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劳务中介，以社工专业方法提供服务
NGO助农民工就业
当前，农民工就业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以农民工为服务对象的NGO们也行动起来，试图帮助农民工就业。
有的NGO建设流动人口就业网络，支持农民工就业；也有的NGO提出不能做劳务中介，而是用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维护农民工权益，助农民工就业，包括培训企业高管、开展调查、为政府出谋划策等。NGO助农民工就业的这些工作方法，或可为政府提供一些思路。
■ 公益时报记者 杜志莹
2月19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西站附近的农民工NGO——北京在行动国际文化中心，中心负责人马阳正在忙着准备自己的志愿者评选资料，说到自己入围北京2008十大志愿者候选人，马阳脸上带着谦逊的微笑：“我自己其实都没有想到，是别人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的。”
马阳说，目前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事并不是志愿者评选，而是如何帮助农民工找工作。“金融危机导致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作为一家农民工NGO，让农民生活的更好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1月18日，北京在行动国际文化中心发布了一份《农民工受金融危机影响“返乡”状况调查》，该调查以农民工草根NGO的视角，选取了北京和苏州两个城市的300多名返乡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初步获得了第一手信息。
记者了解到，金融危机发生后，农民工类NGO都在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在应对危机，发挥自身的特长帮助农民工维护自己的权益，改善民工的生活。
方法一：
建设流动人口就业网络
2008年10月，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马阳所负责的北京在行动国际文化中心就意识到，在经济形势不利的情况下，首当其冲的就是农民工。
“我们今年的原计划是继续在流动人口当中宣传《劳动合同法》，因为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促进劳动关系和谐。”马阳说。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长三角、珠三角的大批工厂倒闭，农民工失业，这引起了马阳和他的团队的关注。
马阳，在创立在行动之前，曾当过兵，做过保安，为了工作在马路上贴过小广告。曾为流动人口的他，对于农民工失业和找工作深有体会和感触。
今年2月2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农村问题权威专家陈锡文表示，全国据目前的统计，离开本乡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的总量大概是1.3亿人，大约有15.3%的农民工因全球金融危机而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找到工作。据此推算，全国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
“对此，我们马上转变了今年的工作重点，针对农民工失业和就业难的问题，我们申请了两个新的项目，即支持流动人口创业和就业网络建设新计划，这个新计划分为两部分，即就业和创业，还起草了社会支持就业公益计划书，我们在北京找了1万家企业，和他们签订合同，免费给他们介绍人才，同时也算是给他们进行了宣传和推广。”马阳说。
目前在农民工就业方面，存在就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企业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而农民工又找不到与自己专业合适的工作。”马阳说，“这样会导致很不好的结果，很多农民工在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工作，就存在焦急心理，这个阶段很容易上当受骗，我们接触过很多类似的案例。”
而与企业签订促进农民工就业的合同，在一定程度上就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农民工在我们这里填好求职表，我们再根据他们的需求找到合适工作。”马阳介绍说，这一万家企业可以提供大约10万个岗位，“在我看来，这已经不是个小数目了。”马阳说。
在鼓励农民工创业方面，在行动国际文化中心创立了50万元小额贷款基金，给准备创业的农民工提供3万-5万的小额信贷。“我们将集中给10至15个人进行重点培训，在创业期间进行督导，引导他们健康发展。”马阳说。
“这是我们今年最重要的项目，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如果做的好，以后还可以持续做下去。”马阳很有信心。
最近，马阳和他的志愿者团队正在做一个关于流动人口返乡的调查，预计四月的时候会有调查结果。“我们想了解一下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留在了家乡。”马阳说，“我自己明显感觉来北京的农民工多了，虽然工作这么不好找，但更多的农民工还是出来了，尤其是二代农民工，他们已经不能适应家乡的生活。”
除了这件最重要的工作，马阳和他的团队还将对流动人口进行培训，让他们融入社会，融入城市。“让他们学会在城市生活的基本技能，能够轻松找到工作，同时能够通过培训懂得保护自身权益的知识。”马阳说。
方法二：
用社工方法培训企业高管
与马阳和他的团队应对外界变化不同的是，北京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的负责人李涛认为，应对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李涛，曾做过工人、记者、杂志主编。2003年，他创立了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专门为农民工提供公益服务。
那么，当经济危机来临，李涛和他的团队在做什么呢？
今年1月中旬，李涛组织33名成员和农民工志愿者，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农民工人群展开调查。调查历时半个月，涉及北京、江苏、陕西、重庆等15个省市。
调查显示，节后，多数农民工不愿意留在村里生活，其中59.3%的人选择春节后继续回城市打工，13.2%的人决定在家里呆一段时间看形势，7%的人决定自己在家里找份工作，选择种地的、在家创业的、合伙创业的、学门技术再出去的总计占17.7%。
元宵节过后，来自广州、东莞及深圳等农民工流入地的信息表明，企业用工需求减缓已成定势，即使已找到岗位的员工，其薪资水平亦有不同程度下降。
调查显示了另一个严峻现实是，各地方政府针对失业农民工的培训，并不被多数农民工认可，培训显得相对低效而空泛。
“近期，我们将邀请20多个农民工志愿者开个探讨会，对于金融危机导致民工失业，农民工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关注的是农民工本身，努力还原他们的真实。”李涛说。
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曾指出，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农民工失业潮尚未见底，可能会加剧社会矛盾，甚至诱发群体性事件。要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
“农民工的失业不会导致社会治安的明显恶化；农民工的就业格局也正在朝西部、北部城市发展。”李涛认为，城市出现的一些流动人员犯罪，他们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是两码事。“不要戴着有色眼睛看待农民工。”
最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的都是三农问题，此次调查发现，农民工对于中央政策的评价是很高的，但是农民工对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是不信任的，他们认为，一些政策一到地方就变样。
作为一家民间组织，代表着被服务的群体，“政策的受益者是农民，风险承担者也是农民，我们就是把他们真实的声音传递出来，给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
外界环境的变化并没有影响李涛和他的团队改变策略或者项目。李涛认为，应对外界的变化是一个机构最基本的能力，或者说，一个机构所做的工作就是应对外界变化。“我不提倡外界发生了什么就跟着去做什么，这样运动式地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对的，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和功能，NGO应该结合经验做好自己的事业，这就是应对危机的最好办法。”
“我们这次在珠海对企业管理层进行培训，用社工专业方法提供服务，保障农民工的利益，这本身就是我们做的最基础的工作。如果让我们帮助农民工就业或者创业，那我们还不成了劳务中介组织了？”李涛说。
在NGO促农民工就业时，自身也需应对危机，度过“寒冬”
草根NGO如何过冬
对于农民工类的NGO，此次金融危机对他们自身的发展来说，是个机会还是个挑战呢？今年的工作任务是不是更重了呢？北京在行动国际文化中心负责人马阳认为，危机也许是机构发展的机遇。
“虽然我们今年的任务可能更重了，但是对于机构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次很好的机会。”马阳说，“如果我们发展的好，服务做的好，那么我们的公信力可能会更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会更大，会取得更多的项目合作，而这些改变，会让我们所服务的群体的生活状况变得更好。”
但是，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今年在行动中心的项目资助比以往少了近三分之一。“我并不担心资金的问题，我们会多开辟渠道获取资助。”对于项目的资金来源问题，马阳很有信心。目前，马阳和他的团队正在做一个叫“法律流动诊所”的项目，为工地和工厂的农民工上门进行法律知识宣传。“我们正在向美国的一个基金会申请项目，很快就有结果了。”马阳说。
虽然经济危机导致大批农民工失业、找不到工作，但经济危机对于农民工类NGO的影响却并不是很大。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负责人李涛说：“金融危机虽然有影响，但影响有限。”
据了解，协作者今年的工作计划在2007年就已经制订好了，“今年不过是走的或快或慢的问题。”李涛说。“一些基金会对于项目的资助可能会减少，但是，应该把这次危机当成正常的事情，就如六年前的那次非典一样，我们是很自然地回应，至于别人怎么看待我们，这并不重要。”
李涛认为，作为一家NGO，面对种种危机，要有自信和勇气，做一个有性格的NGO。
而隶属于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的打工妹之家负责人韩会敏也认为金融危机对于机构的发展影响并不大。“我们的感受并不是特别明显，所以正在做一个针对外来工家政、护工、小买卖打工者的调查，想了解一下经济危机对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韩会敏说。据了解，这个调查预计在“三八”妇女节前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