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闯把邮局给“雷”倒了。
2009年7月8日，他蹬着三轮车，把成捆的信件堆到了邮局柜台上。柜台里面的女工作人员有些不知所措，赶紧喊来一位男同事帮忙。
“这一共有多少封？”工作人员问。
“1997封。”雷闯答。
“那你就付1997封的钱吧，我们也不数了。”工作人员痛快地说。
雷闯寄信的钱都是借来的，一共花了3500多元。这样大规模的寄信，雷闯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是在去年9月，那时还在浙江大学生物工程专业读本科的他非常希望能被保送到中科院读研，怕在保研过程中因为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而被学校拒收，他写信向523名中科院院士求助。
当时雷闯的这一行动，被公益组织赞为“打响了教育领域反乙肝歧视的第一枪”。虽然最后还是没去成中科院，不过经媒体报道，雷闯成了浙江大学的名人。
这一次不同的是，已经被保送至上海交通大学读研究生的他不再只为自己写信，寄信的数量也增加了近三倍。这些信是寄给全国1983所高校校长的，这是全国所有高校的数量。
7月初，全国各地的高考录取工作都陆续展开。雷闯希望以自己的行动，呼吁各高校在高考录取过程中，不要有乙肝歧视，且在入学的体检复查中不要检查乙肝项目，切实保护乙肝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利。
“要寄就给每所高校寄封信！”
给1983位校长寄信是个巨大的工程。
首先，写信就颇费斟酌。这封名为《乙肝学子希望高考平等录取乙肝考生的恳请信》是雷闯自己写的。他对信的主要内容还比较满意，觉得这比自己第一次给院士的信好多了，因为“第一次有好多感情的成分在里面，这次则更加有理有据”。他不仅列出了当前高校在保护乙肝病毒携带者受教育权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但是信开头的称呼就是个问题。雷闯开始的想法，是每一封信都用各个学校校长的名字。但是后来发现，那样工作量会增加好多倍，等信寄出去了，怕是高考录取也快结束了。最后，他决定一律称呼“尊敬的校长”。
将近2000封信的封装，也是一个颇有规模的场面。宿舍楼的阿姨把一张空桌子借给他用。7月的杭州，身上盖层纱都觉得热，一位老乡脱了背心和他一起作战。后来路过的一位师兄，和一位不认识的同学也加入封装的队伍。四个人流水作业，折信、裁地址、贴地址、封口，从上午八九点钟一直埋头弄到晚上12点，却发现仅仅装了近2000封信的冰山一角。第二天早上七点起来接着弄，一直弄到下午一点多才“竣工”。封装这些信，光固体胶就用去二三十管。
最后一清点，本来是给1983位校长的，却出来1997封信。雷闯不好意思地说：“搜集全部高校的地址是很多同学帮忙做的，难免有地址重复的，可能有的校长要收到两封信了。”
之后，雷闯从学校保安那里借来了三轮车，把十大捆信装上车，然后蹬着车到毛主席像前留了影。雷闯说这是自己的一个习惯，每逢做完一件“大事”，就要到毛主席像前留影。
雷闯特别有这种意识，他觉得自己的行动非常有意义。决定写信的时候，很多人泼冷水，说根本没用，但是雷闯根本不在乎结果，他认为这样的行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这次写信是因为中国海洋大学的一个大三的男生，这位男生联系雷闯，说想以后保送中科院，怕再遭到乙肝歧视，因此想再次针对中科院的乙肝歧视寄信院士。但是雷闯认为，这样效果不好，因为自己已经给院士写过一次信，还不如寄信给中国1000所高校校长。开始是准备两人一起做，后来由于要考试，男生没法帮忙，最后就变成了雷闯一个人的事。
“既然已经开始，就把它做好。”有一天骑在自行车上，雷闯想：“要寄就给每所高校寄封信！”后来，他请别的“战友”(乙肝病毒携带者彼此间以“战友”称呼)帮忙搜集高校地址和校长姓名。“战友”再找自己的朋友，最后也不知道帮忙的人一共有多少。
中间也有挫折。刚开始的时候，雷闯把1983所学校的地址搜集工作，分给10个人，请他们帮忙完成，最后只有一个人如期完成了任务。大量的“半拉子工程”只好再找人完成。
最后，原定一两天就搞定的地址搜集，从7月2日开始，到7月7日终于全部完成。
在宿舍楼里封装信件时，不时有同学路过问寄信给校长干什么。雷闯就说：“我们在搞一个教育部的项目，给中国的每所高校校长发份文件。”
两位校长回信
对于雷闯给中科院院士写信的行为，当时就有媒体评论说，这是一种“无奈的行为艺术”。公益机构益仁平的负责人陆军觉得：“这个说法太贴切了！”
陆军及其机构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反乙肝歧视等维权活动，经常举办一些公益讲座，以前也邀请雷闯讲自己的维权经历。这次，在益仁平即将开始的青年志愿者夏令营中，雷闯的演讲主题则直接被定为“行为艺术”。
陆军觉得，类似雷闯这种“行为艺术”的维权方式，在改变公众认知方面现在看来是最有效果的，因此非常值得推广。而改变公众认知，是反乙肝歧视最艰难的一环。
陆军从2003年开始关注反乙肝歧视的问题，从2003年到现在，他经历了人事部、卫生部等部门反歧视规定的出台，还有《就业促进法》的颁布。但是，他认为在公众认知方面，变化不大，他自己的一个同事竟然认为在公共汽车上摸一下扶手都会被传染上。
有人认为，在高等教育领域，乙肝歧视已被基本消除，雷闯的行动没有多大意义。但是陆军说，高等教育领域的乙肝歧视问题不是不严重，而是未被表达。
去年10月，益仁平机构做过一次“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乙肝歧视状况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在本专科招生中，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一些特定的专业上，还有一些高校擅自扩大国家对乙肝携带者就读专业的限制，比较突出的是医学院校。比如，北大医学部今年4月公布的招生体检规定就是这样。
很多情况下，学生没意见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被歧视了。2005年，被媒体广为报道的“全国首例高考招生乙肝歧视案”，陆军曾全程参与。他说，这个案件的主人公白晓勇的幸运在于，他的档案被退回后，有个老师告诉他，档案被退回的原因可能是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而学校以这个理由退档可能是违法的。“不然的话，他根本就不会知道自己为什么没被录取。”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知道自己被歧视的人，也很少发出声音。2005年9月，新疆大学、新疆农业大学对156名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新生作出休学决定。
陆军当时搜集了20多个学生的联系方式，打电话过去，只有两人表示愿意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维权。而且，这两人当中有一个人，在准备向法院递交诉状时又放弃了。“因为在教育领域，被歧视的当事人中未成年人居多，维权意识不是很强。但是在就业领域，被歧视者就是成年人居多，这方面的意识非常强烈。因此，他们维权的声音就相对显著一些。”
截至7月14日，雷闯已经收到两位校长的回信。一位是浙江万里学院党委书记陈厥祥，他在信中写道：“日前寄来的信件收悉，并已批转分管校长和招生办负责人。我们一直是遵照有关规定公平、公正、公开进行招生工作，今年也不会例外。”
另一位没有署名，通过网络搜索，雷闯推断可能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校长，这位校长写道：“不错，有社会责任感，敢于为大家的利益去做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本身就值得赞扬。我会在我的责任范围内创造条件支持你的观点。”他还鼓励雷闯：“在为自己争权益的时侯想到的是群体……小伙子坚持下去！不仅是这样一件事情！”
当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听说雷闯给全国高校校长写信一事时，当即表示：“我很赞同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我自己也正在琢磨做一个类似的事情。我愿意联系反就业歧视方面的专家教授，联名声援雷闯的行动。”
雷闯说，踩着三轮车去邮局的时候，感觉脚很重：“其实不是脚重，而是我的心太重，而是三轮车上的1997封信承载着的我们的希望太重。真希望校长们能真的看到我的信，在录取中不要有乙肝歧视……”
