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社会工作研究】
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专业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项历史和社会结构的考察
内容提要:当下,我国社会工作正逐渐走上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道路,但同时针对本土社会工作缺乏专业性的质疑和批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社会工作源起于西方,然而与之相比,我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却有着与西方不同的社会条件和身份条件,不仅需要满足自然场景中开展服务和双服务主体(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居委会)的要求,同时还需要应对来自心理咨询师和社区工作者的身份挑战。因此,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不能像西方那样走机构服务的专业发展道路,追求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分别专业化的发展方式,而需要围绕着个人改变和环境改变的结合,借助项目服务的专业化将注重个人成长的微观服务与注重环境改善的宏观服务整合起来,并由此带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深入和扩展,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找到并且拓展专业的发展空间和确立好专业的社会身份。
作者简介:童敏,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 厦门 361005)。
注：本文刊于《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4期。
一、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的专业化路径
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由社会组织运动(Social Society Organization)的代表里士满和睦邻友好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的领袖亚当斯推动的,她们倡导在贫困的社区直接针对贫困居民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乱了她们预想的发展逻辑。战争期间,在美国红十字会的推动下,精神科社会工作(Psychiatric Social Worker)应运而生。社会工作者抓住了这一社会发展的重要契机,开始组织大规模的精神科社会工作者进行培训。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被派到各地的社会服务机构,在机构中开展各种专业服务,以回应因战争带来的精神方面的创伤和情绪方面的困扰等个人心理问题。[1]自此,西方社会工作者开始把服务的专业性定位于个人的内部,专注于个人精神方面困扰的消除。[2]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曾经接受过社会工作服务的退役军人和家庭成员中有1/3的人仍希望继续享有社会工作的服务,他们大多有稳定的收入,而且能够自己支付服务费用。这样,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慢慢出现了变化,不再仅仅是需要救济的贫困居民,而且还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中产阶级,他们面临的主要困难也不仅仅是与贫困相关的各种综合的问题,如资源不足、教育机会缺乏、解决问题能力不佳等,而是个人内部心理的困扰。[3]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社会工作有偿服务就是这一发展要求的体现。[4]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通过了社会保障法(Social Safety Act),政府承担了物质的救济,而社会服务机构的社会工作者只剩下消除心理困扰的任务。[5]
与此同时,为了回应专业性的质疑,西方社会工作者开始主动寻找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由于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精神卫生运动的影响,社会工作者接受了当时已经得到社会认可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并且把它作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理论基础。尽管期间有不少的社会工作者对此提出了怀疑,要求社会工作者吸纳社会的元素作为专业服务的理论基础①,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工作领域占据主导的一直还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动力学派的逻辑框架。[6]
与社会服务机构倡导的程序化和规范化的正式专业服务不同,社区崇尚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非正式的服务,它鼓励居民的参与和互助,具有综合性和增能的特点。[7]虽然社区工作早在社会工作开创之初就已经踏上了探索之路,但是由于其自身的非正式和自助的特征,再加上政府对个人问题的关注,社区工作一直游离在专业服务之外。直到20世纪60年代,社区工作才因为社区贫困的问题再度受到西方社会工作者的关注,特别是美国约翰逊政府大力推出了社区发展项目(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之后,开始重新倡导邻里互助和社区预防的服务,使社区工作成为三大专业方法之一。[8]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撒切尔和里根政府采取了保守主义的经济政策,对社会福利服务的经费进行大幅度的裁减,而且推崇一种以提高个人竞争能力为目标的服务逻辑。[9]这样,社区资源的调动以及志愿者的运用就成为专业服务顺利实施的关键。社区工作也因此受到社会工作者的青睐。[10]特别是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和社区照顾法案(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nd Community Care Act of 1990)的影响下,社区照顾服务受到全社会的关注,社区工作成为可以和个案工作比肩的专业服务。[11]
早期的小组工作把小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作为手段,目的是促进小组成员的改变,它们通常作为教育、娱乐和人格塑造的工具运用于睦邻服务和慈善服务中。[12]在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小组工作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理论基础,把小组经验本身就视为小组成员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培养的核心,有其重要的价值。[13]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小组工作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除了在社会工作的训练课程中设置了专门的小组工作之外,还创办了专门的小组工作杂志,而且不同的小组工作手法也得到了总结提炼。[14]小组工作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组织模式:一种称为“小组中的工作(Work-in-Groups)”;另一种称为“小组工作(Group-Work)”。前者把小组作为工作的场景或者手段,关注小组成员个人人格的改变,运用的是一种控制和指导的活动组织方式;后者把小组经验本身作为服务目标,注重小组成员共同(Commonalities)意识的培养,包括问题的发现和解决的整个过程,采用的是一种参与和互助的活动组织方式。[15]显然,小组中的工作更像个案工作,注重服务的标准化和程序化;而小组工作更像社区工作,强调参与和互助。到了20世纪90年代,小组工作的这两种发展取向变得更加明显。一方面,由于政府大幅度消减服务经费开支,越来越注重可观察、可测量的服务成效,服务的控制性加强;另一方面,社会批判意识的提升,让人们更加关注社会排斥和种族冲突等问题,服务的社会内涵进一步延伸。[16]
通过回顾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路径可以发现,虽然西方社会工作发端于社区,但专业化开始于机构服务中的个案工作。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机构的专业服务,注重服务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以治疗为核心;另一种是社区的专业服务,注重服务的参与性和互助性,以增能为重点。前者以个案工作为代表,后者以社区工作为示范,小组工作则介于两者之间,它既可以走机构专业服务的路线,也可以走社区专业服务的路线。
尽管近几年来我国社会服务机构有了迅猛的发展,但机构服务中个案工作的开展方式却与西方很不一样,不同于在服务机构的辅导室中,求助对象主动到服务机构寻求帮助,我国的社会工作是在求助对象的自然生活场景中,由社会工作者主动走近求助对象的日常生活,如家庭、社区等。这样的变化迫使我国本土社会工作者在开展个案工作时,面临两个无法回避的挑战:一是,入户服务挑战。由于求助对象不是主动寻求帮助的,他们的求助愿望不强,甚至模糊不清,这使得社会工作者与求助对象的合作关系极不稳定。在这样的环境下,要社会工作者在一两次短短的入户见面中就与求助对象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把求助对象转变成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显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二是,自然场景服务挑战。在自然场景中开展专业服务与服务机构的辅导室服务很不一样,具有非常明显的不稳定性。无论服务的主题和场景布置,还是服务的时间和进程安排,都需要社会工作者根据实际场景的变化做出及时调整。显然,在这样不易掌控的自然场景中开展深度的专业服务,其难度可想而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本土社会工作者可以学习、借鉴的西方个案工作大多产生于机构服务中,既没有入户服务的挑战,也没有自然场景服务的要求。这样的差距导致本土社会工作者在个案工作中常常感觉到力不从心或者不知所措——专业的做不出来,做出来的不专业。这样的服务状况同时使得本土社会工作者面临这样一种个案工作的专业服务困境:如果继续在自然场景中开展服务,服务的专业性就会面临质疑;如果回到服务机构的辅导室开展服务,服务的社会工作元素又会面临怀疑。
一旦社会工作者走进社区开展服务,他(她)们就会面临众多的服务对象,就会有两项无法回避的任务:资源的链接和志愿服务的组织。但是,这两项任务在中国本土实施起来都与西方不一样,不仅中国的社区社会组织不够发达,使得本土社会工作者常常感到缺乏必要的资源,而且由于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建立在志愿服务基础之上②,因而在招募志愿者和组织志愿服务过程中都存在不小的困难。显然,在这样的社区条件下开展社区工作,它的服务成效和专业性都会受到影响。
最令本土社会工作者感到困惑的是,在社区开展服务将面临双服务主体的现象,社会工作者不仅需要服务社区中的特定人群,而且还需要处理好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因为他们也为社区居民提供多种不同的服务,这种现象是中国社区服务所独有的。由于每个城市社区都有居委会(农村为村委会),他们负责社区居民的日常服务和管理的工作,包括贫困居民的救济和救助。③这样,无论社区服务开展前的入户需求评估,还是社区服务开展过程中的人员和场地协调,甚至是社区服务结束后的跟进,都需要社区居委会的配合。因此,本土社会工作者在设计社区服务计划时,既需要顾及社区中需要服务的人群,也需要照顾社区居委会的要求;否则,设计出来的服务计划很难在社区中顺利实施。从社区需要服务的人群来看,他们生活在社区中,既需要居委会的日常服务,也需要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服务,二者结合才能保证社区居民的利益。显然,对于本土社会工作者来说,他们面临一项在西方的社区工作中没有的挑战:了解社区居委会的运行机制,学会从双服务主体的角度设计社区服务计划。
正是基于中国社区这样的独特处境,本土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工作中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专业服务困境:如果按照西方的社区工作模式开展服务,只关注社区中有需要服务的人群,不去处理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专业服务就无法顺利开展,甚至可能无法走进社区;如果考虑社区居委会的要求,就会受到社区居委会日常行政事务的影响,服务的专业性就会受到质疑。
与个案工作和社区工作相比,小组工作的适应范围要宽得多,它既可以在机构的辅导室内组织,也可以在社区的自然生活场景中开展,特别是在个案工作和社区工作受阻的情况下,选择小组工作的方式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是,由于失去了个案工作和社区工作的基础,小组工作也就自然停留在娱乐的层面,很难深入,它的专业性也将面临质疑。
因此,在中国本土开展社会工作将面临专业服务的困境,不仅个案工作很难深入,社区工作很难拓展,服务缺乏专业性,而且小组工作因为缺乏基础,也容易陷入娱乐化,流于形式。
三、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专业身份困境
除了专业服务的困境之外,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者在服务开展过程中将面临另一个重要挑战:专业身份困境。专业身份是专业实践者明确自己的位置,清晰与其他专业区别的核心所在,是专业实践者对自己专业的发展方向和价值的确认。对于像社会工作这样的新兴职业而言,专业身份尤为重要,它不仅告诉社会工作者可以做什么、有什么价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向社会工作者展示专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专业服务的困境固然可以影响专业身份的确立,但就社会工作者而言,他(她)们的专业身份本身就无可回避地面临挑战。
就个案工作来说,由于个案工作不仅在服务模式和技巧方面与心理辅导没有明显的差别,而且还常常借用心理辅导的技术,使得社会工作者在个案服务中很难确定自己的专业身份,常常与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混淆在一起。与社会工作者相比,心理咨询师在心理辅导模式和技能方面的训练要规范得多、系统得多,这让社会工作者在面对个案服务时常常觉得不如心理咨询师。与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条件不同,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几乎与心理辅导的发展在同一时期,它们同时面对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迅猛发展的契机,两者不是竞争的对手,而是合作者,一起共同应对当时社会在心理咨询和治疗方面提出的要求。[17]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就不同了,它要晚于心理辅导。如果以2008年国家第一次确立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为标志,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是在21世纪初,而心理辅导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走进中国并且获得了政府的认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18]显然,在这样的条件下推进个案工作,社会工作者亟须确定自己的专业身份,与心理咨询师区别开来;否则,不仅社会无法认同社会工作,就连社会工作者自己也无法确信社会工作的独立存在价值。
就社区工作而言,社会工作者也同样面临专业身份的挑战,不过,这样的挑战主要不是来自于心理咨询师,而是社区工作者。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家开始推行基层管理制度改革以来,中国的社区工作者已经从传统的贫困人群救助的实施者转变成现在的社区居民参与活动的组织者,他们已经拥有为社区居民开展多种不同服务的丰富经验。如果社会工作者走进社区开展服务,自然需要回应社区工作者的服务要求。与社区工作者相比,社会工作者无论是对社区居民的了解程度,还是对社区资源的掌握程度都明显处于劣势。而且,就接受服务的社区居民来说,由于长期受管理体制的影响,他们对社区工作者的信任度要比社会工作者高,因为社区工作者代表的是政府,而社会工作者代表的是民营的社会服务机构。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社区工作,社会工作者亟须明确自己的专业身份。
正是在心理咨询师和社区工作者双重身份的挑战下,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者无论在个案的治疗服务方面还是在社区的增能服务方面,都无法顺利实施自己的专业服务,确认自己的专业身份。不过,也正是由于这种双重身份的挑战,使得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者在无奈之下选择了另一种应对专业发展的思路,出现专业身份摇摆不定的现象,即当面对个案的治疗服务时,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者强调自己的资源链接的能力;而当面对社区的增能服务时,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者又强调自己的治疗服务的能力。毫无疑问,这样的回答是不利于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者专业身份的确立的。
实际上,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一直也面临一个难题:个案治疗服务与社区增能服务的割裂和冲突。前者认为后者缺乏科学性和专业性,后者强调前者缺乏人文关怀和社会视角。[19]不少学者发现,把社会工作的专业手法划分为个案、小组和社区存在着明显的弊端,这样的观点必然导致要么注重个案的治疗服务,要么关注社区的增能服务,使社会工作所强调的个人改变和环境改善两个方面相互割裂开来。[20]但是,在实际的服务中,由于人的问题的复杂性和所处场景的复杂性,个案治疗服务常常涉及社区的增能服务,社区的增能服务也常常涉及个案的治疗服务,二者需要结合在一起。因此,不少学者开始摆脱社会工作三大专业方法的传统思维局限,尝试走综合服务的道路,希望将不同的服务有机地整合起来。④服务项目就是通过更高层次的服务项目的设计和安排把注重个案的治疗服务与注重社区的增能服务等不同的服务方式结合在一起,以提高服务的成效。[21]
服务项目这个概念很早就出现在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它的主要内涵并不是指专业服务的整合,而是指服务的输送和管理,包括如何管理服务的输送、如何增加不同机构之间的相互合作、如何提高政策的管理水平以及如何加强不同服务实施部门之间的配合等。[22]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约翰逊政府发现以往仅仅靠支持个案治疗服务的专业服务发展策略很难帮助贫困人群摆脱弱势的社会处境,于是开始大力推进社区综合服务项目和大型社会服务项目,不同类型服务的整合才开始受到社会工作者的关注。[23]为此,美国政府还专门开设和组织了综合服务的训练课程。[24]不过,此时服务项目强调的是社会环境因素的改变。20世纪七八十年代,撒切尔和里根政府上台后,大力推行市场运行的机制,大幅度消减社会福利服务的资金,促使社会工作选择了新的发展取向,除了注重服务的综合性和成效之外,开始关注服务对象自我能力的提升,推崇以服务对象为本的综合服务。[25]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布莱尔和克林顿政府倡导“第三条道路”,个人改变与环境改变如何结合成为社会工作关注的重点,社区综合服务又重新走进社会工作者的视野。[26]不过,此时的社区不再是被视为与个人相区别的生活单位,而是作为个人实际生活的场景,是社会工作者实现个案治疗服务与社区增能服务相结合的服务场域。
至此,社会工作开始注重一种综合服务的专业服务形式:服务项目。它不是简单地把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叠加在一起,而是有自己的服务逻辑和服务理念。它认为,个人的任何改变都需要以环境改变作为支持,而任何环境的改变都需要以个人改变作为基础。很显然,这样的服务理念是希望把个人的改变放回到个人所生活的日常生活场景中,而社区是实现这一服务理念的最佳选择。不过,这里的社区就不是社会工作的一种工作手法,而是实现社会工作综合服务的重要场所。这样的一种以社区为本的综合服务项目就需要实现四个方面转变:1.社会工作者从服务的中心转变成服务的合作者;2.服务对象从单个人或者单个人群转变成非正式和正式网络构成的人际网络;3.服务的形式从直接针对个人或者人群的治疗服务转变成针对社区危机的预防服务;4.服务的方式从社会工作者个人提供直接帮助转变成多专业团队提供综合服务。[27]总之,服务项目不是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之外增添的一个与之并列的新的工作形式,而是从一种崭新的视角重新理解和设计社会工作的服务逻辑,它不再把个人的改变和环境的改变分割开来。
对于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者来说,服务项目的作用不仅仅表现在提升社会工作服务的成效,缓减一线工作者的工作压力。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服务逻辑正好可以帮助本土社会工作者摆脱专业服务开展过程中的制度困境。在个案的治疗服务方面,虽然就单个个案来说,本土社会工作者很难超过心理咨询师,但可以通过社区增能服务的连接发挥环境改变的作用,为个案的改变提供更好的社会支持,从而为自己找到专业发展的空间;在社区的增能服务方面,虽然在一次社区服务中很难看出本土社会工作者与社区工作者的差别,但可以通过个案治疗服务的连接发挥个人改变的作用,为环境的改变提供更好的基础。如此本土社会工作者就能为自己开拓专业发展的位置。可见,只有借助服务项目的推进,个案治疗服务和社区增能服务才有专业发展的空间。服务项目不仅具有了服务技术层面的作用,而且同时还拥有了服务策略层面的价值,它与本土社会工作的开拓和社会工作者专业身份的确认紧密联系在一起。
显然,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不仅需要个案治疗服务的专业化和社区增能服务的专业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服务项目的专业化。它几乎成为本土社会工作者是否能够走出目前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困境的关键。对服务项目专业化的强调,正是基于对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在个案治疗服务和社区增能服务方面遇到的制度性条件的考察,通过服务项目就可以将这些制度性条件转化为发展的契机,并且与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中的经验和成果衔接起来,真正实现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五、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专业化路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专业化路径与西方不同,它既不能从机构辅导室的个案服务开展,也不能走社会工作三大专业方法并驾齐驱的方式,因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不仅在个案治疗服务方面面临入户服务和自然场景服务的挑战,而且在社区增能服务方面也面临志愿服务资源和社会组织资源不足,以及由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居委会构成的双服务主体的制度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在心理咨询师和社区工作者双重身份的压力下,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空间就集中在了如何将个人改变与环境改变的结合上。因此,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需要借助服务项目的逻辑和方法,在注重整合个人改变和环境改变的服务项目视角下推进个案治疗服务和社区增能服务,找到自己的专业发展的位置。
为了清晰地说明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专业化路径与西方的差别,下面就将两者的区别通过表格一一列举出来。(详见表1)
尽管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路径与西方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者不需要学习西方社会工作在专业化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实际上,作为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者一方面需要关注本土社会工作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也需要学习和转换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经验,二者缺一不可。否则,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就会因为缺乏反思和警觉能力迷失自己的方向。
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社会条件和身份条件,在自然生活场景中和社区居委会负责的社区中开展专业服务,作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者不仅需要满足自然场景服务和双服务主体的要求,同时还需要应对来自心理咨询师和社区工作者的身份挑战。因此,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既不能像西方那样走机构辅导室专业服务发展的道路,也不能追求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分别专业化的发展方式,而是需要围绕着个人改变和环境改变的结合,借助个案治疗服务和社区增能服务的连接、转化和整合,即服务项目的专业化,找到并且拓展自身的专业发展空间并确认好自身专业的社会身份。
因此,服务项目的专业化在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具有提高服务成效的技术层面的意义,同时还具有明确专业发展空间和社会身份的价值。
注释:
①引入社会的元素作为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是很多社会工作者的努力目标,如心理社会治疗模式、功能理论以及问题解决模式等,这些都关注社会工作在社会层面的功能。
②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首先集中在教育领域,近几年在政府大力推动下,才逐渐从教育领域走入实务领域。
③居委会制度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建立,到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它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在民政部推行的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的影响下,我国社区已经融入了很多服务的功能,成为我国基层管理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④将个案治疗服务与社区增能服务整合起来通常有三种方式:第一种在个案治疗服务中增添社区增能服务的元素,或者在社区增能服务中增添个案治疗服务的元素;第二种采用社会工作通用模式;第三种运用服务项目技术。前两种只涉及服务的延伸和转换,不涉及服务的综合。只有第三种才强调为服务对象提供综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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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