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来来讲，五年很重要的是后疫情时代如何修复疫情所带来的结构性、趋势性、深层次的变化，大家会看到疫情并不像女巫的诅咒，不是在解咒之后就恢复原样的。实际上，不仅仅面临着不确定性，同时还面临着很多结构性的变化，这是很重要的。
当然，对于我们而言，未来五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按照我们的测算，到2020年底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1万美元，中等收入陷阱的门槛值是12375美元，每年按照200美金左右的增长，到2025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将达到1.35万美元的水平，我们预测中国2025年的人均GDP在1.37万美元，因此这是很重要的变化。
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突破低收入陷阱是必须的，但关键标志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更重要的一个是我们看到对一系列的目标值的测算，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要想达到十九届五中全会所提出来的一系列指标，中国在未来的五年需要的增长速度应该是在平均5.5%的水平。
一个是未来五年，另外一个是未来15年，因为我们要实现人均GDP翻番，中国在未来15年要达到4.8%左右的增长速度，从我们对潜在增速的测算来看，这是很困难的，我们就会引申出来十九届五中全会很重要的几大战略。
第一个是技术，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突破，新一轮的技术红利；第二个是关键制度的改革，来构建第二轮的红利；第三个是人才强国、教育强国的构建，来构建人力资源红利；第四个是要突破目前的这种乱世，来打造新的竞争平台和新的竞争力，从而实现下一轮的全球化的红利。
这四个方面是中国未来战略的核心，而这四个战略又统筹在新发展格局之中，这是我们国内的状况；我们经常会讨论中国依然是世界的一部分，对于未来而言，我们认为未来五年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变化是中美大国之间的比重问题，去年底中国GDP达到美国GDP的68.4%，今年估计会超过71%，到2025年可能会达到85%，85%就意味着我们从严重不对称的博弈向对称的博弈进行转变的过程，中美之间的博弈特别是极限施压到底怎么样？未来五年是关键，未来两年更为关键。我们到底能否在上述的这四大方面作出决定性的突破，是中国能否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和保证大国关系发生质变的很重要的基础。
对于世界，未来有几个关键的问题：
第一，几低几高为特征的全球停滞，是不是在后疫情就会结束？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未来整个修复期比想象中要长，长期停滞的问题不仅仅没有解决，可能反而会加剧，也就是说增长更低、利率更低、投资贸易增速更低、债务更高、风险更高的“四低四高”的格局没有改变，反而在疫情冲击下，我们认为这些参数是加剧的。
第二，美国本身的修复是否存在着可能？在2017年、2018年的特朗普时代，美国经济有过九年的拓展期，未来五年美国到底是进入一个持续的下行期，还是会焕发一个新一轮的扩张？目前大家可以看到美联储对自己的判断，认为未来几年是连续的下行期，并且增长速度将会从过去2%左右下降到1.5%左右，当然这个故事对于中国而言是好消息，美国GDP增长1.5%，中国平均增长5.5%，四个百分点的差距能够保证中国与美国相互博弈的力量基础。
第三，目前可以看到，美国经济存在着四大难题，特别是政治极化、两极分化以及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的对比，这四大问题是美国经济未来修复很重要的几大难题。当然，新兴经济体是否会在未来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能？大家都会对未来五年、未来10年作出一些展望，特别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认为我们将会从目前的50%的状况上升到决定主导的状况，当然，目前来看依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因此中国在新兴经济体的地位是值得我们重点思考的。
第四，全球债务问题是否得到了缓和？下一轮处理金融危机的一些手法现在还是否管用？最近我们可以看到，10月份国际金融论坛做了一个最新的统计，全球的债务总量已经达到了272万亿美元，债务率已经从去年的320%上升到目前的365%，也就是说今年前10个月全世界债务率提升了40多个百分点，这种状况导致了在高债务、低利率的组合下，世界开始走钢丝。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方法已经解决不了目前的一些新的问题。
第五，大家都在讨论技术进步，2014年到2017年美国学术界曾经进行了几轮的大讨论，其中一个最简单的讨论是“索洛悖论”，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下降，这是诺贝尔获得者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最近又发生了这种状况，大家看到发达国家TFP值在强劲地下降，同时高技术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下降得更明显，而不是像很多人展望的那样，通过5G、人工智能使中国的经济增速重现历史的辉煌，而是与此相反。
因此，这里面引申出来的是技术的问题，我们是否又到了一个门槛值。因为大家会看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技术进步的很重要的几大前提，第一个是专利出现了封闭现象，第二个是研发水平大幅度的提升。而目前专利增长速度水平大幅度下降，而且研发投入也是大幅度下降，我们判断产业革命以及技术革命有五大要件，目前来看这五大要件并不成立，未来五年寄希望于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带领人类走出目前的这种乱世和低迷的状况，很难。
第六，更重要的是中国面临着更基础性的问题，那就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而老龄化的问题，目前北欧和日本的老龄化是否有解决的办法？没有，至少在经济增长上没有解决的办法。同时更重要的是，它导致了整个储蓄率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
第七，现在全球的很多问题来源于一个技术变量，就是增速的下降，导致蛋糕越变越小，从而导致分配的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变化。
第八，就是收入分配两极化。大家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的格局在过去10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整个世界目前收入分配的格局与1928年的状况大致相当，所以人类又来到了一个超级时代。
第九，比财务分配的问题更严重，就是通过对拉美的研究发现即使在收入分配上有所改变，但由于民众的关注点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依旧会产生社会矛盾。最明显的是智利的基尼系数得到了改善，但在这些年里面所出现的骚乱比以往多得多。当然民族主义是否有所化解，也不会。
因此，我们会看到一系列的问题，导致逆全球化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要重。过去12年中发生逆全球化，贸易总量除以GDP的比重下降了4个百分点，但今年前10个月这一比重下降了5个百分点。在未来五年中，贸易全球化基本上修复不了疫情所带来的冲击，更为重要的是疫情之后为所有的经济主体提了一个醒，目前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布局使各国处于非常不安全的状况，从而导致大家都在进行着疫后的产业链的重新布局。
逆全球化方面，按我们的研究，只要涉及到大国之间的博弈、修昔底德陷阱这些因素，一般要持续20年左右的时间，最为典型的就是1928至1948年人类历史上的这一次大的调整，目前调整了12年，是不是未来五年就会停止？答案很明确：不会停止。地缘政治在基础参数的变化下的确会出现一些大的变化，同时一些非系统性的事件在这样的格局中随时会演化成系统性的危机和变化，这就导致了大时代的规律和一些突破点是我们的战略家难以进行预测的。
这几个方面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目前世界上所面临的九大超级问题不仅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在当下和未来将进一步恶化，更为重要的是过去解决这九大问题的一些传统方法在目前的格局中都已经失效，因此在这种状况中，在战略性思考的时候就需要超越历史的框架，来进行一些新的思路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