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马云以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的身份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针对我国金融创新与监管、金融风险管理体系等发表了观点。相关议题涉及到了我国金融机构的风险体系构建、相关体系如何有效支持创新等核心问题。
数据来源：外滩金融峰会相关发言稿整理、兴业研究
一、如何理解我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生态
近4000家银行机构/300万亿元总资产，我国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生态已然形成。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底，我国共有4597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其中国有大型商业银行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农商行1423家、城商行134家、村镇银行1622家、农信社782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254家、金融租赁公司70家、信托公司68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5家、外资法人银行41家、农村合作银行30家、汽车金融公司25家、消费金融公司24家。截至2019年末，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318.69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290万亿元，占金融机构总资产的91%。
我国已形成了“国有大行—区域中小行—非银金融机构”的分层体系：国有大行全国展业，提供综合化产品；区域银行要求定位于扶持本地经济，以信贷为主的资产和线下资金归结到本地。金融租赁/消费金融/信托机构等针对特定客群（如供应链企业客户/长尾零售客户）和产品（非标通道/非标转标），延伸传统商业银行业务链，以证券/公募基金为主的非银机构通过交易投资/资本中介/资产管理等多元形式参与直接融资。
二、如何理解金融去杠杆以来监管的成效
2017年金融供给侧改革后，金融生态分层加剧。这一过程中，既有部分金融机构因大股东或管理层控制出现风险，也有一批金融机构凭借本地经济的韧性、股东变更带来的治理改善机会逐步走出泥潭。为化解系统性风险，近期区域银行兼并收购增加，这是相关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迹象。整体看，金融供给侧改革降低了系统性风险，优化了金融机构，成效显著。2017至今，金融供给侧改革处置了过去一批同业投资无序发展、存在显著治理问题的金融机构，根据影响的涉及面，本次行政手段和市场化手段结合。按照央行表述，本轮机构风险处置后，市场主体风险意识增强，市场风险定价机制强化，约束了机构过度扩张的冲动。
一方面，坏的金融机构有效出清，如部分民营金融集团走向瓦解；另一方面，好的市场孕育新生，如科创板的推出。科创板的推出通过一二级市场的共振实现科技企业与资本市场互动的良性循环，这体现在“企业规模成长—资本通过IPO出售股权获利—企业依靠利润内生成长—市值持续提升”，该模式完善了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三、四类风险文化比较：本质是融资需求与产品的匹配
不同于欧日国家因为缺乏有效需求，长期利率水平维持低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核心在于产业和融资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加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投资双驱动。经济结构转型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融资结构。2020年前三季度，我国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占21%，间接融资占79%。
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也是融资体系调整的过程，这需要建立相匹配的风险文化。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形成了土地/房地产抵押品、刚兑预期、数据风控、股权容错的四类风险文化：传统商业银行表内70%以上贷款以土地等为抵押物，迎合了成熟企业，但难以匹配成长性企业需求；部分表内外非标业务以政府隐形刚兑作为信仰，但适应不了城投企业向产业转型的趋势；大数据积累已帮助蚂蚁金服实现了近2万亿元消费信贷规模，但脱离不了自身生态场景；注册制改革提升了成长性企业的证券化机会，但这需要期限较长、打破刚兑、希望承担风险获取系统回报的资金来匹配。
我们具体以承载相关风险体系的金融产品和机构进行说明：
传统商行：有统计数据显示，六大行2019年贷款结构中，信用贷款、抵(质)押贷款以及保证贷款的占比分别为30.52%、56.53%、12.95%，以抵押贷款、质押贷款和保证贷款三项合计占比达到了69.48%，基本上接近贷款的70%。
图表2：商业银行目前信贷结构中纯信用贷款占比偏低
数据来源：银行年报、兴业研究
非标融资：过去非标投资底层资产主要是有刚兑预期的中小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的债权类资产，叠加金融机构（既包括商业银行，也包括信托、基金等非银资管机构）的信用加持，过去该类资产一般被认为是刚性兑付，无需或只象征性计提拨备。但随着地方城投非标、房地产等持续打破刚兑，同时部分“系族”类金融机构出现风险事件乃至被处置，这类风险文化体系应被重置。
金融供给侧改革以来，同业资产分层的理念正被市场所接受。以金融机构为例，对于大型金融机构，由监管部门牵头的风险处置已告一段落，后续对同业机构的关注更应至下而上，近期1000亿元上下的中小银行负面舆情（如存款挤兑等）在显著增加。建议对机构风险的认识基于基本面和公司治理两个维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银行经营的差异凸显，基本面影响因素正显著提升，如近一年来出现负面舆情的机构信贷质量和银行资本充足率显著低于同业；另一方面，公司治理层面因素仍是核心原因。近期出现负面舆情机构普遍存在民营股东占比高，且股东存在风险隐患等问题。
金融科技：以蚂蚁金服为例，蚂蚁集团以“支付宝”作为流量入口，以“花呗（可理解为线上信用卡）、借呗（可理解为提现信用贷）”产品布局互联网消费信贷，覆盖银行等金融机构尚未触及的长尾客户，目前约5亿用户通过公司的微贷科技平台获得了消费信贷。截至2020年6月30日，蚂蚁集团促成小微经营者信贷4217亿元，促成的消费信贷余额总计为17320亿元。
股权投资：以互联网、新能源、高端装备为主的成长型企业缺乏抵押物，更适合金融机构通过股权方式参与资产投放，并通过资产管理的形式募集资金，通过承担风险，获得股权增值分享剩余收益。
未来，商业银行尤其是全国大行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这需要“商行+投行”的业务模式，具体体现在：
第一，商行模式体现在通过信贷为主的融资方式扶持实体经济，尤其扶助传统行业复苏与发展。在监管要求下，商业银行表内回归存贷本源，信贷增长支持了实体经济恢复。
第二，投行模式体现在通过投行承销、资产管理等方式扶持实体经济，尤其促进战略新兴产业成长。大型商业银行要提升综合金融服务水平，通过非银子牌照参与优质成长企业多元融资需求。
未来大型银行通过“商行+投行”的模式服务实体经济，同时中小银行回归本地，增加对地方经济、本地小微企业和城乡居民的服务力度。全国性大行与区域银行相互协调，这将构建多层次银行机构体系，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