式选择了。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制度模式，直接决定了其经济绩效和就业状况。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本身是资本密集型的，无法有效解决就业，也就使得大量的人口无法参与到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来。所以，庞大的人口被认为是“负担”，对于新增人口，我们不得不采取了“计划生育”政策。即使是已经出生的人口，也不得不通过“知青下乡”“土地细碎化”等的方式来消解这种生存压力，或者即使就业，也是“隐蔽失业”的低水平财富创造状态。
而改革开放后，我们之所以慢慢转变了观念，将人口理解为财富，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转而采用了市场经济下内生选择的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得民营经济兴起和就业解决，不仅使得原来的隐蔽就业现象逐渐被消除，而且也使得数亿人口顺利地实现了城市化，推动了我们过去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大量的人口参与到财富创造的过程中来，带来了飞速的发展，甚至部分地区在近年来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状态，因而，也就自然衍生出了放松人口管制的诉求。
人口管制政策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太多争论，是因为我们的“人口存量”实在太大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量的劳动力无法有效就业，缺乏改变既有政策的动力。然而，毫无疑问，在经过四十年的人口转移后，原来的计划生育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于市场经济的需要，这尤其体现在由计划生育体制改革迟滞所造成的“人口结构失衡”方面。
一方面，劳动力越来越稀缺，老龄化逐渐逼近，未来经济增长的支持力不足；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依然维持，而房价高企、社保、教育等领域改革迟滞进一步压抑了生育意愿，直接使得生育出现断层，造成了巨大的人口结构失衡，给下一步发展带来了障碍。所以，从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角度看，如果继续严格管制生育，必然导致这种失衡不断扩大，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难题。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理解两个事情：
第一，从“规范”的角度看，生育权是人民的基本权利，是否生育是个人选择的一种独立的不应被干涉的权利，这种个体权利不应该被“人口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所左右，不管新出生的人口能不能创造价值，都没有理由阻碍人们实现基本的生育权利。
第二，从“实证”的角度看，国家应该在允许人们自由选择生育权的基础上，选择更好的制度体系和发展战略，通过一系列改革来促使人口结构趋于合理平滑，并充分发挥人口的财富创造效应，从而解决人口结构失衡所带来的种种经济困境。
而且，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是，就当前情形而言，简单地放开生育达不到预想的效果，因为人们的生育意愿被“既不平衡又不充分”的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严重抑制”了。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孩子的养育成本直线上升，在我国目前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改革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家庭抚养孩子的成本居高不下，生育率也相应地大幅下降。
“二胎政策”放开后生育率的走势其实主要是由这个逻辑决定的。一部分大龄人士已经错过了生育的生理期限，进入了“想生而不能生”的阶段；而更大量的适龄生育人群却陷入到了“想生而不敢生”的尴尬境地。所以，即使是全面放开生育了，我们的生育率的增长趋势也难以乐观。
因而，我们在倡导全面放开生育的同时，还需要在上述这些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做出切实的改革，否则，即使全面放开生育，也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这样的改革所起到的效果是“一石多鸟”的，这些领域本身就构成了当前经济发展的“卡脖子领域”，对于这些领域的改革可以直接创造巨大的增长效应和就业效应，如果再配合上全面放开生育的政策，人口、就业、财富创造就自动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在这样一种制度和发展模式下，我们又何愁高质量发展无法实现呢？
所以，人口政策的关键，不在人口政策本身，而是取决于我们的发展战略和制度选择。发展战略对了，制度选择对了，人口就是财富；发展战略错了，制度选择错了，人口就是负担。因此，比人口政策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和制度。
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新中国成立后七十多年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不断迈向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标准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是保障人民福祉的不二之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