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人群活动的隐蔽性很强，卫生部门的疾病控制人员对他们缺乏基本的了解，所以显得‘无的放矢’。”
在北京工体西路霓虹闪烁的酒吧街上，Destination（译名：目的地）看上去很低调。若不是注意到门口涌入的是清一色穿着时尚的帅哥，记者亦很难看出，这里就是北京著名的“同志”（男男同性恋）酒吧。
据统计，中国目前的同性恋人数在500万至1000万人，而由于“太多人害怕暴露性取向”等原因，这一地下人群的总数很可能已经超过5000万人。
对于如此庞大的人群来说 ，最近传来一个坏消息。“男男性行为者已经成为艾滋病最易感染的新‘雷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说，他刚刚完成《中国艾滋病防治相关政策分析》的研究报告。他告诉《北京科技报》，目前我国主要的三类艾滋病人群包括：静脉注射吸毒者、商业性服务工作者和男男性行为者。但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最后者已经成为艾滋病传播的“重要角色”。
北京地区2008年1月至10月的病情报告显示，755名艾滋病感染者中有248名因“男男同性性行为”感染，比例已明显高于异性性行为、吸毒感染和 (采)输血感染。
在著名艾滋病医生、北京佑安医院张可医生接诊的艾滋病患者中，男男同性恋已占新增感染病人的80%以上。“出于社会压力，多数男男同性恋者为了掩饰自己的性取向，都维持着表面上的异性关系或传统婚姻，但同时亦进行着同性性行为。多性伴的特点，很容易让病毒在男男性行为者，以及其女性配偶间传播，进而向其他人群扩散。”张可说。1989年，我国发现的第一例经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中国人，就是有多个同性性伴的男子。“这是非常危险的，新‘雷区’的出现表明我国艾滋病传播已经‘步入正轨’。国外经验表明，艾滋病向健康人群传播，就是从男男同性性传播开始的。”
张可说，男男同性恋的性接触方式多为肛门性交和口交。而这二者分别容易造成直肠黏膜和口腔黏膜充血的轻度损伤，此时，精液中的艾滋病病毒很可能通过破损黏膜进入血液循环或淋巴系统，感染机率很大。
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何会成为新“雷区”的“领头羊”呢？杨团在调查中发现，首先是交友方式的改变。
如今，网络已经成为男男同性恋者相互认识的主要渠道，相关的同志论坛中都会设立聊天室，大家可以通过语音、视频等方式尝试接触。而在此之前，他们只能在酒吧、浴池、会所等比较局限的场所寻找自己的意中人。大城市的网络铺设一般比较发达，人们大多可以在工作、生活的范围内较便捷地接触到网络，从而加大了结识机会。
其次是社会宽容度的提升。男男同性恋小安（化名）告诉记者，自己现在的另一半就是迫于无奈才漂泊到这个城市的。“他不是北京人，在当地根本就没法生活，整天都要面对歧视的目光与辱骂的言辞。父母说他不要脸，同学视他为怪物，同事更是冷嘲热讽。后来他辗转来到北京，在Destination遇到我，接着还找到了新的工作，现在生活得很平静。”
杨团在调查中发现，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公众对同性恋的看法已经趋于理性。由原来的不理解、歧视，逐渐变为不表态或默许。
2009年2月14日，在北京前门大街的铛铛车旁，一场特殊的同性恋婚礼表演吸引了过往市民的目光。“同语小组”的小闲是这场婚礼的组织者之一，她告诉记者，同性恋者展示自我存在的这种公开活动，在北京已经进行了3年。前两年的情人节，多家同性恋小组，在崇文门和建国门的繁华商业区还曾经向路人发送玫瑰。
小闲说，从活动的现场收效来看，同性恋表演者并未受到辱骂或责难。大多数市民都对此表示可以理解，还有少数人愿意送出祝福。据统计，在氛围逐渐宽容的前提下，北京近年来已经先后出现DESTINATION（目的地）、真武同志酒吧、ONOFF（上下线）酒吧、DRAG-ON（龙）酒吧、都市情岛酒吧、鱼中鱼酒吧等不下10家同性恋酒吧。
不过，很多认为自己已然踏足“乐土”的男男同性恋者并没意识到，巨大的风险正在步步紧逼。专家调查发现，在男男同性恋者中，绝大多数人一旦进入性交媾环境，为了释放长期压抑的性欲，往往会肆意发泄，但多数人缺少必要的安全措施。
调查显示，在男男同性恋者发生性关系时，肛交的比例高达64%，其中采取安全措施的不到30%。而在一些同志场所，这还是保守数字。
更令杨团担忧的是，我国现行艾滋病防治的政策模式，对男男同性恋者来说，简直就是‘盲区’。“现行政策主要是应对静脉注射吸毒者、商业性服务工作者这两个艾滋病高危人群，而对于有明显上升趋势的男男性行为者人群，效果十分微弱。这部分人群活动的隐蔽性很强，卫生部门的疾病控制人员对他们缺乏基本的了解，所以显得‘无的放矢’。”
杨团说，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干预措施过于简单化。以艾滋病知识宣传为例，如果简单采用类似对普通人群的宣教方式，在男男性行为人群中大张旗鼓地宣传男女间如何预防艾滋病，势必会给他们贴上“同性恋”和“艾滋病”的双重标签。一旦激发逆反情绪，效果几乎为零。
另外，男男性行为者人群与静脉注射吸毒者和商业性服务工作者不同，其行为并未违法。因此，如果沿用既有模式，依靠行政系统的强大力量，根本无法触及到这一人群，更无法通过强制性的措施和手段来开展工作。“因此面对这部分人，不能遵循‘以政府部门作为实施主体’的传统干预模式。寻找更加有效的途径，成为首要难题与挑战。”杨团说。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对记者表示，目前，针对男男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预防工作，最主要的渠道就是开展高危性行为干预，通过发展该群体中的“防艾志愿者”，让这部分人首先意识到艾滋病对自己和同伴的威胁，再通过“同伴教育”的宣传方式，督促男男同性恋者坚持使用保险措施。
但是，这种方式是否有效呢？张可认为，探索的收效尚待时间检验。截至目前，国外也没有成功的模式可以借鉴。美国新闻基金会主席鲍尔斯曾经说，记者比医生重要，媒体传播一个HIV感染者的真实故事，起到的教育效果要比报道HIV防治进展大得多。未来，这亦可以成为中国预防艾滋病工作的参考方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