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分布的胡焕庸线
首先回顾下两千年以来的中国人口大迁徙历史。翻阅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我们可以看到，中华大地上的人口与城镇变迁，是一部宏大的人口迁移、深耕土地的历史。
自春秋战国以来，在战争逼迫下，产生了三次席卷全国的人口大迁徙。北方人口不断向南方纵深迁移，并带动相应流域地区开发，城镇也逐步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拓展。总体上，气候条件温润的地区，相应流域沃土得以深耕，往往成为人口与城镇密集分布的区域。如东周至秦汉时期，渭河平原、黄河中游平原、华北平原和山西盆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又在上述地区之外增加了成都盆地、江淮平原、长江下游平原和浙东平原等地；五代十国至宋元时期，又拓展到长江中游平原及两湖流域、福建沿海小平原等地；明清时期，多了东南沿海及南海地区出海口平原，19世纪后又增加了东北大平原。
从人口规模占据国家地理的重心角度看，中华大地的人口重心，发生了两次大的转变。第一次是五代至宋元时期，人口聚集中心由黄河中游逐步转到长江下游，由此，我国南方人口总数超过北方；第二次是清中期到现代的三百年里，北方地区人口经历了爆发式的恢复，秦岭-淮河南北的人口逐渐相对均衡。
再看100年以来的中国人口与城镇变迁。胡焕庸线的提出，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到现在已有80多年。期间，战争、政治和经济格局，对人口流动和迁移产生过重大影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逐步恢复并加快发展，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比重有微弱变化。中科院国情与发展战略研究组通过计算指出，自1953年以来，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人口比重缓慢下降。1953-2000年间下降了0.29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006个百分点；2000-2010年间下降0.18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018个百分点[1]。如果将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考虑进去，实际上人口略微有净迁入[2]。
1935年中国人口密度图（来源参见《中国国家地理》2009年第10期《中国的突变线——胡焕庸线》）
2000年和2010年的中国人口密度分布
虽然胡焕庸线表达了我国人口分布基本规律，但这不意味着它是人口迁移和就业的分界线。一个区域，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重超过1，则说明外来人口迁入较多。从六普统计数据看，除了我国东部沿海三大城镇群、中西部地区主要中心城市及周边地区以外，胡焕庸线以西尚存在较多的人口流入。当然，流入人口规模并不大。同时，从腾讯大数据反映的人口流入与流出空间格局看，近年来在胡焕庸线以西地区的确存在新兴的经济增长点，主要在陕蒙、甘南、青海和新疆中东部等区域。
六普反映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比重（张永波、张峰，2013年）
过去60年里，从建国初期的新疆屯垦戍边与东北黑土地开发，从“大三线”建设到“上山下乡”，再到改革开放的“孔雀东南飞”，我国的经济格局版图有很大调整。经济格局变化，人口的空间聚集度进一步提升。按照国务院关于城市人口规模而划分的新标准，2014年底中国50万规模以上中等城市超过180座。其中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的城镇数量为89.5%，比总人口比重则略小。这是由于，胡焕庸线以西地区有不少为百年以来新建的工矿型城市，人口聚集度相对提高。
我国各规模等级城市分布
再将视野放宽到亚洲，胡焕庸线堪为“亚洲之弧”。该区域拉雅山脉、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东源、秦岭、阴山-燕山、大兴安岭等山脉山系组成。这个区域是亚洲地区两大历史悠久文明古国的发源地，是典型的大陆农耕文明的演化区域。
笔者认为，这条弧线意义十分重大，其代表了东亚、南亚农耕文明古国的发展脉络，弧线以东、以南的100-300公里范围，是古都最为密集分布的区域。在开放发展的今天，东亚与南亚的互信连通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都有着直接影响。
东亚与南亚人口密度分布（图片来自网络）
二、当今中国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及其对人口分布的影响
纵观过去20年的经济发展，由“十五”和“十一五”时期的全国山河火力全开全速发展，到“十二五”时期南方全面超越北方，内陆地区加快崛起，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正在经历深度调整。这预示着新的不平衡问题出现——南北发展差距扩大。史育龙等人发现，自十五以来的三个五年里，我国的区域经济格局由前些年的全国相对均衡增长变为南方地区（秦岭淮河以南）增长为主。
笔者也注意到，自从2011年我国的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压力陡增以来，以矿产采掘、能源生产、原材料加工等行业为主的资源类地区开发逐步降温，这里尤其集中在华北、西北和东北的大兴安岭等区域。由于能源原材料市场萎缩，连天津和大连港口运输职能都受到明显抑制。有个明显信号，最近央企重组后，原来天津、大连的中国远洋总部撤离到了上海、广州，而天津原来是中远散货总部，大连是中远油运总部。此外，东北经济面临一轮深度的结构性调整，或许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十一五”时期全国分市县固定资产投资（2006和2011年）
“十五”到“十一五”、“十一五”到“十二五”两阶段经济增长贡献率变化
（引自史育龙等人《从增长新空间看全国区域经济格局变化》，2016）
经济的深度调整对城市人口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从35座重要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部分省会城市和经济强市）的总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变化[3]看，北方地区的城市，甚至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对人口的吸引能力在显著下降；而南方地区、西南地区城市的人口吸引力还保持较强态势。从最新的人口增长情况来看，北上广深四座城市中，上海的人口进入明显的下行调整时期，北京人口进入缓慢增长时期，但广州、深圳两座城市的人口吸引力依然相对强劲。
注：东北四城为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华北六城为北京、天津、石家庄、呼和浩特、济南、青岛，长三角八城为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宁波、温州，珠三角四城为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海西2城为福州、厦门，中部五城为郑州、武汉、长沙、合肥，南昌，西部六城为重庆、成都、西安、贵阳、昆明、南宁。
随之而来的问题不容乐观。
第一，北方地区人口持续减少的，除了东北，还有整个西北地区，经济衰退直接影响这些区域的社会稳定发展。如东北地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黑龙江、吉林、辽宁的生育率分别为1.03%、1.03%和1.0%，远低于全国水平的1.5%；再加上该区域人口持续外流，2010年的人口净流出180万，与2000年人口净流入36万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整个北方地区人口基数依然庞大，华北、黄河中下游等人口规模大（超过1亿人）、密度高的区域，经济发展如果进一步失速，社会问题将逐步显现。中国自宋元以来，淮河流域以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强于北方，南北差距长期存在。这种差距持续扩大，将影响整个北方地区的稳定。因此，未来寻求人口分布与经济增长相对契合的空间发展政策，缩小南北方差距，或许是新一轮空间政策难题。
第三，胡焕庸线两侧是过去的农牧交错带（400mm降水线），由于是我国第二级自然地理台阶区域，地质构造形成了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当前也是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的生产地。当前该区域内分布有大量分散的工矿就业，但随着宏观经济调整，工矿业将面临产能压缩，涉及需转岗再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不可忽视。
注释：
[1]中科院国情与发展战略研究组《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趋势——尝试回答李克强总理之问》，2016年。
[2]笔者通过计算，2000年胡焕庸线以东占陆域国土43.5%面积上居住着93.80%的人口，到2010年该比例略微下调到93.65%。
[3]这里用市域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数据，能够间接规避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机械增长率不易获得的问题。当前部分新闻媒体采用常住人口变化来对比城市人口增长的说法存在严重的技术分析纰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