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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岁的关宝英正面临一桩不小的麻烦。
在她主管的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北京办公室年度实施机构招标上，一家享有较高名望的NGO递交的两个项目全部落马，这立刻激起对她的弹劾。
今年1月，当项目遭到否决之后，这家民间机构四处投诉此事。
“如果他们和北京办下面的28个草根组织执行机构串联起来，就可以把我从现在的位子上轰下来；如果再把我告到国家办和全球总部，上面确认是我不对，也可以把我开除。”
要是放在一年前，这几乎不可想象。那时关宝英正在北京市卫生局担任疾控处副处长一职，这种来自外界的抵触和挑衅根本不足为虑。
那位项目申请失败的民间机构负责人对本刊记者说，他不排除将官司打到全球基金总部。这位知名艾滋病社会活动人士认为，自己的项目之所以没有通过，是以关宝英为首的北京项目管理办公室蓄意操纵所致。
NGO组织之间的资源争夺向来激烈。“这个圈子很乱，非常乱，”这位名叫万延海的男士指责道，“她(关宝英)作风官僚。我们觉得她很糟糕。她自己可能不会这么想。”
风波
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简称“全球基金”)的工作，是通过国际卫生融资途径将大量资源输送到最需援助的地区。作为金融机构，它不直接执行具体计划，只依靠各受援助地方的专家去运作当地项目。
全球基金第六轮项目于2008年启动，为期5年，旨在帮助致力于艾滋病干预工作的草根组织提升能力建设。在北京，全球基金安排了500万元的资金，这笔钱将逐年分批次通过北京项目管理办公室分配给那些参与实施的组织。
万延海领导的爱知行研究所去年是北京项目办的实施机构。当时他们一共申请了两个项目，得到了批准和资金拨付。是年末，北京项目办开始2009年第二期实施机构招标，万延海又准备了两个项目申请。
关宝英领导下的北京项目办组织专家小组对所有的申请书进行了讨论。1月下旬，万延海被北京办告知，在专家评审环节，他们的项目全部被驳回。
万延海认定“枪毙”的理由缺乏逻辑性。针对他们申请的东单公园男男干预项目，专家意见认为，东单公园流动性很大，无法评估干预人数及效果；针对女性性工作者干预项目，专家认为，爱知行研究所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建议北京办将预拨经费交给更为需要的实施组织。
“流动性大的开放地点，做干预才恰当。我们有经济实力怎么就不能申请项目了？”
万延海找到北京办交涉那一天，本刊记者恰好在关宝英的办公室里。关宝英接到国家项目办公室官员的电话，向她了解具体情况。挂掉电话后，她叫来一位工作人员，要求将万延海发布在网上的消息打印出来给她看。
关宝英对记者说，万延海已经在网上“散布和炒作”此事，并且把她告到了国家项目办。她说，这件事情解决起来有一定难度，“草根组织的工作特别不好做，什么人都有。”
“接下来你们准备怎么办？”
“出现这种矛盾，我们必须和他们进行沟通，下个文件不行，那不是公正的态度。”
“要是达不成一致呢？”
“他可以继续告我们。我们没有意见。”
从参与处理国内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开始，关宝英一直投身艾滋病防治事务，遇过不少挫折。还是副处长时，她曾试图让北京市的各个部门凝聚在一条战线上，结果没有人买账。2005年世界艾滋病日，关宝英为26个委、办、局预先订制了26套宣传展板，让他们领回去搁在各自机关进行展览，通知发出去，前来领取的部门寥寥无几。
为了寻求配合，她硬着头皮主动出击，一家一家上门游说。由于只是副处长，论级别不大可能与各部门主要领导见面进言。她先找到对方负责的副处长沟通，当思想趋于一致后，再由对方去做工作。如果还不行，她就和对方一块去做他们头儿的工作。这一年，为了执行在公共场所推广安全套的任务，她甚至和北京市公安局着了急，最后在王岐山的斡旋下才得以推进。
现在，有人又给她出了新的难题。
2月5日、9日，在关宝英的主持下，北京办公室分别两次约谈万延海，指出在2008年的项目实施过程中他出了很多问题。据本刊记者了解，主要是痕迹管理混乱，比如签到不规范、手续作假。关宝英私下叮嘱过记者，不要向外间透露这些事情，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万延海承认，去年虽然做了一些事情，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也的确出现很多问题。“但你是管理单位，发现问题要及时帮助我们改进提高。你没有指出来，还拿着你认为我们存在的问题来制裁我们。”
2月10日，身在云南的万延海得到消息，北京办准备另召开听证会。他表示支持。不过，这个听证会至本文截稿时依然没有召开。
一直等待的万延海在此期间出具一封联名信，联合了40多个北京和北京以外的草根组织，要求更换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北京项目管理单位。
围绕关宝英展开的争斗自此进一步升级。
旧怨
在NGO资源和权力争夺日益紧张的时下，这不是一起偶发事件。2008年六轮项目拉开，万延海与北京办公室之间就出现过磕碰。
在全球基金第六轮项目落地中国并向草根组织开放上，万延海看起来有着较深资历。他曾对全球基金前五轮不向民间组织开放提出公开批评。2006年，中国全球基金国家协调委员会成立，按照全球基金的要求，所有有意向的中国民间组织陆续向国家协调委递交申请书，再由国家协调委在此基础上统一整合成一份项目申请书递交给全球基金总部。万延海亦递交了申请书。
在这一阶段，参与申请的民间组织均被确定为中国项目的原始申请者，有优先权成为该项目在中国的执行机构。
据万延海介绍，当时官方背景的中国性艾协会和由他主持的爱知行是不相伯仲的。联合国的官员私下告诉他，中国项目交由爱知行管理也不是没有可能。但中国性艾协会最终成了国家级管理机构。
在省级管理机构的筛选上，北京地区的招标结果只有爱知行与北京性艾防治协会合格。二者经过协商，最终达成一个备忘录，北京艾协成为省级管理机构，同时确定设立一个咨询小组，由爱知行担任咨询成员。在项目管理上，北京项目办不能独树一帜，需要征求爱知行的意见。
“达成协议之前，他们承诺北京的项目交给我们做，”万延海说，“之后，他们就再也不来找我们，也不咨询我们的意见。”
2008年，六轮项目正式启动，北京办成立，关宝英也已成为了负责人。被冷落的万延海质问为什么不征求自己的意见。北京项目办于是召开了座谈会，并选举出一个由民间组织构成的咨询小组，随后进行项目实施机构公开招标。
“程序要公开，不是你办公室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万延海说，那天他明显能看出官方协会在动员方面的能力，有很多组织是被控制的，再收买一两个民间组织，“他们在咨询小组方面的选票正好比我们这些相对独立的、能监督他们的人多一票。”
但万延海似乎手握利器——备忘录。当遇到不满和分歧时，他就会将之祭出。这次的项目落马事件中他就迅速将备忘录送到了北京办公室。据他自己介绍，如果没有这份备忘录，北京性艾协会是不可能成为项目管理机构的，协会方面曾将这份文件交给了全球基金，以证明自己担任管理机构是有依据的，是与民间组织达成了协议的。
“我们之间这种关系对于规范他们的管理是有帮助的，”万延海说，“他们要咨询我们的意见，也必须接纳我们的意见。”
但关宝英不大认可这一点。她就茶几上那份万延海送达的夹着备忘录的申诉意见表示，备忘录不能与是否可以担当实施机构划上等号，不能成为项目就必须入围的理由，特别是在项目申请不符合标准的前提下。
关宝英说，我们这样一个项目毕竟是从无到有做起来的，现在好不容易有资金支持大家，“我们希望更多草根组织都来参与，我们没有门槛，就看你的项目书设计。”
北京办公室对于项目书有规范要求。招标时，他们会把基本写作规范告知各组织，让大家按规范来。即使这样，去年他们接到的申请书依然五花八门，版本各有不同。他们为此一共召开两次修改会，一次项目书写作培训会。
“遇到问题得随时给他们办班，”关说，“对每个人每个组织一视同仁。我们要适应大家，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这里不允许官本位，不然就不配坐在这个位子上。”
前官员
2007年退休后，北京艾协将关宝英由原来的常务理事增补为副会长。由于关宝英在市卫生局时分管艾滋病工作，了解情况，当时正好要启动六轮项目，就让她分工主抓北京办公室的工作。
协会宣布此项任命时，万延海心里比较有疙瘩。他找到协会会长郑志伟，表示对关当主管心里没数。
2006年关宝英还在任上的时候，作为北京一个民间组织的负责人，万想去拜访她一下，借机建立某种工作关系，结果打了20多个电话，没有一次得到回应。
当关宝英来到北京办履职后，万延海认为她的一些做法有些荒唐。“对资金给我们托管的组织，总是查来查去。”
北京一些民间组织成员将关宝英称作“关妈”，媒体也多次报道关宝英一直为推进本地艾滋病防治干预工作而尽最大努力奔走。但万延海不这么看。
万说，一些组织叫她“关妈”，或者干妈，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他认为关系好这样叫也很正常，但是，“如果那些从她那里得到项目的组织都叫她关妈，互相赞美，这就不正常了。”
面对新的岗位和服务对象，关宝英也有看法，她说，“这些组织人群构成参差不齐，结构不一样，素质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很不好沟通。”
但是她否认自己对于北京办的招标工作存在操控。据她介绍，这一次的招标，北京办请了9人专家小组对59份招标书进行评审。专家意见是决定性的，“我只负责组织开会，把材料提供给他们，不能掺入任何意见。”
“你认为这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吗？”
“也不能说这种做法不负责任啊，”她说，这些专家都是由国际组织、预防医学会、疾控中心及国家艾协代表组成，来自各方面。项目申请是否合格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要共同签字，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艾滋病防治圈的生态过于紊乱，这几乎是难去之疾。对于资源的争夺致使各组织之间时常党同伐异。
在关宝英眼里，这个圈子尚处于无序和混乱阶段，各主体相互看不起，相互贬损的情形并不鲜见。对于万延海，她说，“他恨我个人也没用，我和他没有个人利益冲突。”
关宝英被万延海视作破坏者。在她之前，一切似乎都还平静，他与北京性艾协会的关系维持良好。这件事情一发生，万延海甚至扬言要上法院状告北京艾协。
北京艾协对此似乎也无能为力。事情的复杂性可能大大超出他们预计，因为出现了派系争斗。协会负责人说，现在不单是万延海对关宝英有意见，这种情况已演变为万延海与关宝英及另一个草根组织“爱之方舟”的矛盾。
“爱之方舟”是一个感染者信息支持组织，负责人孟林与关宝英走得较近。他与万同是北京办咨询小组成员、北京艾协理事，也同是去年的项目实施机构。今年，万延海的项目未被通过，但孟林的项目却得到了批准。
万与孟在没有六轮项目的时候就存在过节。孟林是一位同性恋者和艾滋病感染者。他没有回复记者的采访信件。在博客里他写道，早年自己因为性取向被警察抓捕过，这是万延海组织所致。他为此憎恨万。
孟林为关宝英遭到攻击抱不平，并在内部邮件组里以谩骂回击。他说，关女士为北京感染者付出了极大心血，对她的肆意攻击让她寒心。
协会
纠葛已经上升到万延海对于整个管理机构的否定上，他指责他们拿到国际资金后自立派系，捞钱吃回扣。这可能对北京性艾协会的项目管理地位构成威胁。
北京性艾协会成立于1993年，受北京市卫生局领导。除了全球基金，这个组织还是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的北京地区项目管理机构。
协会的负责人对于关宝英惹致这些麻烦不免失望。会长郑志伟对本刊记者说，当初派她过去全权抓这个项目，觉得她应该能胜任这项工作，至少不应该出现这种事情。
近来协会内部几位负责人就此事进行过碰头磋商。他们的结论是，北京办公室在“三公”(公平、公正、公开)和透明原则上做得不够。
郑志伟说，关能放下架子做社团工作，也做了大量工作，她努力想做好，但工作观念和方式还需要转变。
郑志伟是原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的处长。据说他曾提携过关宝英。他认为虽然争议主要还是针对关宝英个人，但她是协会派出人员，所以这种是非自然也就影响到了协会。
关宝英也在寻求转变，这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她需要面对各种怀有不同想法、目的的草根组织，为他们化解争端，提供帮助，并且不能推却。她对本刊记者说，“有一段时间我真想放弃，太累了，回家吃完饭就想躺下休息，什么也不想干。”
在北京办公室，关宝英也时时受人掣肘。他们每年会从全球基金拿到20万美元，这些钱紧张到连工作都不好开展。当很多草根组织向他们申请资金时，由于全球基金中国项目办对于干预人数和经费投入有严格指标，干预多少人、花多少钱都有一定之规，她这儿只能进行保守分配。不是所有组织都能从她那儿取得资金，能取得的也往往不是巨款。
北京项目办自己的办公经费都成问题。根据规定，北京办的办公场所租金标准是每月500元，他们现在租借在一所医院的3间狭小屋子里，每年费用5万，北京办掏了3万，性艾协会帮扶了2万，这才有了安身之所。又根据规定，他们每次租赁会议室的费用是500元，关宝英大为恼火，“500块你让我租哪儿？租个民房都不够”。
遇见这起争端，协会负责人批评她不够“亲民”，他们也认为北京办驳回万延海的项目申请理由有欠充分。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唐耀武是北京市疾控中心的原副主任，与关宝英是老同事。他认为关宝英在此事上处理失当，比如和孟林的关系，“个人关系近是正常的，但你不应该影响工作，不应该把这关系放到工作上。”
协会对于关宝英的成见也不止一桩。早在去年，关宝英先后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稿件发表后，在圈内引发争议。那些报道叙述了关宝英在任时为推进一些政策实施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赞赏她为北京地区艾滋病防治做出了贡献。
这让协会方面不受用。他们认为这种“溢美”与事实不符。唐耀武说，那只是她的职务行为，不是她的功劳。“国家的政策不是你的创造，不是你的政策。我们都只是执行者。”
关于接受采访一事，关宝英在春节前与记者见面时谈到了自己的想法。去年《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前去访问她，她问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对方说，会有很多人关注你们，给你们资助。关宝英也对本刊记者说，我希望能够通过你们告知大家我们正在致力的事业，吸引更多人来支持我们。
协会对于关宝英是具有任免权力的，但他们似乎还不打算这样做。他们批评了万延海，认为他是在成心闹事儿。对于他们提出的罢免案，唐耀武表示不予理睬。
“因为你没招上标，就说这个人不称职，不是好人，就得罢免她。我凭什么罢免她啊？”
但在春节后，关宝英曾对本刊记者说，在适当的时候她可能选择体面地退出。她说：“关宝英是一个有责任心和良知的人，对得起‘人’这一个字，别的就不用多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