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房里的志愿者
“开饭喽！要快，再迟好东西都没得喽！”板房外，一个志愿者来催刘猛吃晚饭。
4月21日晚6点多，都江堰市城北馨居板房区，“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的厨房和饭堂在一间板房里，一张硕大的饭桌几乎占据了板房的1/3，上面堆着高高一摞碗筷。
刘猛说，人丁兴旺时，几十人挤在这里吃饭，这一顿算上蹭饭的3个记者，才10个人。
“你们运气好啊，今天伙食不错！”刘猛看着桌上一盆鱼、一盆清菜和一小盘鸡块，笑了。
“中午有人请客，我们把剩下的全部打包带回来了！”负责做饭的小志愿者得意地说，“我们早已经济危机了，平时不可能吃得这么奢侈。”
“一个志愿者连生存都无法保障，根本谈不上可持续地服务灾区。”
——刘宝宗，“完美春天”志愿者团队副队长：靠着志愿精神坚持下来的草根NGO，生存之路很艰难。
“我当然不想放下，可我实在背不动，没有一点力气的时候，可能会放下。”
——刘猛，“全国心理援助联盟”负责人，面对志愿者组织的困境，用“背伤员”来形容目前的形势。
“我们会拿出2000万元善款交给NGO在地震灾区开展赈灾项目。”
——王汝鹏，中国红基会秘书长，在“‘5·12’灾后重建项目公开招标”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重大灾害后会形成NGO元年，能否形成大发展，必须依赖政府在制度层面的支持。”
——邓国胜，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教授：在草根NGO发展上，政府将起决定性作用。
生存
草根NGO面临的最大挑战
去年9月他们陷入了困境，几乎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刘猛的妻子从圣彼得堡飞到都江堰送钱。
刘猛，“全国心理援助联盟”负责人，地震后这个团队负责在都江堰市城北馨居板房区进行心理援助，一个草根NGO，队员最多的时候200多人，现在只有十几个志愿者。
团队的经费一直由刘猛承担，随着各项救援活动的开展，他带到灾区的10万元积蓄花光了。去年9月，他们陷入了困境，几乎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妻子从圣彼得堡飞到都江堰送钱。
有记者提醒刘猛，可以与成都NGO备灾中心负责人张国远联系，看看他们能不能帮上忙。
刘猛认真地点点头，显然把这个意见放在了心上。从前，刘猛从不接受外界捐助，他说，他们是志愿者，不想成为被救助者。
在灾区，还有“中国心”、“关爱社工”、“完美春天”、“共展联合会”等十几支草根NGO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像高思发、刘猛、古米蓝、刘宝宗这样一直坚持下来的志愿者，在灾区坚守了快1年，资金、注册、制度管理……重重困境让他们在理想主义道路上举步维艰。
生存，已成为灾区草根NGO最大的挑战。
潮落
志愿者回落原因有很多，有的是请假奔赴灾区进行服务，最终还要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
“5·12”地震后，据有关部门估计，各省市进入四川灾区服务的志愿者超过10万人，四川各地(包括灾区与非灾区)参与灾区服务的志愿者超过100万人。
去年8、9月份之后，灾区志愿者开始大量退潮。四川省红十字会的数字显示，地震后报名的志愿者至少11万人，目前仍在灾区服务的只有六七百人。据四川省有关部门估算，目前服务于灾区的志愿者不足万人。
记者在共青团北川县委了解到，目前北川县的志愿者只剩下300多人。共青团北川县委把几个志愿者团队进行了一次资源整合，成立“四川省志愿者服务基地”，分为应急服务队、心理服务队等5个队，并为300名经得起考验的志愿者发了“北川志愿者证”。
志愿者回落原因有很多，比如，有的志愿者是请假奔赴灾区进行服务，最终还要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还有，政府部门更愿意选择成熟的志愿者组织合作，真正被政府认可并留在北川的单兵志愿者不过十几个。
“地震中，志愿者表现出来的热情很高，却不够理性和专业。”清华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说，更需要可持续的志愿者和志愿精神。
资金
3个月前，刘猛自信地说，他会在灾区坚持3年。现在，他也不知道自己能支撑到哪一天。
灾区援助是要花钱的。
去年，“共展联合会”通过朋友在北京捐了三卡车物资，光运费就两三万元，之后他们就再也不敢这么搞了，实在出不起这么昂贵的运费。
高思发最难的时候是2008年11月，“中国心”账面上只剩下70多元，一卡车越冬物资急于送到北川禹里，他咬牙垫上3000多元运费。
高思发说，最难的时候，他自己去做点生意，赚点钱来贴补团队的开支，解决吃饭问题。
据业内人士估算，一个NGO一年的活动经费在10万元左右；一个有生命力的草根NGO组织，一年的各项生存费用需要7万元~8万元。
资金缺口，成为坚守在灾区的草根NGO最大的困惑。
“面对一个生命垂危的伤员，我也是个瘸子，我背不背？要背，因为他没有人背。可是走在途中，我走不动了也背不动，我可以把伤员放在路边，独自离去吗？”刘猛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3个月前，刘猛自信地说，他会在灾区坚持3年。现在，刘猛也不知道自己能支撑到哪一天。
名分
没有它就没有资助
没有在政府部门注册的NGO就不会有合法的财务监管，公布银行账号接受捐款就涉嫌违法。
“这几个月没有任何资助出现吗？”记者问。刘猛点点头，“一些基金会找我们谈过，目前没给过一分钱。”
为什么？因为刘猛的团队没有注册，从资质上无法获得基金会的资助。
“名分”是一道槛儿，卡着灾区草根NGO的脖子。因为没有“资质”，很难获得公众的信任，也无法获得基金会和企业的资助。
“我们没有名分，根本不敢搞捐款。”高思发说，没有注册的NGO就不会有合法的财务监管，公布银行账号接受捐款就涉嫌违法。
为了这个“名分”，刘猛做过很多努力：找政府协调，甚至今年“两会”期间给全国人大代表写信呼吁。2009年3月，他被准许合法注册，但是无法使用“全国心理援助联盟”这个名称。
更为困难的是注册需要10万元启动资金，刘猛已经根本拿不出来了。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专家估计，这种“草根组织”全国约有80到100万个。贾西津说，我们实行的是审批制度，而不是国际通行的备案制度。如果志愿者要进行活动，必须先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才能登记。这个“婆家”很难找，因为它要为你的一切行为负责。
因此，很多业内专家建议，采取单一制登记管理制度，让众多“潜水”的NGO浮出水面。
监管
流于形式或空白
NGO是由业务部门和民政部门双重监管，大多流于形式。对没有注册的NGO，监督几乎是空白。
草根NGO在灾区救援中无私、无畏的表现诚然让很多人感动，可是其中一些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过财务问题。
今年2月，成都NGO备灾中心检查工作时发现，汉旺项目办全职志愿者胥波涉嫌私吞1300元捐款，还擅自把捐赠的240桶红蜻蜓食用油，悄悄运往当地一家熟人开的火锅店，谎称发给了受灾群众。
备灾中心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并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在网站上公告胥波的行为。
口碑和诚信几乎是NGO的衣食父母。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他所熟悉的几个团队几乎都出现过财务问题。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教授邓国胜认为，主要是缺少严格的内部监督流程，即使是草根NGO，也需要管理。
“除了团队内部管理上的原因，也与公众对NGO缺乏基本了解有关。”邓国胜说，NGO团队成员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也需要收入和薪水，因此NGO运作需要运营成本。捐助者往往不考虑这些，只管一对一的捐助，如果这个组织没有其他途径的运营成本来源，久而久之，有些人就会产生心理不平衡，出现私吞财物的现象。
此外，这种现象也暴露出一些NGO缺乏有效的第三方监管。“我国对NGO的监管是由业务部门和民政部门双重监管，但大多流于形式。”邓国胜说，“政府对没有注册的草根NGO的监督几乎是空白。”
求生
找项目去“化缘”
他们的第一个项目是与一家啤酒公司合作，取得代理权，赚到的钱就用在永兴板房的援助项目上。
种种迹象表明，一些草根NGO已经开始变通，寻找生存之道。
“政府——NGO——企业”是一种新的NGO运营模式。有慈善意识的企业出钱，NGO负责项目运作，再得到政府支持。这是一种三赢的局面。
据了解，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会此前宣布，会安排至少1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民间组织参与救灾。首批获得支持的NGO组织，达37家。地震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财团”，正尝试把部分善款交给NGO去“花”。
这种幸运很难降临在因地震而生的草根组织头上。5月5日，高思发、刘宝宗等在永兴板房的“四川省志愿者服务基地”召开会议，议题就是生存之路，想生存必须自己“造血”。
去年9月，刘宝宗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大胆地想到了社会企业，即用公益组织的影响力进行企业经营运作，所获利润用来养活公益项目和专职工作人员。
今年1月，刘宝宗才真正开始运作。他们的第一个项目是与一家啤酒公司合作，取得该品牌在绵阳的代理权，赚到的钱就用在“完美春天”在永兴板房的援助项目上。随后，又与几家企业搞过类似合作。
在参与灾区重建的漫长过程中，草根NGO的求变之路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